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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前的跃动——我看到的七十年代

发布: 2009-3-27 08:33 | 作者: 鲍昆



一九五三年出生,自由撰稿人,主要从事影像视觉文化批评和策划、策展摄影活动。八三年大学毕业,在大学任教七年,九○去德国。九三年回国从事广告业。二○○二年至○五年出任CCTV摄影栏目执行主编。是二○○五武夷山国际摄影周、二○○六桂林国际摄影大展、二○○八北京摄影季的策划人与二○○七广州国际影像双年展的学术主持人。
 
       一九七一年,前两年那狂躁动荡的生活已经过去了,大批中学生和大学生,也以到广阔天地炼红心的理由,早就被遣散到边疆和各个贫困地区「锻炼」,北京安静多了。但是,许多「插青」还是以各种理由,又返回了北京,养病就是最合理的理由;回来的「插青」和一些留在北京工作的年轻人,于是开始了他们独特的精神生活。读书、学艺和游山玩水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不过,普通的平民子弟并不拥有这种生活,他们没有支撑这些活动的能力,也没有这种贵族式的兴趣;热衷于这种生活的,多数是干部子弟和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青年。处于青春期的这些年轻人,在北京的郊区寻幽问古,遍访青山。当时,近处着名的去处有卧佛寺、圆明园和颐和园,远处的是潭柘寺、戒台寺、鹫峰,再偏远的就是沟崖、龙门涧、上方山云水洞和十渡等地了。后面这些地方现在都成了着名的旅游胜地,在当时,还是人迹罕到的清幽去处。
      
       七月十六日,一个艶阳高照的夏日。北京十三陵水库的水面像镜子一样平静,我和从山西永济插队回来的原二十八中的老戴正在那里游泳。平静的空气,平静的阳光,让人慵懒。我们俩游累了,上岸躺在大坝上晒太阳。忽然,大坝上的广播喇叭咝咝啦啦地响了,看来要广播了。下午的广播时间还没到,有些突然。不一会儿,喇叭里传出那熟悉的高亢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的声音:
      
       下面广播新华社重要公告:「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到十一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五月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我们看着高悬在头顶上眩目的太阳,怀疑自己的听觉出现了幻觉。中国邀请尼克松访问?美帝国主义——美国侵略者,要来中国访问?我和老戴都惊呆了,面面相觑。可是广播喇叭中那高亢的声音一再重复,证实了消息的权威性,不容我们再怀疑。
      
       太神奇了,我们天天怒吼诅咒的美帝国主义总统就要来中国访问了?而且他的助理居然已经来过北京,还走了?接着,更多的问题和疑惑,开始在我和老戴之间出现。这对抗美援越有甚么影响?对台湾问题有甚么影响?是为了抗衡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吗?这对这么多年的反美立场意味着甚么?再往深,往远——,我们难道和这一百年多年来的宿敌化敌为友了吗?我们不是一直斥责赫鲁晓夫在国际关系上搞修正主义的和平竞赛吗?那不是投降主义吗?老戴和我,都是那时候爱读书的人,也是属于那种爱掰持问题的「有思想」的年轻人。但这个消息,确实超出了我们的想像和判断能力,一种莫名的兴奋也开始在心底涌动,感到这个世界可能要有变化了。
      
       在那个年代,从小被灌输的革命思想和对领袖的忠诚意识,已经把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完全依附在一种集体的、社会的观念之中。不过,年轻人求知的天赋,却仍像魔鬼一样驱动着我们。实际上,即使在狂躁的六十年代末,在最急风暴雨的时期,年轻人思考社会和历史的愿望,也从未停止。就像一九六八年的遇罗克们一样,无论出身甚么样的青年人,大家都从不同的立场、身份和态度,思考和汲取着知识,希望对这个世界更多地做自己的判断。
      
       在一九六八年,我已经接触一些以读书为乐的中学生圈子,读书的范围从法国文学、俄罗斯文学、二战历史,到内部出版的白皮书,不一而足。甚至连《赫鲁晓夫讲演录》这样的政论书籍,我也半懂不懂地读过。这些书,给了我们许多新鲜的信息和知识,但自己其实没有独立的判断能力。书中那些故事和言论,只是给了我和朋友相互之间炫耀知识的资本而已。我们阅读的眼光和立场,往往是先判定言论者的身份和他的立场,然后据此做对号入座式的分析。这样,对于赫鲁晓夫,我们事先已经认定他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叛徒,背信弃义的修正主义者,至于了解他的言行,不过是在验证我们理想的纯洁性,再次证明他就是一个「坏人」而已。在那个时候,我们的思想和知识相当封闭,完全是在一九四九年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里完成的。
      
