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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神[苏] 叶甫根尼.叶甫图申科 著

发布: 2009-4-03 09:29 | 作者: 歌还 译



       鸡神,就是海里的一种石头,上面有一个洞。克里米亚的鞑靼人相信:如果用一根绳儿穿上它,把它挂在你的鸡窝上,母鸡就会下更多的蛋。因此,他们管这种石头叫作“鸡神”。后来,人们又认为鸡神会给人带来好运气。看来,每个人都好像相信运气,即使只有那么一点儿。有的人天真地相信运气,这是些不值一提的笨蛋;还有人偷偷地相信它,心里似乎有点不安。
       
       我就是偷偷地信着它。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一到海边,我总是希望能捡到一个鸡神。尤其是去年夏天。我掩饰不住嫉妒的心情,羡慕地盯着小伙子们角斗家般粗壮的脖子和姑娘们那复盖着卷发的柔软的脖子上吊着的上述那种石头。它挂在一根细绳上,忠实地摇来晃去,像是一枚海滨休假的纪念章。连那个老家伙,那个卖山茱萸拐杖的老头,他那起褶的土红色的脖子上,也挂着那么一块。在拥挤不堪的餐厅外,他带着那么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气坐在栏杆上休息。
      
       海滩上,在我身边躺着一个女人。她总是费劲地装出一幅符合她身份的时髦派头。突然,她像个黄毛丫头似地尖叫起来:
      
       “哎呀,同志们!我捡到一块鸡神!”
      
       她得意忘形地跑遍整个海滩,臭显一通。然后倒在她的中国阳伞下面。带着一种对运气的灰溜溜的希望,她开始肉麻地吻着那块石头,她一遍遍地重复着:“啊!你呀,我的鸡神,亲爱的!你是多么好的一个鸡神呀!转过来!你是一个最棒的,是吧!嗯?”
      
       在我身边还躺着一个著名的顺势疗法医生,他长着一个淫荡而干瘪的鼻子。从他咬紧的牙缝里吐出一串喃喃声:“咯咯地叫吧……依我看,她也许要下个蛋呢!”
      
       可我明白,他自己一个鸡神也没有。他嫉妒她。
      
       第二天,我带着潜水镜、脚蹼和水枪朝着苏德里科夫走了很远。我沿着海堤走着,没精打采地注意搜索着我的脚前。从我身边走过两个晒得黝黑的小伙子,他们穿着假天鹅绒的短裤,稀稀拉拉地留着几根“愤怒的青年”式的胡子。他们在谈生活。
      
       “看来这就是你的毕加索了!萨尔维达?戴利可端出毕加索连做梦也想不到的抽象概念。”
      
       “算了,有关抽象的东西谈了不少了。你看了女子学院那幅作品了吗?光那件游泳衣你看值多少钱?还有画面的构图?一个布里盖特?巴道特的副本,对你来说,那可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吧?”
      
       他们中有一个人挂着一个鸡神——它挂在一根银链子上。也不知为了什么,那链子尤其使我生气。当然,惹我生气的主要并不是那根银链子,而是链子上挂着的那玩意儿!
      
       “嘿!萨尔维达?戴利是超现实主义者,他才不是抽象派呢!”我朝他们身后大喊。可这小小的报复不成功——他们已经走远了,没听见。
      
       突然,我看见了一个鸡神。它不是通常那种灰色的,而是透明的,里面还有珊瑚状的叶脉,正中央有一个小洞。我弯下腰,小心翼翼地把它拾了起来,好像怕碰碎它似的。我咯咯地冷笑起来。它是有一个洞,可并没有完全穿透,要完全穿透变成一个鸡神,这块石头还需要大约一百年的时间,也许还要长一点儿。现在,它只有一半是神,只不过假装是神。
      
       我把它扔进了大海,又开始用吃奶的劲儿观察着附近的石头子儿。不管怎么说,货真价实的东西看来是可以在半真半假的东西附近发现的。可是,在没有找到它的时候,我们对半真半假的那个表示遗憾,并且那样漫不经心和忘恩负义地把它扔掉了。
      
       我沿着岸边一拐一拐地走着,一种沉默的狂躁简直使我无法克制。所有这一切念头,夸张的,还是含糊的,像一件件吹牛皮的事一般涌现在我的脑海中。的确,我联想到:我发现的那个半鸡神象征着我自己的那只有一半的幸福。
      
       “手表丢了吗?年青人。”传来一个关切的声音,“我一直看着你,发现你在找什么……”
      
       附近站着一个矮小得可怜的老妇人,目光中充满着真诚的关注——这是一双非常生动的眼睛。她的胳膊上搭着一件仍然很湿的,像节日盛装一样华丽的游泳衣。
      
       “是的……我的手表。”不知为什么,我这样回答了她。
      
       “那咱们一起找吧!四只眼睛总比两只眼强。我的眼睛可好了,相信我,亲爱的!我这样的年纪,已经该吃养老金了,可我一直工作着,我在特立高尔卡当一个纺织工人。干我们那一行没有好眼睛哪行啊!我的工作可是够艰苦的。哎,你把它丢在哪儿了,你的表?”
      
