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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转折点:回忆文革后的高考

发布: 2015-7-03 06:17 | 作者: 张隆溪



        我并不喜欢忆旧,哪怕我们这代人见证了中国近三四十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就个人经历而言,回想三十多年前的自己,也几乎有恍若隔世之感。胡适有《四十自述》,我就觉得这位胡博士老气,四十出头,不过人到中年,后面的路还很长,怎么就清仓盘点了呢?我现在早过了四十,可是关于回忆,就常有这样矛盾的心情。一方面感到数十年间经历过的变化,有时候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但另一方面,现在要做的事很多,没有时间停下来忆旧。不断做事而且有事可做,这是生命充实的证明,是一种好的、实在的感觉。可是《书屋》的编辑朋友要我写一篇文章,回忆三十年前恢复高考时的情形,却又立即勾起我的兴趣,因为那是我生命中一个重大的转折,而且对于文革十年累积起来的历届毕业生,那都是一个重大转折。
        文革开始,从小学到大学都“停课闹革命”,而且一停就是十年,中国的教育完全停顿中断。传统上中国人曾经相信“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不仅尊重知识,以知书识礼为荣,而且很早就建立起以文取士的考试制度。比较起讲究血统、门阀世袭的制度来,那无疑是更合理、也更开放的制度。文革的情形则恰恰相反,红卫兵一开始就喊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口号,按家庭出身把人分为“红五类”、“黑五类”,赤裸裸的血统论甚嚣尘上。知识份子被称为“臭老九”,读书越多越蠢,居然堂而皇之成为正统观念。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读书和教育似乎成了坏事,应当被革除。当然,文革中也不是没有复课的举动,1973年就曾恢复考试,但那次并不是全面恢复高考,因为知识青年们不能自己报考,而须由“革委会”推荐指定。结果不仅没有选拔出品学皆优的人才,反而出了一个“白卷英雄”张铁生,使读书无用、知识有罪更成为当时政治舆论的主流,把中国的教育进一步推入蒙昧的深渊。可是对已经识字开窍、下放到农村或在工厂工作的知青们说来,求知实在是生命的需要,而且外在的物质条件越是简陋困乏,精神的需求反而越强烈、越迫切。
        从1969到1972,我在四川德昌茨达公社下乡三年,后来回到成都,在市汽车运输公司做工人五年。在那些年月里,虽然生活和学习的条件都很差,但完全出于求知的需要和纯粹的兴趣,我一直坚持自学。那时候没有什么书,没有老师指点,凭自己摸索学外文,在别人看来也许很苦,在我自己却有无穷的乐趣。茨达山村里没有电,我晚上就着一盏煤油灯的微光,往往一直读到深夜。记得离开农村回成都时,取下靠墙钉着用来放书的一块木板,我发现木板上面的墙壁是灰白色,下面的墙壁三年来却被油烟熏成黝黑,积了厚厚一层油灰。取开木板,墙壁上下黑白分明。韩愈《进学解》有名句说:“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看到墙壁上那一层油灰,我似乎对这句话颇有些体会。
        回到成都,由于偶然的机缘,我有幸结识了藏有许多英文书的欧阳子隽先生。在文革抄家、焚书的劫难中,这位老先生见还有年轻人喜欢读书,能够读书,不禁引做同道知己,结为忘年之交,于是慨然将藏书对我开放。那时求知的欲望由于受到外在环境的压抑,反而拒绝外在,完全沉浸在内在自我的精神追求之中。读书如痴似狂,与几个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谈读书、谈学问、谈时政,虽然清贫如洗,在我却是一种纯粹而且高尚的享受。那是极艰难的岁月,也是极有理想的岁月,是极贫困的日子,也是精神上极丰富的日子。那时候读书没有、也不可能有丝毫实际利害的打算,但也正因为如此,在朋友之间形成的是一种纯粹追求知识的风气,即以知识本身为目的而发奋读书的风气。