       不过吊诡的是,当时由于毛泽东亲自下令,将原来只局限于处级干部以上才能阅读到的《参考消息》,完全开放到全国有党支部一级的单位,人们可以随便阅读,这实际上就将这份四开四版的小报完全大众化了。这份完全是境外报刊文摘的报纸,自然受到了新华社编辑的严格控制,所有的消息都经过极其严格的筛选,但它毕竟是「原汁原味」的境外言论,有心计的读者还是可以从中读出许多消息背后的含义。比如我的一个朋友居然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事件几天后,就从塔斯社的一则在外访问的勃列日湼夫因中国事件急促返国的消息中,读出中国出事了。而那时距我们正式传达和公布这个消息还有很长的时间。另外,除了编辑从境外左派报纸摘登的赞颂中国和毛泽东的消息外,对于东西方两大阵营的一些军事报道,还是相当真实的,所以这份报纸对很想了解中国之外世界情况的人,是非常有价值的。
      
       尼克松要来中国的消息,让我们虽然觉得不可思议,但很快也把对这个事件的理解纳入了我们的思维定势。那就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势力,不得不正视我们中国的存在了。中国是一个有着核武器的大国,而且也拥有了航天技术。再说,中国支持的东南亚三国的武装革命斗争,也一定是迫使美国人必须坐下来和我们谈谈了的原因。这是我们对这个事件进行分析后的第一个结论。这让人兴奋,因为它证明了我们的存在,证明了我们正义事业的胜利。后来,新华社那篇关于这个重大事件「言简意赅」的报道正式公布,各个单位又举行例行的「吹风」会议,领导们一级一级向群众解释「我们为甚么要请尼克松」。对这一切,我们有一种朦胧的心理满足,那就是那个神秘的美国终于可以接触和了解了。
      
       在六十年代初期,有一本杂志是我们这些青少年极其喜爱的,就是《航空知识》。这本专门介绍航空技术的科普读物,实际上是中国人了解世界的一个重要的窗口。它替代了因中苏关系紧张后越来越少见的、以翻译介绍苏联的科技进步的一本大开本的杂志《知识就是力量》。《航空知识》里丰富的航空武器的介绍,和各种航空航天飞行器研发进展的报道,让我们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富裕的国家是美国。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刚刚成功实施之后,《航空知识》杂志就作了大篇幅的深度报道,这也打破了我们原来对前苏联科学技术优势的神话般的迷信。我当时对美国的两个成就极其崇拜,那就是阿波罗登月和F–4鬼怪式战斗机;对后者,我还自己按《航空知识》上登载的三维模型图纸制作了模型,挂在家里。我当时是一个飞机模型爱好者,美国的战斗机系列,从F–86开始,到后来最新型的F–104等,我都全部制作了模型,然后把它们用线悬挂在家里,与苏制的米格系列对峙,就像一个空中的战场。我觉得它们凝聚着人类发现和创造的力量,也构建了我对美国认知的一种相当矛盾的心理。美国,对我来说是一个潜藏在心底的神话。现在,谁也想像不到当时一些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居然是通过这样一个路径。
      
       记得在那个广播后不久,《参考消息》接着后续报道了国际传媒对这个事件的跟踪新闻和分析。魔术师般的基辛格博士,带领他的团队飞越喜马拉雅山的传奇之旅,更加深了此事件的神秘性。后来美国白宫神秘兮兮的态度,也让这个事件十分吊人胃口。跟着,就是人们的期待了。这个事件是中国七十年代最重大的几个事件之一,后来证明它为这个东方古国的一系列巨变埋下了伏笔。
      
