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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星星的睡袍

发布: 2009-3-20 09:41 | 作者: 徐晓



       房门“砰”的一声在我的脚后跟关上了,父亲的抬头纹、妹妹的女中音和妈妈那总在搜索什么的好奇目光全被关在那套有四个房间的单元里。我应该回到我那个有电炉、电扇、电视机的小窝里去,像每天一样,喝一只开水冲鸡蛋,换上那件带蓝色小星星的睡袍,听完最后一次英语中级班广播讲座……“不但读元音不行,就连读个辅音都没资格……”这是妹妹和一帮同学聊天时不知挖苦谁的话,我记住了,总也忘不了。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结婚?”
      
       “谁们?”
      
       “当然是你和司徒。”像这样的谈话总是妈妈引起的。
      
       “不——知——道。”我站起来,准备让这出戏没开场就结束。
      
       “航航,坐下。你怎么连妈妈的关心都不要?”
      
       “又是老调重弹。”我觉得我已经甩出了这句火辣辣的话,可实际上没有,我变得有涵养了。
      
       “我们不会结婚的,至少现在不会。”我很难得地朝她微笑了一下,也许正是这微笑惹怒了她,她用那细长的手指敲着桌子,就如同敲在墙角那架钢琴的高音键上,让人直起鸡皮疙瘩。
      
       “你应该认真一点……对待生活……”她的声音真大,几乎有点怕我的爸爸和一向关心我的妹妹全跑来了。或许他们一直都在偷听,随时准备参战似的,看妹妹那机警的样子,我简直怀疑这谈话是他们预谋的。
      
       “我们已经吹了,你们以后谁也别再提他。”我尽量心平气和地说。
      
       他们的惊讶和惋惜让我觉得好笑,对这个我从来没想到过的决定,我自己都不觉得惊讶和惋惜,他们又是何必呢?最让人受不了的是像审讯一样的盘问,“为什么?”,“什么时候?”,难道我真的对他们说:“就是现在,因为……”真见鬼,爸爸是党委书记,妈妈是乐团团长,妹妹是大学生,他们都解释不了,偏偏要来问我,要是我能说出为什么,就不会一个人走在这条街上,身后拖着一条像尾巴一样的影子。
      
       街灯亮了……“蓝色的街灯伫立在街旁……”可珊瑚灯不是蓝的,是淡紫色的。这颜色听起来很美,可看起来不愉快。让人想到焊枪刺耳的叫声,想到火化场的电钮,想到我曾丢失了的一块淡紫色的手帕……那是司徒送给我的,在从东北回来的一个小站上。我真奇怪,在那样偏僻和落后的地方,居然有这么漂亮的手帕,司徒叫它荒野上的玫瑰。不知道为什么,手帕丢了的那天,我哭了,他哄了我好久才安静。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和那手帕一块儿丢了……我那小窝里没有蓝色的、紫色的灯光,可那里有利眠灵、安神丸,还有乔治桑和但丁……
      
       当然,这种事情总是妈妈干的,她就会没完没了地提问,好像真的什么都不懂似的。可妹妹就不同了,她聪明,而且漂亮,烫着大学生最时髦的扣边头。乳白色半高跟凉鞋,紫罗兰色的连衣裙。文静、高雅。她的打扮,其实,连思想在内,都现代化得恰到好处,可最不协调的是,总免不了拿出一副她那个年龄还不应该有的体贴和温存来对待她的姐姐。她号称是全家最最理解我的人,却总要拿花布、皮鞋、珍珠霜这类把戏来麻烦我。尽管那块布料的确好看,也正合我的审美观,淡蓝色的调子,深蓝色的小星星。可是连衣裙对我根本不适合。我不像妹妹——不瘦,胖得又不过分,像只小家鸽。“苗条”——别人都这样说我,可我知道,当人们吐出这些美妙的辞汇时,嘴角由于微笑而向上拉开的线条里藏着几个尖刻的字眼:“干瘪”,“像从地狱里来的骷髅”。
      
       我同意用那块布做一件睡袍,我只能让这一步。可那天晚上,就是穿上睡袍的那天晚上,我好像做了一个梦,可是就像经常出现的一样,直到现在我始终搞不清到底是不是做梦……我一松手,风筝飘走了,妈妈说它会回来的。我等呀等呀,它始终没有回来。我沿着海边去寻找,渔民伯伯告诉我,堆在船上的是帆,不是破布……“妈妈,星星不是蓝色的,是银白色的,天空才是蓝的呢!”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个事实,可我的睡袍上却印着蓝色的星星……我每天裹着它……有人说穿睡袍不是中国人的习惯……
      
