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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节选

发布: 2009-3-20 08:46 | 作者: 韩东



       十六章
      
       入党无门
      
       当年我们家有一张古琴,是我爷爷传下来的,到了我父亲这一辈,他还会弹两下子。我不仅不会弹,甚至都不知道那是古琴。我把它叫做“四旧”,父亲纠正我说:“那是乐器。”?
      
       也难怪,我开始懂事的时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父亲再也没有摸过那张古琴。他把它用一条床单包裹起来,包了很多层,然后再用一根绳子扎牢,放到阁楼上去了。那阁楼是存放杂物用的,我很少上去。偶尔上去过一两次,看见那张琴,直挺挺地放在一只板条箱上,就像是一具木乃伊。
      
       在我更小的时候,肯定是听过父亲弹古琴的,但那时候我没有记忆。后来年纪稍长,能够记住一点什么了,比如我父亲弹奏古琴的隐约之声,但被时代的最强音一冲,立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说,我还是没有听过父亲弹琴。我记住的时代最强音,乃是万人合唱的《东方红》、《国际歌》以及《大海航行靠舵手》。
      
       容我再想想……
      
       也许古琴声我还是听过的,并且就是我父亲的那张琴发出的。
      
       一九六九年,我们全家下放苏北农村,父亲把古琴从阁楼上拿了下来,在床单之上又裹了一床棉花胎,然后再用绳子捆扎。后来,包扎好的古琴和其它家具一起被装上了卡车,父亲一再叮嘱抬东西的人:“当心,当心……”
      
       可到了生产队上,打开包裹一看,古琴已经断成了两截。如此地小心在意,它竟然还是断了,只能说乃是朽木一块。古琴断裂时发出的那声喀吧我没有听见。可是后来,父亲一怒之下,让我把断了的古琴劈开当柴烧。我去贫下中农家里借了斧头,将古琴放在一个树墩上,兜头劈下,那声音却听得清清楚楚。声音不大,几乎沉闷,倒是斧头穿过古琴斩在树墩上的声音不同凡响。但那并不能算是古琴的声音。
      
       直到很多年以后,我父亲也已经去世了,有一个机会我买了一盘古琴演奏的盒带,这才真正听见了古琴之声。儿时听见的“隐约之声”,我决定换一个词,就叫它“稀疏之声”吧。大音希声,就是这么回事儿。这阶段我也读了几本像样的书,开始明白,父亲为什么如此重视那张古琴,也明白了一段朽木的妙用。古琴这玩意儿是越古越好,倒不是由于文物价值,而是音色需要。比如我父亲的那张琴,经过一番查阅资料和比对,我才知道是一张明琴,并且有一个名字,叫“忘忧”。就是不谈音色,谈古董,放在今天至少也得值个七八十万吧。
      
       我竟然还回忆起了父亲半夜抚琴的身影:一只发黄的灯泡下弓着身子,屋子里面香烟缭绕。不是抽的香烟,而是点的香烟,香味儿不免温馨恬淡。那时候我大约四五岁,睡在父亲身后的小床上,看着这一幕,无邪的眼睛里放射出了快乐之光。当然啦,这八成是我的想像或者幻觉,因为我竟然在画面里看见了自己。
      
       但父亲的琴谱我的确是见过的,当时并不知道那是琴谱,一些古怪的汉字印在一本发黄的线装书里。现在我知道了,那不是古书,而是古琴谱,里面的汉字也不是什么字,而是古琴记谱的符号。这些古琴谱又到哪里去了呢?
      
       那天母亲将我劈成柴禾的古琴塞进灶洞里,灶上的铁锅里正在煮马虎粥。父亲走过来说:“再加一把火。”
      
       他递给母亲几本发黄的书,母亲扯下几页就塞进了灶洞里。现在想起来,必是琴谱无疑。
      
       年轻的时候,我父亲来南京读大学,除了随身的行李,就只带了一张古琴。他倒不是特别爱弹古琴,带琴上学是为了挣学分的。当时大学里文艺专长可以挣学分,父亲来学校以前就已经听说了。他读的是政治系,由此可以看出父亲的志向,琴棋书画只不过是爱好,救国民于水火之中才是他的目的。父亲生逢乱世,怀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国家也急需这样的人才。他表现积极,要求进步,而那时候的进步力量非共产党莫属。父亲于是向党组织靠近,近到了非常近的程度,就只剩下了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当时的党是地下党,父亲向地下挖掘,挖了半天,终于得见甘泉。
      
