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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诗人卫尚·亚历山大

发布: 2009-3-27 21:01 | 作者: 吴歌川



       1977年10月6日,瑞典文学院宣布把1977年诺贝尔文学奖金授与西班牙诗人卫尚·亚历山大,他是西班牙超观实主义诗人,但在国外,很少有人知道他。
      
       瑞典文学院选中这位诗人,是使人颇为惊异的。今年高龄七十九岁的诗人,以多病之身,过着隐居的生活。他自己以及大多数人,决想不到他会超越早经提名的,英国的莱辛、土耳其的凯马尔及西德的格拉斯等人,而赢得今年的奖金。
      
       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金委员会,有十八位委员。他们的发言人也承认这位诗人在国外并不知名,不过他又说,诺贝尔奖金的目的,并不是要选出现今文学界的冠军。这位诗人可以称得上曲高和寡,虽则一般大众知道他的人很少,但在知识分子和学者之间他是享有崇高名望的。
      
       瑞典文学院遴选他的理由是:“亚历山大的创造性的诗作,是植根于西班牙抒情诗的传统和现代潮流,阐明人类在宇宙中及现代社会中的情况。”
      
       亚历山大是生活在佛朗哥近四十年的长期统治下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西班牙人。远在1956年时,另一个西班牙诗人吉梅芮兹,也曾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但他是在西班牙内战中被放逐而侨居在波多黎各的。
      
       亚历山大是属于1927年代的西班牙诗人,他受了十五、十六世纪西班牙文学的黄金时代和通俗文学的影响。他的许多同辈都流亡在外,而他却一直留在佛朗哥统治的西班牙。他对于那政权,当然没有什么同情,只是因为从学生时代受传染的肾结核的关系,使他不能走动。他过着一种孤独的生活,终日和书案、卧榻为伍。他一生没有结婚,和他的一个妹妹生活在一起。
      
       关于诗人在佛朗哥独裁统治下的生活,瑞典文学院说:“当内战发生时,他睡在床上听到炸弹爆炸的声音。到战争结束时, 他的朋友和文学界同事,只好把他这个残废人抛在后面,而都逃到国外去过流亡生活了。
      
       但亚历山大在精神上永不屈服,竟安然渡过了佛朗哥统治时期,而成为西班牙精神生活的堡垒。
      
       亚历山大于1898年4月26日生于塞维尔,在南太阳海岸长大,而在马德里受教育,太阳海岸风景优美,位于西班牙南部,面临大西洋和地中海的安达路西亚地区。他就是在那阳光中哺育长大,而成为诗人的。
      
       亚历山大听到他获奖时说:“我想我除了对抗我生活中的逆境和病魔外,并没有什么别的长处。”他又说:“不顾生活的逆境,不顾身体的虚弱,我总是不停地在写作。”半世纪来,在战乱扰攘、生活不安的情况下,他都要尽其有限的精力,献身于诗的写作,他认为那是“最深刻最精确的表现方法。”他立志要用毕生的力量,和全人类打交道。他说他要像过去一样,继续不断地为诗作、为西班牙文学而努力工作。
      
       回顾他的作品时,亚历山大说:“在我们的作品中,我采集了西班牙人,尤其是安达路西亚人的抒情传统,而使之和现代潮流合而为一了。”
      
       他多病的身体是促使他成为诗人的要素。他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中,从马德里大学工商管理系毕业后,在一家铁路公司做了四年的事,因肾结核而离职,到马德里气候干燥的瓜达拉玛山中去养病,那是1925年,他才二十七岁。山中静似太古,日长如年,没有一点城市的喧嚣。就在这养病的两年中,他涌出了珠玑一般的诗思,而写成了他的第一部诗集《环境》 ,在1928年问世时,引起了文坛的注意。在那以后的岁月中,他成为“二七年代”的一员,以诗会友,造成了几百年来所未见的,西班牙诗坛最大的收获。
      