       车子还没来,站牌下边站了这么多人,显然是电视演完了,白衣少女从生日晚会上跑出来了。今天是星期六,我在那小屋里为这一天积蓄了一星期的兴致一扫而光了,不是因为那捏碎了的玻璃杯和割破了的手指,而是为了司徒,一个衣冠楚楚的摄影记者,他竟然是我的爱人,这是任何一个陌生人都不可想象的。很早开始我就想,他应该有一个比我美貌和优越得多的妻子,我太瘦了,骨头叮当响。今天是星期六,我应该珍重,为了周末给家里带来点快乐而积蓄的热情,可是全完了……我那小窝一定很静,像往常那样,静得能听见静的声音,只要有人敲门,打破这寂静,那怕是流氓或者强盗。可我是个二十八岁的姑娘……一辆吉普车向司徒家的方向开去了,我觉得司徒就坐在那车子里,他一定又去参加什么外事活动——笔挺的黑裤子,淡黄色尼龙套头衫,闪光灯,曝光表,不,根本用不着那玩艺儿,他已经是一个相当熟炼的记者了,靠才华,靠教养,当然也靠勤奋。那辆吉普车的尾灯为什么总亮着,它不是在故意引起我的注意吗?也许,那里真的坐着司徒,我穿着白衬衫,是很容易被认出来的,而且他说过,永远不会忘记我……车还不来,好像故意要让我改变主意似的……
      
       我像一个孩子一样向日夜邮局跑去,我急于要找到他,可我并不想见他,凭着他和我亲热时那熟练而温存的抚爱,我断定,他绝不止和我一个女人有过来往。况且,我是锦纶袜厂的女工,又总和这九级的家庭合不拢。可我还是要找到他,我急于知道他的情况,也应该让他知道,“我们已经吹了”。
      
       自动电话机红色的指示灯壳了,我抓起听筒,在心里默念了一遍号码,44……要拨到头然后把手指移开,让号盘自动回到原来的位置,我像生平第一次打电话似的。通了,好像有人拿起了电话,在对我喊“喂,哪一位?”可我不能判断这是不是真实的,因为当我张开嘴巴要说话时,才发现线路已经被我自己挂断了,对方能知道我是谁吗?我要再拨一次……已经快十一点了……我还是要再拨一次的。4451……据说拔到第四个号码就可以知道是不是能通,要尽量拨得慢,好让他有穿上拖鞋,从房间走到楼道的时间。
      
       “找谁呀?”我听出来了,是他家的保姆,一个胖老太太,发着咝咝的南方口音。
      
       “你是XX 胡同的公用电话吗?”
      
       “不对,你打错了!”
      
       “啪”,电话挂断了。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但是,我还要再拨一次,就一次……歇斯底里,昨天小王告诉我,这个词的拉丁文原意是子宫,意思是得这种病的都是女人。她总讨好我,为了要音乐会的入场券,我才不管呢,自从我知道了那个提琴家的丑事,我就知道了音乐并不那么神圣,自从我知道了听音乐的人都像她那么浅薄,我就知道了,懂音乐的人也不一定有教养。还有妈妈,有一次,我突然发现,从侧面看,她那长得很漂亮的鼻子曲线真的像个问号,可问题是从心里,而不是从鼻子里提的啊。
      
       我把四枚硬币投进自动电话机,重新拨了号码,耳机里传来占线的声音,准是那位因为儿子说谢富治的坏话就打一顿板子的老头,我简直担心他会通过电线得到我的信息。就像妈妈,我的同学来了,她总要找茬到我的房间里来拿东西,我早看透了,她什么也不拿,她是在监视我,电炉,电扇,电视机我并不需要啊。
      
       “喂,哪一位?”电话通了。
      
       “……”。
      
       “找谁?”
      
       “找你。”我听出来了,这就是司徒的声音。
      
       “我听出来了,你是航航,你没说话我就知道是你。”(他多会胡说,我没说话他怎么能听出米呢?)
      
       “你没接电话我就知道是你。”
      
       “这是感应,我知道你会找我的。”
      
       “不,我闲着没事。你刚回来,我看到你了。”
      
       “根本不可能,我一直呆在家里,我正在为《摄影》写一篇文章,他们要发表我的作品……”
      
       “你得意了吧……而且……再见吧,以后再说,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走出电话间,一个外地人模样的男子瞪了我一眼,他的眼睛发红,也许是珊瑚灯的紫光照的。门厅里坐着个中年妇女,袒露着白白的大乳房在给孩子喂奶,我觉得这图画挺生动……到底是妈妈,我不记得是那个诗人说的,“母亲”是人类社会最崇高的字眼,可他说的不是作为“妈妈”的母亲,他说的是延安,和那流着黄色乳汁的延河。司徒说“爱”是人类最崇高的字眼儿,也许就是为了这种崇高,他才始终爱我。妹妹说“人”是人类最崇高的字眼,我问她是马克思说的“真正的人”,还是高尔基说的“大写的人”,或者是字典里说的“会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的人”,她却说:“我就是人。”答非所问。
      
