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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一凡——《今天》资料附言

发布: 2015-5-14 19:43 | 作者: 鄂复明



        一
        1979年春接手《今天》事务一个月后,芒克带我去赵一凡家移交资料。记得是在4月8日“诗歌朗诵会”之后,徐晓从北师大学生会借用的扩音器损坏,他们说一凡无所不能,我顺便带去请他修理。大宅门内一所安静的小院落,有位穿着不甚整洁、目光有些呆滞的老妪,蹲在庭前树下,后来小英(《今天》成员崔德英)告诉我,她是在数蚂蚁。我俩经过时,她略微扭过头,我感觉扫过一道犀利的目光。落座后一凡瞥了一眼敞口提包内的扩音器,我就势说明情况。一凡咯咯地笑个不停,没有看就用手推开了,以后我才明白,那意思是“别听他们把我吹得那么神”。
        门外那位老妪不知何时出现在我背后,手里拿着笔和几页用棉线订在一起的纸张:“同志啊,你叫什么名字呀,请你写在这里”。芒克这才向我介绍,“这是一凡的老母亲”,然后他俩就在一旁笑着看热闹。我不禁唏嘘,一凡四年前曾受牵涉,被捕入狱两年。年迈的父母还要担忧已经四十多岁的儿子交友不慎。
        那时文革刚刚结束,人们惊魂甫定。对于社会上新的躁动,已然从广播中听到“不要给自己和家庭带来新的不幸”,在那个时代,这种恐吓性的话语,甚至可以理解为温情的规劝,潜台词则是“殷鉴未远,勿谓言之不预”。
        我仅此一次在他家的正房(实际上是弟弟小凡先生的居室)见到一凡,此后,直至《今天》停刊,我每周一、两次都是直接绕向正房后的小屋,将处理完款项事务的《今天》读者来信、稿件以及新印的期刊,给一凡送去,全部《今天》资料,就是这样积聚而成。在我之前,这项工作是由与一凡同院的一位也叫小英的女孩子(邹爱红)来76号取送的,她那外表与年龄极不相称的沉稳和淡定,很多年之后才听说是源于家庭的遭际。
        朝内小街前拐棒胡同11号,是我去76号(《今天》编辑部)和上下班的必经之路,一凡那间著名的小屋,在众多友人的回忆文章中描述得不厌其详。我最深刻的印象,则是那张伏在桌前,微笑着向你侃侃而谈的面庞,一次次地让我想起中学时代曾读过的科幻小说《陶维尔教授的头颅》。我初识一凡后不久去送交资料,恰巧遇到一位经常去我所在工厂修车的朝内菜市场司机师傅从院内走出,我简单地与他打个招呼:“来这儿找个朋友”。“谁啊?”,“赵一凡”。“啊?你怎么和他认识?”,他瞪大眼睛把我拉到一边:“……从他家抄走的东西,整整两卡车呀!”
        
        如果进前院后不绕向房后那间小屋,而是一直走到尽头,就到了北岛在他回忆七十年代往事的《断章》中,谈到的那间“属于一凡自己的小屋”,可能记忆有差,我的印象是穿过长长的走廊,而不是他所写的 “长夹道”,依稀记得一凡挎着手工缝制的旧布袋,拄着双拐缓缓挪向小屋去校对稿件,见我到来,倚着走廊的立柱,说上几句……年代久远,如此清晰的记忆,连我自己都怀疑它是否真实。
        那是在《今天》停刊前夕,一凡体质有所恢复,他也在尽力回归往日的生活节奏。但没过多久,他在去往小屋的途中跌倒,摔断了那条相对而言的好腿。
        后院这间正房东厢的耳房,可能是一凡更早期的朋友们经常光顾之所,也是父亲所担忧的“他单独住在一间小房子里,和良莠不齐的人来往过多,难保不受牵连……”。由于没有堆放大宗的资料,显得有些空旷,地上立着那台令北岛谈之色变“代表当时最先进复制技术的苏制翻拍机”。一凡用它制作过数以百(千?)计的文稿和书籍的微缩胶片,试图以一己之力,营造承载文化和记忆的诺亚方舟。
        北岛当年的忧虑似乎是多余的,或许办案人员无视于这些挟裹在政治大案中的文学活动;迄今为止,我还未听说有谁因一凡入狱而受到牵涉。在归还的搜查记录清单上,开列出大量的衣锡群、北岛、芒克等早期地下诗人带有明显政治指向的诗歌,但仅在部分题目后标注着“赵一凡、赵一凡手稿或笔迹”等字样(现存清单原件中的红色字迹,则是他出狱后所作的标注,其中有些作者他也记不准了,便在名字后打个问号),无疑是一凡把这一切都扛在了自己的肩上。