       一天,一个同学约父亲谈话。那人便是共产党,父亲早就知道了,党也知道他知道,但双方都不说破。为什么找他谈话?父亲也已经猜到一二,于是便欣然前往。地点是九华山,当时那儿还比较荒凉。时间是晚饭以后,父亲与党的代表于黑暗中走出学校的大门。感觉就像是自由恋爱一样。这么说,一点也不过分,父亲正是怀着初恋的心情紧跟着那人的。那人是个大男人,但这并无妨碍,父亲是在和党恋爱,而不是和具体的某个人。
      
       他俩走到半途,遇见了一个同学。那同学既不是党的人,也不怎么要求进步,当然也不是反动派。这样的同学,那年头未免无聊,因此吃过晚饭出来闲逛也是正常的。恰巧遇见了父亲他们,他十分兴奋,一点也没看出这两个是要干吗的。
      
       该同学说:“嗨,亲爱的同学,你们这是去哪儿逛啊?”
      
       地下党同学说:“嗨,我们是去九华山,那儿的地势高,今晚的月亮好,我们去看月亮。”
      
       当时街上只有路灯,并且灯光昏暗,哪里来的什么月亮?地下党同学一时情急,忙中出错,竟然说出了月亮。好在半路遇见的同学过于兴奋,并没有在意,他说:“那好啊,那好啊,我也要去,去看看月亮。”
      
       事已至此,自然不好拒绝。于是三人一路,奔九华山而去了。
      
       谈话是谈不成了,但不能暴露身份。父亲并没有什么身份,所以也谈不上暴露不暴露。可那地下党同学不能被暴露,不能暴露他是地下党。要是到了山上,没有月亮那怎么办呢?没有月亮,显然父亲他们就不是来看月亮的。不是来看月亮,又为什么要说来看月亮?如此追踪下去,就有了暴露的可能。最好到时候能有一片云,或者很多的云,把天空遮得严严实实的。那样他们就可以说:天不好,云太多,把月亮给挡住了。一路父亲都在琢磨这件事,简直是苦恼万分。
      
       终于到了九华山顶,只见一片晴朗的夜空,繁星点点,比平时更加地星光灿烂。就是缺一个月亮,哪怕是一个月牙儿呢。也难怪,那天不是该有月亮的日子。不知道地下党同学是怎么想的,反正父亲一直都在琢磨,该如何向非地下党同学解释,以搪塞过去。由于时代的局限,父亲也有知识的盲点,不知道什么叫同性恋。否则的话,他肯定会告诉非地下党同学,他和地下党同学是同志关系。但也不对……
      
       同志关系当时是指党内的同属关系,后来才泛指一般的公民间的关系。直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同志关系才特指同性恋关系。考虑到不同的时代背景,如果父亲那么说了,无异于自我暴露。
      
       好在非地下党同学完全忘记了月亮这回事,父亲的一番忧虑不过是杞人忧天。非地下党同学抬头看见满天的星光,大呼道:“壮观!壮观!看星斗就是得来山顶上,你们真是玩得高级!”
      
       好像他们来到这儿,就是为了看星星,而不是为了看月亮,也不是为了谈恋爱。父亲和地下党同学也不由地抬起头来,寻找明亮的北斗星。在他们的心目中,那可是党的象征呵。在这片敌占区的土地上,这伪国都的茫茫黑夜里,还有什么比它更亲切的呢?
      
       三个人在山顶上看了一把星星,就回学校去了。不久以后,由于叛徒的出卖,那地下党同学转移去了苏北。临行前,他匆匆见了父亲一面,告诉父亲,那次约他去九华山谈话,是想发展他入党的。父亲虽然已经猜到,但通过党的嘴巴说出来,还是感到无比荣幸,同时也非常遗憾。当时入党,也没有什么仪式,谈一次话也就行了,就入了。要是那天没有那个岔出来的同学,父亲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一员了。
      
       这会儿父亲对地下党同学说:“能不能现在就谈一下,让我马上就入党?”
      