       “就在这一片什么地方。”我含含糊糊地回答,改口已经太晚了。
      
       “也许它滑到石头底下,或者滑到哪儿的缝里了。”老妇人说。她非常乐于关心别人,精神抖擞地用她的小脚翻着石头子儿。“多美呀!这大海和鹅卵石。我亲爱的,你这是头一次来海滨吗?”
      
       “是头一次!”我又撒了个谎,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么说最合适。
      
       “我也是头一次!”老女人兴奋起来。“这是我们经受的第一次洗礼,嗯?我活了这么多年,见识过那么多事情,可从没见过海。他们奖励我,让我休假。开始,他们要送我去基拉芬斯克——说什么去那里我的年纪最合适——可我在党委会上这样说:‘要休假就让我到海滨去,否则我就该死了,再也看不到它了。’当然,那些关于死的话,我只是说说,给他们点压力——我会活得比党委书记还长的……哎,你的表到底丢在哪儿了?”
      
       “算了,咱们别找它了!”我说,现在我已经无地自容了。
      
       “你说什么?别找它!你们年青人呀,就是不知道爱惜东西!因为东西来得太容易了。”
      
       “也许被人偷走了。”我竭力想摆脱困境。
      
       但是办不到。
      
       “这样说别人可不好!”老人厉声说,“也许你的表就在这一片藏着,可你却怀疑这种事!有一次我回家时把钱包丢了——我也想它可能是在汽车上或是什么地方被人偷走了。可是钱包里有一个卡片,他们通过失物招领处找到了我。还给我所有的东西,连一个戈比都不少。后来,一想起我那么怀疑被人偷去,心里就感到羞愧……看啊,多好玩儿的一块石头哇!”老妇人捡起她发现的东西让我看。在她手心里,稳稳当当地躺着一个鸡神。
      
       “这是鸡神,”我闷闷不乐地说,“它能给人带来好运气。”
      
       “是吗?”老女人微笑着,“也许它会给我带来运气,这样我就可以粘住罗曼丁和达斯卡了!”
      
       “他们是什么人?”
      
       “什么人?罗曼丁就是我们车间检验处的头头,达斯卡是个组长。以前达斯卡可是个不错的姑娘,后来一上了报可就变了。他们给了她一枚奖章,选她当了区苏维埃代表——当然,这都是应该的。可她被这一切冲昏了头脑,也许这是他们的责任。代表大会啦,形形色色这类排场的会议弄得她都不知道怎么干活啦!她成天啥也不干。罗曼丁老护着她——说什么权威是不可侵犯的。这不对!工作的时候,人人都是平等的,就像在上帝面前一样……对啦!你那该死的手表跑到哪儿去啦?”
      
       实话告诉你,表就在我兜里。每逢到海滨,我总是把它摘下来,以防受潮出现白斑。我偷偷把表掏出来,趁老人转过身去的时候把它扔到海滩上。
      
       不一会儿,她找到了它。
      
       “在这儿呢!我告诉你它是丢了的吧!”她满意地说,一边擦着表蒙子。“可别再丢了。以后如果丢了什么,先别乱怀疑,找找看再说。我还要到水边呆会儿。啊!这大海啊!我真爱它。真遗憾,我年轻时从来没来过……”老妇人开始朝着海边的小路大模大样地走了。走了一段她停住了,用一种做买卖的腔调问我,“换句话说,这个鸡神能帮我粘住罗曼丁和达斯卡吗?”
      
       “一定能。”我笑着说,但是这笑容里有点悲哀和嫉妒。我嫉妒的并不是她的鸡神,而是这老妇人本人——嫉妒她那种知道一切事物,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自信。不过,我也有一点嫉妒她的鸡神。
      
       我来到苏德里科夫湾,懒洋洋地躺在堤岸上翻来覆去。我开始在乱石子中寻找我的运气。
      
       它并不在那里。
      
       这一切简直太可笑了。我是个仪表堂堂的男子汉,然而却带着孩子般的幻想,把能否找到一些小石子看得和生死一样的重要。
      
       我决定下水去找。我戴上潜水面具,一头扎进水底,沿着海岸游了很长时间。水下的石头完全变了样,它们闪着彩虹般的磷光,看来好像在用光滑的表面轻轻地呼吸。遗憾的是它们身上没有洞。一些躯体庞大的鱼不时从我身边游过,我故意追逐着它们——对啦,这些鱼是我从没见过的。我决定把岸上的水枪拿下来打一会猎,因为我清楚地意识到:不管是在陆地上还是海底下,命里注定我是不会找到鸡神了。
      
