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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社会转型期的年青人

发布: 2014-7-25 08:59 | 作者: 李雾



  奉编辑旨令,给青年学生推荐几部文学作品。当然,荐书只对爱读书却还没有读过某类书的人有用。如果你喜欢读中国小说,但又觉得法国小说太罗嗦,俄国小说里的人名长得记不住,德国小说经常讲哲学,英国小说那种明赞实贬的暗讽很难懂,那么这篇文章就是为你写的——读过不少国内著名作家的小说后,可以考虑读点国外名著作家的作品了。
  笔者拟推荐德、法、英、俄、美五部小说。第一部是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你或许会说:噢,一个浪漫爱情故事。其实,也不完全是。当然,你完全可以当爱情小说读,这是读者的自由。本文只是说明笔者的推荐理由,仅供参考。
  维特为什么自己觉得竞争不过意中人绿蒂的未婚夫阿尔伯特?后两人已经订婚,在全民信教的时代,这就相当于结婚了。但维特觉得自己确实不如阿尔伯特,这在情敌间很罕见。而且,绿蒂显然跟维特更有共同语言,他俩的文学品味更接近。为什么维特仍然自卑?歌德没有明讲,答案或许在阿尔伯特所佩戴的手枪上——这是身分的象征,阿尔伯特是个官员。德国人曾经很像北京市民,对官员有一种势利性的尊重。
  维特曾经有机会离开令他感情绝望的绿蒂。他拒绝了和朋友一起做生意的邀请,选择去当大使的书记官。维特不在乎钱财,他更想要社会地位。但是,在一次外交官的聚会上,他却被人请了出去——因为他出身中产,不够资格与贵族同席。维特感情严重受伤害,他愤而辞职,重又回到绿蒂居住的村镇。然后就有被绿蒂关在门外的一幕。维特借了阿尔伯特的手枪,在圣诞节自杀。基督教徒自杀是违反教义的,何况故意等到时钟敲过十二点、进入圣诞日了才自杀。所以维特的葬礼就没有教士参加。小说暗示了维特对基督教道德的抗议,而且暗示了维特是被“身分”(阿尔伯特的手枪)杀死的。
  《维特》出版于1774年。中产阶级的财富在增加,中产阶级的队伍在壮大。但中产阶级的年青人仍然找不到上升通道,以舒解他们积蓄的能量。维特他们只能转入状似疯狂的爱情,所以歌德的《维特》一时风靡。到了司汤达出版《红与黑》的1830年——这是第二部要推荐的小说——法国大革命早已结束,波旁王朝已经复辟,但贵族制度被革命打碎后所释放的社会能量并未消化,法国社会仍然动荡不安。《红与黑》出版当年,有1930年的七月革命;两年后,又有雨果在《悲惨世界》里所描写的1932年的六月革命。
  书名中的“红”指军装。这是拿破仑的道路,以武力取帝位。拿破仑虽然失败,却仍是当时欧洲年青人的偶像。不但《红与黑》主角于连如此;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俄国年青人也是如此,即使拿破仑入侵俄国的时候。平民也能当皇帝,这就彻底解放了年青人的自我想像力。于连只是木匠的儿子,在身分重又固化的复辟时代,他当不了军官;升上社会高层的唯一办法是披上教士黑袍——也就是书名中的“黑”。
  但于连并未能坚持这条“黑”路。他在侯爵家当秘书,受到社会地位远高于他的侯爵女儿玛蒂尔德的蔑视。于连感情严重受伤害。他很法国人地将感情挫折当作人生最大失败,把往上爬的阴谋诡计转移到情场上。他的求爱策略很成功,甚至使玛蒂尔德怀孕了。在贵族至少要装作服膺基督教道德的复辟时代,侯爵没有办法,只能将女儿嫁给于连,而且要嫁给一个有身分的于连。侯爵不但赠送于连一大笔资产;还为他改造身分,谋了个军官头衔。
  我们的主人公,人财两得,又似乎实现了童年走“红”路的梦想。但是,一封告密信揭露了于连昔年的荒唐。被激怒的于连,犯下了杀人罪。尽管于连拒绝教士的临终祈祷,玛蒂尔德仍然安排了众多教士护送棺材。于连并不真爱玛蒂尔德,但他无法对抗玛蒂尔德背后的体制。
  于连的偶像拿破仑的失败,关键是1812年入侵俄国时军力受损。1814年,俄国军队带着胜利的微笑进入巴黎,俄国势力深入欧洲腹心,却也把法国大革命的平等“瘟疫”带回俄国。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颁布农奴解放令——有史家评道:这对俄国社会的影响,相当于法国大革命对法国的影响。第三部要推荐的小说屠格涅夫《父与子》,就出版于农奴解放的第二年。
