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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时期先锋文艺的公共性

发布: 2015-11-12 17:31 | 作者: 李建立



        
        此外,在面对强势的社会管理时,团体的联合能形成相互声援、策应的共同体。虽然和严格意义的团体相比,当时的不少团体都相对松散,但相对于个体或单个团体的争取,团体的联合有助于增强行动效果,能向行动对象施加更大的压力。这一点,在第一届“星星”美展被取缔后抗争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发表的文告、组织的游行都是由多个团体联合署名和参与。特别是在组织游行时,“星星”的艺术家并不积极,包括画展发起人黄锐[ “当时开会是民刊的人主持的,‘星星’的人参加讨论的就七个人,其他人没来。最后表决的时候,只有我和马德升、曲磊磊等五个人。表决的结果,‘星星’的人只有我一个人持反对意见。……游行的时候主要是民刊的人,星星的不多。”见田志凌:《“星星”撼动了当时的社会——黄锐访谈》,载《南方都市报》2008年5月18日。]。当时的其它民间团体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天》的很多工作人员都是游行的主力。而在这一过程中,部分星星艺术家(如黄锐)在不同意游行的情况下又决定参与,表现出的正是托克维尔所谓的成员对在团体中个人利益的“正确理解”[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53页。],是在团体和成员均有相当独立性的条件下作出的决断。
        和它在美展展出的作品一样,“星星”画会和当时的其它先锋文艺团体,无论行动上还是相互阐释、相互支援的方式上,在当时都是“一种新的角度,一种新的选择”,是在个人的联合、团体的联合以及文学与艺术的联合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次对世界的掘进”,也是一次富有自主性的整体“掘进”。[ 第二届“星星”美展·展览前言,收入《星星十年》,香港汉雅轩1989年版,第8页。]
        二、“一种有利于艺术发展的组织形式”:体制内/外的呼应 
        正是借助于团体的力量,《今天》进入了当时的公共文化领域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种成功甚至激起了有益的竞争。据说,艺术家们组织“星星”美展的直接动机是与《今天》举办的“诗歌朗诵演唱会”的争胜:
        
        朗诵会回来,我筋疲力尽,觉得有一种失落感。因为诗人们出了风头,可是画了这个蓝色封面的永远停留在封面上,看不到艺术家的存在。后来我就去找了马德升,说要做展览。我们就找了曲磊磊、王克平、严力,还有李爽啊很多人。[ 黄锐:《黄锐自述》,载《南方都市报》2006年11月13日。]
        
        黄锐在这里提到的是“星星”诞生的具体情景。和《今天》一样,当时这类民间独立的文艺活动都出现于“文革”后的特殊语境。学界对这一语境的重构,多围绕当时的西单“民主墙”,这种思路也在很多当事人的回忆中得到验证。本文则要提出另一条之前被轻视的线索——和“星星”与《今天》都有关联的“新春画展”。
        1978年,北京部分油画家自发组织了“春潮画会”(后改名“北京油画研究会”)。1978年2月,该会在中山公园举行了“新春风景静物画展”。参展作品自主选送,展览亦由民间自行组织。画展在当时引起极大的轰动:一方面是因为展览的内容,据说“展览中所展示的学院派、印象派、表现派、野兽派的作品,纷纷扬扬,仿佛非洲的植物园”[ 夏朴:《采一束鲜花献给春天——评中山公园<新春画展>》,载《今天》第2期,1979年2月。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刘海粟的油画《秋》,他还为这幅油画题写了配了一首诗:“诗情画意两无心,苍松红叶意自深。兴到图成秋思远,人间又道是高更。”刘海粟:“秋”,收入《新春画辑》,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版,第1幅。];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艺术家江丰为展览写的前言。“这份内容、言辞都大不同以往” [ 陈丹青:《江丰老师二、三事》,见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9679935,2014-8-22 11:33:04。]的前言提议画家可以自由组成画会并展出:
        
        参加展览会的作者(包括已去世的),有老一辈画家和中年青年画家,共四十多人。这批自由结合起来的画家的展品,大家协商不设审查制度,是为了更好地加强画家个人对社会对人民的政治责任感。
        这个展览会定名为“新春”。画家们正在热烈地讨论酝酿,可将这样展览方式固定下来,甚至可以自由组成“画会”,计划每年举行一次或数次各种题材作品的展览会。[ 江丰:《江丰为北京“新春风景静物画展”所写的<前言>》,载《读书》1979年第1期。]
        
        作为延安时期的鲁迅艺术学院美术部主任、陕甘宁边区美术界抗敌协会主席,江丰在建国后长期担任美术界的组织领导工作:1949年当选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在“文革”前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和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这次画展后一年多,江丰开始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和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在此之前,“有一阵子盛传江丰要出来工作了”[ 陈丹青:《江丰老师二、三事》,见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9679935,,2014-8-22 11:33:04。]。在这则前言中,江丰特别提到了“自由结社”,并对民间自行组织画会的好处进行了阐述:
        
        这个做法很好,自由结社是在我国宪法上明文规定赋予人民的合法权利而且画会是一种有利于艺术发展的组织形式:一、繁荣创作;二、促进艺术作品的风格、体裁和题材的多样化;三、可以起鼓励画家们在艺术上互相学习、互相竞赛、互相提高的作用;四、有更多的机会把艺术作品拿到群众中去,接受群众的评论;五、还可以标价出售,以解决画店不收,宾馆不挂油画这种不符合百花齐放的方针的作法,而造成画家再生产的经济困难问题;六、这种展览将来还可以逐步达到,经费自筹,无须政府补助。对发展艺术创作有这么多好处的‘画会’的这种组织形式,应该大力提倡,办的越多越好。这一定会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赞助和支持。[ 江丰:《江丰为北京“新春风景静物画展”所写的<前言>》,载《读书》1979年第1期。]
        
        在这里,艺术家自办画展以及独立组织画会的构想已经相当完整。江丰的说法虽非官方正式表态,但具有相当的权威性。这则前言“不胫而走,很快被传抄到各地” [ 陈丹青:《江丰老师二、三事》,见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9679935,,2014-8-22 11:33:04。1979年4月《读书》创刊号以《江丰为北京“新春风景静物画展”所写的<前言>》为题刊发了前言全文,该期《读书》在当时影响力很大,特别是同期发表的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一文引起了一些风波。]。《今天》的创始人——或者说“星星”的发起人——黄锐在《今天》第二期专门就“新春”画展撰写了文章。文中大幅引用了江丰“前言”的全文,并作出如下回应:
        
        组织画会是很好的建议。为了促进艺术水平提高,应该同时开辟画室,画室可以发挥优秀艺术家较大的作用,教学之间也会有较紧密和较诚挚的关系。画室和画会,本着自负盈亏的原则,可以承包各种美术项目,向人民提供丰富的美术作品,应用美术设计,它们一定会繁荣我国的艺术局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贡献。[ 夏朴:《采一束鲜花献给春天——评中山公园<新春画展>》,载《今天》第2期,1979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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