       好,我现在不再搜索海底了,而是待在水里等着鱼儿出现。我用左手轻轻地划着水,伸出的右手握着关了保险的水枪。鱼儿好像感觉到了我意图的改变,于是都无影无踪了。我正在心里诅咒着鱼和我自己,忽然看到一个大而花哨的鱼肚子在乱蓬蓬的海草中摇来晃去。鱼儿也一定看见我了,它一动也不动。我准备扣扳机,猛然,一双充满脂肪的毛茸茸的腿出现在我的视野之内。想想吧,我的铁箭头带着哨声穿进其中的一条令人垂涎三尺的腿肚子该是什么劲头!正是因为这活龙活现的理由,我紧紧地扣住扳机。这个蛙人潜到水下去了,我发现,就像我刚才干得那样,他也在沿着海底搜索着。
      
       这不是那个顺势疗法医生吗?
      
       “哈哈,他也在找呢?”我想。我幸灾乐祸地向岸边游去。
      
       一会儿,这个医生在我身边躺下了。他舒舒服服地伸着懒腰,一点也没想到他的腿肚子刚才差点遭到什么样的危险。
      
       “邮局有你的一个通知,提到莫斯科来的一个长途电话。”他说,然后用一种深思熟虑的漫不经心的腔调说:“你看我有什么……”
      
       在他带着黄玉戒指的肥胖而短粗的手上,放着一个鸡神,这可真叫我受不了。
      
       我说:“谢谢你。”这时我几乎忍不住要告诉他:所有的顺势疗法医生都是江湖骗子(说句良心话,我根本就不信那一套)。
      
       我放下水枪,动身去邮局。谁能给我来电话呢?妈妈?单位里的什么人?她?
      
       我忘不了她,就像人们忘不了悦耳动听的乐曲,每个人本来就是一首美妙的音乐。有的人把他们生命的全部声音,都作为温柔地安慰和医治他人的奇妙的礼品馈赠出去了;还有人用他们的存在这一事实去触怒别人,并把这种微不足道的天赋作为自己捐献的一份儿;还有一些人,凭借他们内心美妙音乐的悲剧去唤起勇气,勇气是一个人最合适的行动表现了。另一些人呢?固执地用一种雄壮曲调去唤醒惰性或消极——或者什么更糟糕的的东西——这类行动比一般普通人显得更令人讨厌。
      
       有安魂曲中的人物,他们的生命就是韵律;有狐步舞中的人物;也有类似一种布鲁格拉斯草的人物。还有那么几个,人数有限,是一种巴布和古典音乐奇怪的杂烩。
      
       我懂得你是哪种调子……无论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饭店,只要有个乐队,你都要去点“索尔维格”。有一次,在赛马场的餐厅,我送给小提琴手一点钱和一张条子。服务员把它们又送还给我。纸条的背面写着一行孩子气的草字:“我不用借格里格的名声。”
      
       我低头看这纸条的时候,提琴家带着一种讥讽的藐视看着我,后来他看见了我身边的你。立刻,他脸上的什么东西起了变化。他拉了点儿别的东西——“云雀”、“弗莱利奇”——可从始至终他都盯着你。然后,一个长着副水果投机商面孔的,曾风靡一时的举重运动员拖着两条罗圈腿到他面前扔了十块钱,要求来一段“我们敖德萨的光荣”。提琴手推开了他的钱,开始演奏“索尔维格”。
      
       不几天以后,我们又走进哪个餐厅。小提琴手一眼就认出你来了。当我们在铺着地毯的过道上漫步找座位的时候,那首曲子又围着你转了。
      
       如果一首动听的旋律有眼睛——它们有的——那这首旋律有和你一样的眼睛。欢乐与无畏的眼睛是漂亮的,但像你这样的眼睛更美丽无比:无畏而忧郁。是的,我只看了第一眼就爱上了它们。那时我并没有意识的这一点,只是在最近我才明白这是事实。
      
       有一次我看到你耷拉着脑袋,无精打采地走进一个被什么人荒废了的院子,一个对你来说是十分陌生,而且不管你多么盼望绝不会变成你自己的地方。
      
       的确,甚至在这以前我就爱上了你。可我太清高,根本不承认它,甚至对我自己也是如此。不管怎么说,每晚你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那个不可捉摸的深宅大院里。在我们单独见面的时候,毕竟没有人一定要知道它。那时,非常可能大家都知道,除一个之外。可是现在,在大家都知道,只有一个人不知道的情况下,那它仍然是一大谎言。
      
       所以,我假装我不爱你,为着自卫而装着。你甚至使我完全相信了它。你带着一种明白自己被别人困扰了的微笑说:“美丽的线条……”
      
       后来,就在那天晚上,你告诉我:“你懂吗?阿辽沙,你不要这样,咱们去给你找个姑娘吧!先送我回家,然后你到哪儿跳舞,这对你是有好处的,行吗?”
      