        当年帮助我的人,除欧阳子隽先生之外,还有曾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担任过图书馆馆长的邓光禄先生。他热心帮我找书,曾带我去四川大学图书馆,又去认识四川医学院的刘正刚先生。但当时还在文革之中,大学里的气氛反而比学院之外更紧张严峻。图书馆完全封闭,一本书也借不出来,知识份子则不断受批判,人人自危,很难有心思谈学问。不过我认识了川大外文系的解毓葵教授,在七十年代初,我有时到他家里去请教,和他交谈,得益不少。记得解先生十分欣赏英国诗人雪莱,曾说用屈赋骚体来翻译雪莱的《西风颂》,必定最能传其神韵。我还去拜访过曾任川大副校长、但在57年被划为右派的谢文炳先生,他是川大外文系的名教授,对英诗很有研究。那时候谢先生独自一人住在一间很小的房子里,室内好像没有什么书,空空如也。我怀着一腔热情,到他住处登门造访,想和他讨论我读得正入迷的一部《金库英诗选》,然而我见到的却是一位苍白瘦弱、心灰意懒的老人。我说我正在读英诗,很希望得到他指教,但是谢先生却含着一种悲悯的眼光看着我,对我说:“你看我弄了一辈子英诗,现在落得这个样子,你年轻人还读这些干什么呢?”我那时颇有点失望,但我可以想见文革中先生的遭遇,也就没有再说什么。确实,在当时那种严峻的政治气氛和压抑的社会环境里,如此唐突到大学里去找教授们谈学问,尤其是谈被视为毒草的西方文学、英美诗歌,实在太幼稚,太理想了。当时也只有像我那样在学院之外,没有人指导,也没有人监管,才可能凭着个人兴趣和自我完善的欲望读一点书,在求知的道路上踽踽独行。
        不过人生的变化实在难以预料。大概在1974年,科学院四川分院下属的生物研究所研制了一种治冠心病的新药,准备参加广州交易会,需要把药的说明书译成英文。生物所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译者,后来通过朋友推荐,由我翻译了这种药的说明书。生物所的研究员们很满意。他们费了很大力气,终于在1976年把我从汽车运输公司车队调去生物所做专业翻译。比较起文学和诗的语言来,科技英语实在很简单,所以生物所的翻译工作在我很轻松。我在生物所一年,除翻译一些科技资料之外,还译了两本书,一本是由中文译成英文的《大熊猫》,1980年在北京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另一本是由英文译成中文的《蛇类》,也由科学出版社在1981年出版。这两本译作是我最早的出版物,但我的兴趣始终在文学,所以我继续自学,抽时间译诗,并且译出了法国史家泰纳著《英国文学史》论莎士比亚的一章。
        就在这时候,文革结束,中国的大学恢复了高考,对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说来,这真是扭转乾坤的大变化,是令人砰然心动的大好机会,但也是突如其来的严峻挑战。文革十年,从初一到高三积累了数量极大所谓“老三届”的历届毕业生,高考的竞争相当激烈。对大多数人说来,学业中断了十年,要在短时间内复习准备,参加考试,又是谈何容易。我的许多中学同学,这时大都已回到城里工作,纷纷报考。可是中学阶段学到那点基本知识,已经丢弃得太久,现在要重新拾回来,要弥补失去的岁月和已经遗忘的知识,真是难之又难。这时大家才深深感到,丢失了的十年是多么可贵而且可惜。在时间的压力下,有人焦头烂额,也有人使出怪招。我认识的同学中,就有几位仁兄竟然接连到医院去治痔疮,以此得到较长的病假,多一点时间复习。我的同学中很多人通过复习和高考,后来都得到机会,在不同的大专院校学得一技之长,走向不同的工作岗位。当然,考试是一种竞争,其中有成功者,也必然有失败者。记得有人告诉我,成都有一位考生,高考没有成功,他便自我解嘲说,那一次高考实乃“以国家之长,攻我之短”,大家一时传为佳话。其实,无论自己报考的志愿是否得到满足,无论考入哪一所大学,起码大家都有了一次变动转折的机会,也都重新恢复了对知识的信念和重视。中断十年的教育得以重生,那才是最重要的意义。