       我觉得轻松多了,洒水车刚刚开过,空气显得很清新,路上人很少。我记起了这条街,住右拐,一个小胡同,住着一个怪大夫,到现在我也不相信他那两只朝上的脚是因为掉进冰窟窿造成的,我总觉得他也许是国民党士兵,那位矮小的老婆,说话的声音就像冬天粉笔写在黑板上发出的噪音。第一次去,我回家后哭了,一天没吃饭,我想起有一种病叫羊毛丁,能从胸口上搓下大把大把的毛,像玻璃纤维那样的。可是以后我还是去了,靠着他手里的一根针和大大小小的竹筒,还有一把木头做的小锤子,我的风湿病竟会好了,我重新回到了这个世界,回到了这条街上,回到了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过去,可我不愿意回忆过去,因为我不能承认那些我不愿意承认的结论。
      
       这回站脾下边一个人也没有,我向路的尽头望去,我惊奇地发现,这条路本来很宽。是的,白天人多,路就显得窄,这是最一般的道理。我想,这时候,如果路上走来一个人,一定会出现你死我活的局面。我不承认自己是个弱者,尽管我是个女的,否则,我怎么敢一个人住在那间小屋里。如果走来的不是别人,而是司徒……当然很有可能一时认不出来。就在从西边数第五根灯柱下边站着一个男人,欧洲体型,像司徒,当然不是……几年以前,司徒把我从东北送回北京,从车站背回家……我现在住的小屋就是那个家两间房子的一间。他返回东北的时候来向我告别,就是那个晚上,我们接吻了,那时候我想的是永远……永远……他走了,可是整整一个星期,每天晚上我站在窗前,总看到他推着自行车在五十米以外的地方向我挥手,后来姑姑告诉我那是精神病的一种,叫做幻视,我很害怕,因为姑姑是精神病科的主治医生……
      
       “同志,等夜班车吗?”这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不,我在等人。”这是我今天第二次说谎了,不过业余大学的一个讲师说,说谎并不一定全是坏事,比和别人问你吃过饭了吗?你说吃过了,这样说谎不是为自己,算不上什么不好。
      
       “夜班车这站不停。”我真受不了这些人的眼力,他不上当,认准了我不是在等人而是在等车……我看不透别人,别人看透了我的时候我会感到恐惧的,我有风湿病,还有胃下垂二指半,瘦得像搓板,没胸,没屁股,因此我不能穿连衣裙,只能裹着那件带星星的睡袍……
      
       我觉的肩膀有点沉重,就像有一双手搭在上边……司徒常常这样做。走回去至少要四十分钟……我已经不为那点积蓄了一周的热情而遗憾了,谢天谢地,屋里屋外,可别有人等着,说不定他们会来找我,像以前一样,妈妈亲自光顾,还有蜂蜜、黄油、麦乳精,她一定是忘了我离开家时说的话,否则,她不会这么宽容……当我大叫着让他们全滚开的时候,我并没想到眼前站的是爸爸、妈妈,我只想着那只猫。怎么可能呢?它能把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从桌上弄到地上吗?是妈妈在这样喋喋不休地向我解释,可是,我清楚地记得,那片红叶不是夹在十三号,而是夹在十八号的日记里,我捏碎了玻璃杯,手指淌着血,我想到了死,可没想到我会真的离开家住进那间告别了的小屋,当然。更不会想到今天的争吵、硬币、淡紫色的灯光和这四十分钟的步行。这一切组合的多么奇妙,如果用一幅现代派的图画来表现一定是个杰作。那么,我在那幅图画里的位置一定是个三角。听一个作家说的,现代派绘画用三角表示女人,就像几何学里的三角形,三点成一平面:丈夫、孩子、自己,它的性质是绝对稳定。
      
       又是一辆轿车,雪亮的光柱投在马路上,把夜割成两半,我被分割在黑暗里,我讨厌这种对比……我机警地站住了——对自己的敏锐感到惊讶,刚刚过去的车子,分明是爸爸的司机小刘,模糊的三角形一定是妈妈。他们是去找我的,我站着,黑夜里一个人站在那里是不易被人发现的,别人会以为是个影子,或一棵树。车子驰过去了,我加快步子向前走,我知道赶不上那车子,但我还是要快走,回到我的小窝……
      
       原载 《今天》文学研究会 内部交流资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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