       在人们等待那个历史性的会晤时,又发生了一个彻底击碎我们信念的事件,就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的林彪出走。记得那是一个初秋阳光明媚的早晨,我正在北京新街口外小西天电影学院门口干活,为修建防空工事挖土方。我的同事张海涛趁旁边没人,紧张地对我说,「中央出事了,林彪叛逃了」。我当时手中的铁锹停在了半空,惊得呆在那里,忙问,「哪来的消息」?他说,「昨天晚上一个老干部来我们家说的,没错。」张海涛的父亲是文革前计委劳动工资局的局长,是中国沿用多年的八级工资制的设计者,也是文革开始后第一个被余秋里抛出揪斗的所谓「黑帮」。如果没有文革,这人有可能提升为计委副主任。揪出批斗后,他因被医生确诊为罹患肺癌,所以没有去干校,在家养病。那时我经常去他家和他聊天。他是一九三七年从香港去延安参加革命的学生干部,参加过抗大学习,后在晋察冀边区平西支队负责敌工工作,是中共党内有文化的干部。他经常对我讲党史和它们在北京山区的战斗生活,所以从他那里来的消息应该是不会错的。在确认这个消息的真实性后,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失魂落魄,然后,心中的精神建筑也轰然垮塌。我现在回想那一刻,甚至还能听到那垮塌瞬间的轰然巨响。多少年来建立的精神信仰,就在这一刻一下子荡然无存了。后来我问过许多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人们,大家都有相同的感受。九一三林彪事件,将绝大部分中国人几十多年来建立起来的政治信仰彻底瓦解了,也就是说,那以后,人们在接受各种信息和分析信息时将不再有一个固定的解释系统了。
      
       中美之间开始对话,以及林彪九一三事件,为七十年代的中国青年人思想精神的变化作了最重要的铺垫。可以说,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尼克松在一九七二年顺利完成了他的访华之旅。中国的门打开了。以后一系列眼花缭乱的事件,让中国人又进一步大开了眼界。中国的乒乓球外交、庄则栋的美国之旅;杨振宁、李政道、牛满江等人被毛、周等人的接见;中国加入联合国;中国允许五十年代从东南亚归来的华侨再次出境;中国各种不同级别贸易代表团的出访,这都给中国人吹来了强烈的外来之风。想像中的美国、日本和欧洲,都在从这些地方出访回来的人的口中具体化了。北京为了迎接尼克松的访华,还进口了大量的丰田小轿车作为出租车。北京以前基本没有出租的汽车,只有可出租的带篷的三轮摩托车,每公里行驶费是四毛钱。日本丰田车的出现,一下子让北京有了一种现代化的感觉。尼克松来华时候正是严寒的冬季,正好那年北京的雪很多。北京市政府就临时制造了许多扫雪车、铲雪车,都是利用解放卡车改造的,在车上加上了可以滚动的雪刷和可升降的刮铲。这些车被喷上鸭蛋青色,每天在主要街道上活动,很有点节日彩车的感觉。不过,随着尼克松的访问结束,这些车辆立即奇迹般的消失了——把加上去那些部件拆除之后,这些重新又去拉货了。但这些摆设了几天的各种扫雪机械车辆,也为人们了解现代技术世界增加了感性的实物认识,因为发达世界就是这样的。
      
       国内的政治局势,由于林彪事件的影响,也发生了很大转变。老干部们开始活跃,邓小平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和毛泽东的批准后复出,而邓复出后开始的「整顿」,又带来的是全民对于发展生产的振奋,谈论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开始公开化和合法化。另一方面,由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对权力的窥测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政治斗争渐趋白热化。面对这样的局势,毛泽东发布了打压江青的讲话,于是在老干部和民众中,公开地议论江的「女皇梦」变得相当普遍。那时我们朋友之间的聚会,交换这些消息成为主要内容。在工作单位,我的师傅们虽然不敢地指名道姓地公开议论,但黑话般的相互接茬儿,时常引得大家会心地一笑,出了单位,利害关系没有了,就更肆无忌惮了。就这样,民众民间言论的禁忌开始打破,这是对后来改革开放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的一个社会变化。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大气候中,千千万万的青年人开始了自己的精神追求。众多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到了「广阔天地」之后,等于放出了笼子的鸟儿。没有人管理他们,除了农村生产队能以口粮施加一点限制,让这些青年人为生存有些许顾忌之外,思想和精神上有着巨大的自由。一些家庭环境比较好的,比如干部子女,并不为生计发愁,他们经常以各种理由返城「休息」。这种休息,其实是一种赋闲的精神活动,因为那时并没有任何可以让他们在城里工作的机会。无所事事的年轻人,于是开始读书、闲聊、逛街、遛公园。也有一些青年,继续「破四旧」时养成的暴力生活习惯,成群结伙地啸聚街头,从打架、玩女人到以吃「佛爷(小偷)」为乐,真是为所欲为。正派的年轻人,则是进行读书和各类艺术活动,形成很多小圈子。这些圈子的成份主要由插队知青、留城工作的青年工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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