        那时候我作为中学毕业生,可以去参加大学本科生考试,也可以选择以“同等学历”参加研究生考试。我自忖已经失去了十年光阴,而我对自己的英语程度也有些自信,所以决定直接报考研究生。虽然前此一两年,我到川大拜访谢文炳先生没有什么结果,但其实谢先生心里已经记住了我。恢复高考时,他托人叫我去见他,鼓励我报考川大英语专业的研究生。他说他了解川大外文系的情形,以我的英语水平,考研究生绝无问题。当时报考可以填写两个志愿,谢先生建议我两个志愿都填川大。于是我报考了川大,并按照指定的参考书准备考试。可是那年谢先生自己并没有招研究生,而川大招生的专业是研究英语教学和语法。我虽然报考了川大,却一直不甘心,因为我的兴趣不在语法和语言教学,我希望研究的是文学。当时只有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有英美文学研究专业,但北大是中国最高学府,指导教授是朱光潜、李赋宁、杨周翰、赵萝蕤这样名扬遐迩的大学者。当时就连我中学的好友们都认为,我以中学毕业的学历,直接考研究生已经跳过了一大级,还要报考北大研究生,似乎有点异想天开。然而我的妻子(那时还是我的女朋友)很支持我考北大,觉得至少第一志愿应该填北大。她说:“你今年考不上北大,明年还可以再考川大。如果不去试,你怎么知道自己能不能考上北大?去试过了,才免得将来后悔。”这话确实有道理,但中学毕业和北大研究生差距实在太大,我还是犹豫不决。
        那时科学院四川分院的院长是作家马识途先生。他是西南联大毕业生,在联大是中共地下党员,后来是四川省委书记之一,兼任四川科分院院长。我工作的生物所是科分院下属机构,所以到生物所之后,有机会认识了马识途先生。马先生是作家,当然对文学有兴趣。他知道我喜欢文学,也读过我翻译泰纳论莎士比亚的文章,对我的英语能力和文学修养颇为赞赏。那时有人告诉我说,希望考研究生的人可以把平时的习作寄到想报考的学校去,请教授评定是否合格。马识途先生就对我说,他当年在西南联大认识的一些朋友,其中有的在北大任教。他要我用英语写一篇文章,他愿意替我寄到北大去。我那时候想,如果我写一篇评英国文学作品的论文,以我中学毕业的背景,很可能别人不相信,甚至会怀疑我是从什么书里抄来的。而我从来喜欢中国古典文学,也看过一些外国学者翻译的唐诗,于是决定用英文写一篇文章,专门讨论外国人翻译李白、杜甫诗的得失。这样的题目比较特别,大概不容易被人怀疑为抄袭之作。文章写好之后,我交给马识途先生,他再寄到北大去。
        可是此后很久都没有音讯,我以为不会有什么结果了。但就在报名日期即将截止的最后几天,我突然收到北大历史系许师谦教授从北京发来的电报,要我改考北大。我正犹豫间,又收到许教授的信,信上说他收到马识途先生寄去我那篇文章,就转给北大西语系,后来由系主任李赋宁教授亲自看过了。许先生说在西南联大时,他曾上过李赋宁先生教的法文课,算是李先生的学生,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他在北大工作,和李赋宁先生成为同事。然而数十年来,他们在北大校园里见面,也只是点点头打个招呼,互道寒暄而已,李先生从来没有上他住的宿舍去过。许先生说,李赋宁教授看了我那篇文章之后,亲自第一次上他家里来,说一定要让这个四川的学生报考北大。读完许先生的信之后,我兴奋不已,立即到报名处要求改考北大。我记得报名处的工作人员把我训斥了一通,说报名日期马上就要截止,研究生考试也很快就要开始了,你一直按照川大指定的参考书在准备,这时候突然要改考北大,不是发神经病是什么?但我坚持要改,说考不上是我自己的事,不要别人负责,他们最终还是让我改了报考北大。
        那年研究生考试分两次,我在成都参加初试,得了96分,觉得很满意。不久就得到通知,去北京参加复试。记得那是1977年秋天,我从成都乘火车一路北上,到北大后才知道,全国各地有四十来位考生汇集到北大西语系,来参加英语专业包括书面和口语的复试,而且他们的初试成绩大多在90分以上。后来听老先生们说,他们初试出题时以为,多年以来,我们的大学教育从来没有真正重视过西方文学,再加上十年文革,教育中断,他们担心题目如果太深,就没有人能考得上。可是没有想到,全国不仅有很多人报考北大英美文学专业研究生,而且初试成绩远远超过他们的预想。那年英语专业研究生只取十多人,为了把考分拉开,他们不得不大大增加了复试题的难度。