       我打了个电话,我们就来到那里。我要表现出独立,并从独立中救出了自己,然而这独立本身就是安全。
      
       一个二十岁上下,长着一双大眼睛的家伙——非常苗条而且完全陶醉于自己姣好的面容之中——闪进这辆出租车。但是那甜言蜜语的寒暄,虚情假意的闲扯,说什么她来不及打扮。这声音的旋律在你那已快耗尽然而高不可攀的旋律旁边相形见拙了。
      
       我们开车来到你的房子前。
      
       “你住在那所房子里吗?”那家伙很感兴趣地问。这兴趣中残忍地闪烁着青年人得意洋洋的优越感。
      
       “是的。”你答道,仍然不下车。
      
       “哪个窗子是你的?是那边的那个吗?亮着一盏灯,也许是你的孩子们吧!”
      
       “是的,我的孩子。”
      
       你走出车子,仍然抓住车门说:“嗯?开玩笑……是吧?”然后向马路对面你的房子走去。
      
       一股旋风像条白蛇似的缠住你穿这一双瘦鞋的小脚,这小脚是那样弱不禁风。我明白,我必须保护你,然而我却没有保护你的力量。
      
       不几天以后,我们又坐在一起,在谁的房子里喝着什么——你,你的丈夫,还有我。你丈夫又粗又壮,脸上长着剪短的刷子一样的胡子。
      
       他那样地爱你,同时它又恨你。他不能原谅你,不能原谅你几年前的行为。
      
       他,你的丈夫,从没和你谈过任何事情。你不爱他,可你喜欢他和你谈话。这一点他还有两下子——我知道他。他——那个家伙——害怕他在你心里唤醒的东西。他像一个演说家,害怕那些相信他的话的人的不留情面的机敏,害怕那些已经准备为如此美好的辞藻而献身的时候又胆怯地逃跑了的人们。你的丈夫不能原谅你。他是一个深沉的人,深沉的人很少原谅人。
      
       不知在吃什么的时候——我想是什么菜——你不当心向我作了个什么特殊的动作,他立刻就注意到了。你像一只用翅膀保护自己孩子安全的鸟(你并不为自己,你只能为别人担心),你开始谈起别的人,显然是你几乎不认识的人。
      
       他一声不吭地站起来,在你脸上打了一拳。这拳打得很准,他曾经是一个拳手。你摔倒了,碰到暖气上。我打不过他,只是把他推到一边,把你扶了起来,和你一起走出了那所房子。我们沿着黑暗的大街走着,出租车的司机难为情地躲开了。最后,一个好心人过来,开车把我们送到克里斯托弗索夫斯基医院。我编造了个被流氓围攻的故事。他们不相信,可这和他们也没什么关系。当她们用针缝你被打破的嘴唇时,我坐在走廊里,羞愧地哭了,我不能保护你。
      
       然而你还得回到你丈夫那里去。你把你的痛苦又告诉了我。“你别这样,真的……”于是我来到了海岸边。
      
       给我打电话的,会是你吗?
      
       我有点害怕,但并不怎么害怕你的电话,而是害怕这电话是关于你的。在我看来,迟早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
      
       一个八岁上下的小女孩在邮局大楼的门廊里打盹,小拳头放在她的脸上,一张蓝色的纸从拳头里露了出来。我走过去拿起它,这是留给我的便条,让我等候从莫斯科来的长途电话。
      
       这小女孩认出我,站起来责备地摇着头。
      
       “你到哪儿去了?我一直找哇找……”
      
       便条上写着午夜12点,还有很长时间没事儿干。
      
       “你要去哪儿?”小姑娘问。
      
       “随便到哪儿。”
      
       “那就带着我一起随便到哪儿吧。”
      
       “好吧!”
      
       于是我们出发了,随便到哪儿。
      
       我和这个小姑娘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她和她的妈妈——一个大约五十岁年纪,孤独而神经质的女人,长着一双能看透一切的眼睛——住在那个小镇上。有一次,这个女人来找我,简洁而直率地说:“在这个地方,我谁也不认识。但是看起来你是个好人。我走路很困难,我这个女孩却死活想到山上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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