        
        1979年仲夏一个炎热的下午,去送新印出的《今天》第四期,我曾见过一面的北京图书馆(现首图)那位女馆员正与一凡闷闷对坐,她每月定期来取走一凡自费购买后捐给北图的民刊。一凡说她所在分馆的党支部书记严厉地批评她擅自做主收集民刊,责令“立即撤架销毁”。
        当时的我们,对诸如此类的“官方机构”十分的不感兴趣,但一凡为给《今天》疏通言路,一厢情愿地尝试利用各种关系,对于他所开列的“赠阅”名单,我也曾向北岛提议,从降低期刊成本而大幅削减,最终除了每期五册的存档外,所有的对外赠阅与交换份额便寥寥无几了。
        然而一凡自己想做的事他是要坚持到底的。逐渐地我发觉他以“为朋友代购”名义的数额日渐增多,一次次5本10本地让人给他买去。一凡办事低调,我又忙于琐事,也未深究,直至他去世后,我去他家索取《今天》资料时,竟然翻捡出十余套精选的《今天》杂志。是时,八年前停刊的《今天》,在高校及社会上的声誉如日中天,当年的期刊已是一册难求,就连《今天》同人手中也是寥寥无几。而这些宝贵的刊物,大部分是一凡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校对)所得购买的。此外,又不知有多少个人或单位部门,曾经“无偿的”得到过一凡寄来“赠阅”或“交换”的刊物。想起当年我曾责备过一凡“索要期刊过多,不能侵占订户的份额”,一凡就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陪着笑脸,央求我再多卖给他几本。在资料堆旁,我的哀伤不能自已,泪水混着汗水潸然垂落。
        三十余年后,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以“《今天》文学杂志暨中国当代诗歌特藏”收藏全部《今天》资料,于2013年末,正式举办“《今天》文学杂志档案捐赠仪式暨1978至1981年间大陆高校自办文学刊物展”,其中“高校刊物”部分蔚为壮观。这一部分的珍贵收藏,完全是一凡借助《今天》当年的影响,以一己之力刻意完成的。只有一凡的远见卓识,才得以展现那个时代全国高校文学的创作风采。
  
      
        1979--1981全国高校自办文学校刊及部分文学民刊
        
        一凡以他不事张扬的性格为《今天》做了大量不为人知的工作。《今天》停刊后,北岛去各地云游,听到外省市读者朋友们对《今天》工作的交口称赞,他一直把这些归功于我。实际上我只是在处理完繁琐的款项事务之余,顺带回复几句。只有一凡,他那颗童真的心,他那圣徒般的信仰归宿,终于在《今天》找到了寄托。
        谁又能承想:一凡曾经把他在共青团工作的传统风格融入了《今天》。在最初的几个月中,一凡已将读者来信整理出三本,每本都用那种力透纸背的原始复写方式誊写数册,交给《今天》的成员和作者们去传阅,用以激励我们的工作热情。在百余封信件上留下了一凡圈点的笔迹:为读者来信做编辑和校对,这在世界办刊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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