复试题不仅涉及范围广泛的英美文学专业知识,而且考生依据自己知识的深浅,可以作不同层次的回答。例如有一道题问:在莎士比亚戏剧里,有哪个人物在两出剧里都出现过?为什么?答案是著名的喜剧人物福斯塔夫(Sir John Falstaff),他分别出现在《亨利四世》(Henry IV)和《温莎的风流妇人们》(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两出剧里,而究其原因,则据说是莎士比亚剧团在演出《亨利四世》的时候相当成功,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看了以后非常高兴,说想要在别的剧目里,再看见福斯塔夫。于是莎士比亚在写《温莎的风流妇人们》时,让滑稽可笑的福斯塔夫再度登场。类似这样的问题很多,这类题目不仅考一般的英文程度,还考有关英国文学史的常识,灵活而有趣,可以使考生发挥自己的能力。
        在北大复试除了笔试之外,还有口试,由杨周翰教授主考。杨先生后来是我的指导教授,带领我研究莎士比亚和文艺复兴时代的英国文学。杨先生曾告诉我说,复试时他“击节赞赏”我笔试的考卷,但知道我是自学英语,就很担心我的口语有问题。但口试时,我的听说能力使他也很满意。在口试中,记得杨先生曾问我什么是Apocalypse,我回答说那是关于未来的启示,尤其指《圣经》中有关世界末日的启示录。他看出我对英文《圣经》有些了解,而这对于研究文艺复兴和十七世纪的英国文学十分重要,便满意地点头称是。考试完毕后,李赋宁先生私下告诉我,说我考了研究生第一名。我那时候激动的心情,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李先生温和的笑容,也历历如在目前。我能够报考北大,和李先生的鼓励直接相关。我到北京参加复试,才第一次见到李先生,对他表示由衷的感激。现在周翰师和赋宁师都已归道山,可是他们对我的关爱和教诲,却使我永远感怀在心。李赋宁先生在他的回忆录里,有忆及1978年招收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的一段,其中特别提到马识途先生把我推荐给北大历史系的许师谦教授,许先生又把我那篇英文论文交给李先生。李赋宁先生写道:“许同志把张隆溪的作品拿给我看,问是否能达到北大英语系硕士研究生的标准。我看后,立即鼓励他报考。他那年32岁,考试成绩在第一次录取的12名硕士生中名列第一”(见《学习英语与从事英语工作的人生历程》,北大出版社2005年版,146页)。
        离那次研究生考试,现在已经整整三十年过去了,但回想起来,生命中那一次重大的转折仍然使我慨然感叹,尤其对李赋宁先生、杨周翰先生,对其他几位赏识过我、帮助过我的前辈,我都永远充满了感激。想当年复试完毕,我带着按捺不住的愉快心情从北京返回成都,向家人和朋友报告大好消息。不久,《四川日报》曾以“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为题,报导了我自学考入北大西语系,并获得总分第一名成绩的事。那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荣耀,而是对我们那一代人在艰难困苦中追求知识的肯定。三十年前恢复高考,可以说是中国走向改革开放最初也最为关键的一步。文革十年的封闭和严重内耗,不仅在国力上,而且在人才上,都使中国处于枯竭的穷境。要扭转那种艰难的局面,在百废待兴的时刻,首先恢复中断的教育,重新注重人才培养,实在是刻不容缓之举。文革后招收的第一批学生,无论是77级的大学生还是78年进校的第一届研究生,大多是优秀的人才,这已经成为社会上一种普遍的共识。在各个领域里,他们当中许多人现在都担当重任,成为他们各自专业的带头人。现在回想起来,三十年前那场竞争和考试,的确值得我们认真领会其划时代的意义。
        
        2007年4月16日初稿于美国宾州州立大学旅舍,27日定稿于香港九龙瑰丽新村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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