  俄国社会相对落后,当时经济仍以农业为主,商人是被人看不起的。求上进的平民青年,都是学而优则成为贵族不屑作的教授、医生,或艺术家。他们像《父与子》中的主人公巴扎罗夫那样,可以在贵族宴会上夸夸而谈,可以拜会省级官员,可以在社会上受到广泛尊重,但他们仍然被贵族瞧不起。求爱被拒绝;就连决斗,对方还觉得不相配,辱没了自己身分。这是社会阶层变动时期的特点:表面上。旧的界限似乎被打破了,各阶层的人混合在一起;但根基上仍然互相隔离。
  农奴都解放了,掌握着新知识和先进科技的知识分子却仍然压在“玻璃屋顶”下。他们中的一部分,如巴扎罗夫,成为虚无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反对一切权威,国家的,宗教的,家庭的,道德的,等等。最激进的则成了立志推翻沙皇的革命家。巴扎罗夫倒没走得那么远,他只是拒绝与体制合作,在远离政治的乡村当个贫民医生。后来,他在解剖尸体时割伤手指,得了败血症。巴扎罗夫拒绝教士的临终祈祷,但父母在他死后,还是安排了宗教仪式。
  每个国家的平民上进青年,都要面临翻越阶层壁垒的困难。在美国都是如此。第四部要推荐的,是1925年出版的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美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贵族,却有“老钱”和“新钱”之分。而“老钱”们传到后代,往往衍生一些贵族似的作派。穷小子盖茨比当兵时,在肯塔基遇到意中人戴茜。肯塔基非南非北,但乡村地区的风俗接近小说《飘》里的南方,庄园主还是很重家世的。盖茨比知道自己配不上戴茜家的富有和名望,求婚一定失败。他非法致富后,在家里大摆排场,希望以此诱获戴茜的爱情。可惜他的派对,与《漂》中的相比,显得噪杂粗鲁,戴茜并不欣赏。而戴茜的丈夫,当他指责盖茨比的非份之想时,他最恼怒的,似乎不是对妻子的勾引,而是这勾引竟然来自一个未受过良好教育、也没有正当职业的“混混”。
  盖茨比最后为保护戴茜而遭枪杀。小说的叙述者、盖茨比的朋友尼克,试图为他安排一个体面的葬礼。但那些在他派对上猛吃猛喝的人一个不出席。戴茜未发唁电,也没送花,人当然更不会来。
  第五部要推荐的小说,是狄更斯《雾都孤儿》。英国人的阶级意识更浓厚,但狄更斯笔下的伦敦孤儿奥立弗,尽管曾经沉沦下层,最后终可苦尽甘来,过上幸福生活。因为他本是贵族的弃儿,天生品质高贵。在下层时拒绝为生存而偷盗,就是优良血统的证明。奥立弗不用艰难上爬,时候到了,他的贵族亲友自会来找他。这是英国式的野心,或曰梦想。
  你或许觉得狄更斯有点可笑,但他其实也在反映社会现实。
  若干年前,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格雷戈里·克拉克写了本经济史,讨论英国工业革命的产生。书名《告别匮乏》(A Farewell to Alms)——显然是套用海明威小说标题《告别武器》(A Farewell to Arms)。工业革命之前,英国的城市很肮脏,瘟疫流行,每代人都有三分之一早死。人口靠流入城市的农民补充。但克拉克钻了二十年故纸堆后发现,伦敦市民并非乡下人的後代。根据当年的遗嘱和教堂出生记录,英国工业革命时的城市居民主要为上层贵族和中产阶级的後代!当时一个男人平均有四个子女存活,但营养较好的上层家庭平均有八个。仗着生的多,上层的後代逐渐成了居民主体。然后,文化改变了,城市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如勤劳、节俭、尊重知识、不用暴力解决问题,等等,成了主流价值。是这样一种文化改变推动了工业革命,英国人最终告别贫穷。
  大部分伦敦居民,如果往前续家谱,真的可以如阿Q般自豪:我们祖上也是阔过的。这是狄更斯小说得以流行的心理背景。而且,只要想到祖上即血统的延续,那么奥斯丁《傲慢与偏见》里小家女子嫁入豪门,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里贵妇于仆人处求得满足,也可算是很现实的上升通道:管他婚生野生,下一代总是改换门庭了。
  五部小说,反映了五个不同国家里,社会流动的困境。上升很困难;即使成功了,暗中仍有各种歧视。年青人特别难以容忍男女婚嫁方面的歧视,但要强行冲决这一父母严防死守的关卡,代价或许很可观。就算如巴扎罗夫般似乎不在乎任何事,不在乎社会地位,甚至不在乎生死大限,死后仍要被迫遵从现存社会的陈规旧矩。
  小说不提供解决方案,但是提供人生智慧。能否理解及如何应用书中智慧,就是读者的事了。
(2014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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