       地下党同学说:“我已经暴露了,没有时间了。”
      
       父亲又说:“那能不能不谈就让我入党啊?”
      
       地下党同学说:“毕竟是入党,不能那么草率,谈还是要谈一下的。”
      
       说话间,已经过去了半小时。父亲心里想:有这工夫早就谈完了,我已经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他们又继续说了半小时,但谈的不是入党的事。最后,地下党同学告辞出来,从学生宿舍里一头扎进了没有星星的夜色之中。
      
       第二年,南京就解放了。
      
       解放以前,南京是白区,党组织并不特别发达,发达的是工会。因此父亲大学毕业时,按照党的指示,进入了工会系统。他们那一届,去南京市工会机关的有三十几个同学。后来,有的参军随部队南下,有的调到了别的单位,留下来的人不超过三四个,父亲是其中之一。当时土改运动正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我爷爷是浙江人,已经死了很多年。奶奶出身于书香门第,本人也上过几天教会办的学校,因而是非常开明的。土改尚未开始,她就抢先一步,把家里的房契地契通通交到县里去了。老家当时的县长对此举评价很高,感叹说:“到底是开明地主啊!”
      
       奶奶知道以后很高兴,以为这是夸奖。当然也的确是夸奖。“开明地主,开明地主,我们是开明地主……”她念叨了很久。
      
       接着,土改运动真的就开始了。来了很多人,又是丈量奶奶家的土地,又是估算他们家的浮财,奶奶全不在意。结果成份评下来,他们家不过是个富裕中农。奶奶听而不闻,是真的不知道,还是故意装糊涂呢?反正父亲往老家拍电报,问家里评了什么成份?奶奶的回电是四个字:“开明地主”。
      
       是否“开明”并无关紧要,父亲看见“地主”二字,心里不免一沉。从此以后,他填写履历表的时候,在家庭出身一栏里就都是填的“地主”了。那年头,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想入党简直比登天还难。如果是富裕中农,自然会好上许多。因此父亲的组织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所谓的组织问题就是入党问题。但总有一天它会得到解决的,否则的话,也就不存在解决不解决的问题了。
      
       父亲又一次和党擦肩而过。
      
       两次擦肩而过的经历,不仅没有使他气馁,反倒是更有信心了。这个党也不是就那么难入的,父亲的一条腿已经迈过去了,另一条就差那么一点。之所以没有完全迈过去,又退了回来,不过是因为阴差阳错。小小的偶然性使父亲始终滞留在党外,而他是相信必然的,必然通过偶然而开辟道路。那时候,父亲已经通读了所有的马列著作,其中甚至包括令人望而生畏的《资本论》,作为马列哲学的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他就更是小菜一碟了。
      
       所以像父亲这样,在党的门外,而窥见庙堂之奥的人实在不多。像他这样几经挫折,愈加信心倍增的人更是罕见。后来,父亲回了一趟浙江老家,当他得知奶奶的实际成份是富裕中农的时候,不禁呵呵地冷笑了几声。父亲的意思大概是:看看吧,这是老天爷在考验我,小小的伎俩又怎么可能阻挡我要求进步的脚步呢?当然啦,父亲是不相信老天爷的,也不相信命运,但这事儿的确蹊跷。总不会是党在故意为难自己吧?倒不是说党没有这个能力,而是,党是光明,是太阳,不可能玩阴的。那么,又到底是谁在暗中使绊子呢?
      
       回到工会机关后,父亲再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十分骄傲地在家庭出身一栏里填下了“富裕中农”四个字。可组织上认为他写错了,问他是不是想入党想疯了?——也的确是想疯了。任凭父亲如何解释都无济于事,甚至,奶奶寄来了老家政府出具的证明也不行。组织上说,得把父亲这辈子填写的所有履历表都更正过来才可以。所有的履历表也不难找,都装在同一个档案袋里。然而,随便涂改是不可能的,每一份材料都必须经过重新核实,工程实在是浩大无比。并且这事儿也不是父亲能够插手的,得由组织亲自出面。但组织并不是为了你入党才存在的,恰恰相反,你的存在是为了入党。
      