       在1932年他发表了《唇枪舌剑》,两年后获得了西班牙最高文学奖。其他重要的作品还有《毁灭或者爱情》(1935年)、《心灵的故事》(1954年)、《在辽阔的土地上》(1962年),及最近的《洞察的对话》(1974年)。
      
       自从1949年起,他成为西班牙文学院的院士。他的作品译成了英、法、德及其他各种文字,不过多数是用自由体译出的,有时甚至被译成散文诗。他诗中常见的基本主题是爱情、死亡和永恒。虽然常常有宿命论,但他还是照样抱有很大希望的。
      
       亚历山大因身体虚弱,不能多用劳力,便有机会博览群书,深思熟虑。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佛洛依德,强调人的无意识的力量,正和亚历山大认为知觉和感情是重要的那种主张十分吻合。
      
       自从佛朗哥1939年起当权,实行独裁政治以后,文人学者遭受压迫,亚历山大在所难免,好几年都无法出书,直到1944年才被允许刊行一部分新的诗集。其他同辈的诗人,有的在内战中战死,生存者也都宁愿出国去过流亡生活。亚历山大成为“二七年代”硕果仅存的诗人,于是一些年轻的诗人,都默默地集中到亚历山大的周围来,以他为领袖了。他的名气自然随之而增高,不过他仍专心致志于写作,不愿多和外界接触,慕名和崇拜他的人们打电话来,他也不肯多说话,至于访问更别提了。他每天下午的午睡是不可少的,而且睡得相当长久,以求恢复气力。他的生活极有规律,可以说是养生有道。
      
       再说亚历山大对诗的见解。他心目中的诗人,是一个从脚底上升的力量,来为地球上的人类说话的人。诗人写出来的诗,应当是肯定的。但他初期的诗并不见得如此,而只是充满着通常令人联想到流亡的那种孤寂之感。他诗中有一种超现实的机智,但暗中却流露出对失却乐园的怀念。他讴歌月亮、光明和大海,他意识到曾经有一个时候,我们也是其中的一分子,但那个时代早已过去了,虽则他还可以感到一个曾经有过的乐园。他唤回了那失去的世界,但一会儿又消失了。
      
       在他的诗中,充满了边缘、限度、海岸线和境界,那都是我们所不能跨越的。那些常以海边为界的,谁也不能踏过那条海岸线:
      
       你决不可把血和这些自由的波浪混合。
       那白色的海鸥的翅膀,
       是水,是云,是布帆;
       但决不是人脸。
      
       上面说过,亚历山大早年的诗不是持肯定态度的。失去的世界是辽远的,而又有一点令人畏惧的。他所看到的边界以外的大自然,并不是一个温和的自然界,而是充满了惊涛骇浪、电光闪烁。他常描写他的诗是“光明的渴望”。他早年的诗是晦涩难解的,那些是用黑线(即肉眼看不见的紫外线或红外线)写的,他说,正好像接近无意识的境界,把他拖到深海之下,那里是没有任何光线可以突破的,鱼类要用它们自己发出的光,才能互相吸引。
      
       但是甚至从他早期的作品看来,亚历山大已开始上升了,他是能够浮现到黑暗上端找到一点东西的本世纪少数几个悲观主义的诗人之一。那种转变和1954 年发表的《心灵的故事》同时出现,是十分令人注目的。死亡和丧失仍然盘旋于这些后期的诗上面,那些诗好像已经有所改变,而进入了新的境界。那集子中的诗,肯定了人类的伙伴关系,一种精神的结合,友谊的表现,几乎像对话一般。到处都有真实的人出现,而作者对他们,对朋友,对爱人,对陌生人,对死去的英雄,甚至于对于他的狗,都很关心。
      
       以往他曾关心大自然,而指望加入其中,现在发现大自然只不过是人类生活的背景而已。在他的一部分诗选的序文中,他写道:“现在这是人类孤寂的反面。不,我们决不是孤寂的。”他已经深入人类的灵魂,而带回一些生命,作为礼物,送给我们大家。
      
       原载《今天》第一期
       (根据抄稿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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