       从此以后,父亲在家庭出身一栏里又开始填“地主”了。他不服这口气啊,如果自己真的出身于地主家庭,难道说就不入党了吗?难道说,所有出身于地主家庭的人都不能入党吗?显然不是这样。只不过地主家庭出身的人入党要么赶上了好年头,比如战争年月,要么就得付出双倍的努力和艰辛。付出双倍的艰辛父亲不怕,他甚至想,如果能以地主的成份加入党,那才一名真正合格的党员。
      
       当然,我父亲并不是一个爱较劲的人,这么想,只不过是自我激励罢了。他也不是一个死脑筋,入党才是最终的目标,而以什么方式入并无关紧要。因此他后来填写“地主”二字的时候,前面加了一个形容词“开明”。出身于“开明地主”家庭,一直到父亲去世,他所有的履历表上都是这么填的。对此组织上也没有意见,虽然觉得不免画蛇添足。
      
       由于父亲的努力,他又一次和党走得很近,被提拔为工会机关的秘书,有权列席党的会议。父亲开始和党委的头头们熟悉起来。反右运动前夕,根据党委会议的精神,父亲敷衍出一篇文章,在地方报纸上发表了。那篇文章指出,在新社会工会仍然需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可以做党派的附庸。随后反右开始,父亲因此受到牵连。好在文章的主旨思想并不是父亲发明的,他只不过是加以演绎、润色而已。甚至文章都没有署名张梅生。
      
       父亲虽没有被打成右派,但在他的档案里又多出了一条:中右分子。中右分子加上开明地主,是两道难关。父亲不禁觉得和党的距离突然之间又拉大了。他的入党申请,自然再也没有人理会,甚至党委开会也不允许他参加了。为党背了黑锅,父亲无怨无悔,只不过如此一来,他的人生目标就变得更加遥不可及。惟有更加地努力,才可能同时跨越两道障碍,踢开两条栏路猛虎。几乎没有可能,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父亲离开了秘书的岗位,被调到工人文化宫当主任。官虽然又升了,但离党更远,父亲毫无欣喜可言。
      
       六十年代初,又来了机会,当时南京市工会准备举办一个工业成果展览会。上级领导非常重视,还专门拨了一笔钱款,展览的地点就在工人文化宫。在父亲的主持下,筹备组办了一件大事,就是给文化宫换了一扇大门。文化宫原来的大门是木头的,油漆剥落,早就朽坏不堪了。新换的大门则由钢铁铸成,被漆得乌黑锃亮,上面还带有涡型镂空的花纹。自然造价不菲。这个大门当时很轰动,给展览会挣足了面子,也给文化宫和市工会挣足了面子。连中央领导前往参观的时候,都曾在展览会的入口也就是新大门的前面留影。
      
       功劳自然首推父亲。他的反应是不声不响,再次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入党的事还没有下文呢,父亲又被提拔了,当了市工会的副主席。副主席心里明白,这是对他工作成绩的肯定和回报。人家已经回报过了,就不会再有回报了,因此入党的事反倒是更悬了。
      
       正当父亲患得患失,内心唠叨不已的时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单位里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贴我父亲的。副主席自然是当权派,并且只有这个副主席不是党员,不拿他开刀,又拿谁开刀呢?
      
       父亲的罪状和那扇大门有关。那是什么年月呵,三年自然灾害,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张梅生居然如此铺张浪费,造了这么一个大门。光是买钢铁得花多少钱啊,还在上面雕花作怪!当真是江山易改,地主资产阶级奢侈糜烂的本性难移。由现实问题牵扯到历史问题,既有父亲的档案可以挖掘,同时也铁证如山。这铁证就是工人文化宫的那扇铁门。
      
       这扇铁门以前是父亲的光荣,现在却成了他的耻辱。每天进出单位的时候,父亲不免会非常羞愧。的确,那是什么年月呵,造这样的大门无异于作孽。看来自己的思想觉悟的确离一个党员的要求非常遥远,就是做一个普通群众父亲也觉得不够资格。当来自外界的批判和内心的忏悔合而为一时,父亲便彻底地绝望了。这倒也不是一件坏事,在那如火如荼的岁月里父亲没有激流勇进,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被打蒙了。父亲一开始就靠边站,避免了派别之争,内心的谴责也让他表现得颇为恭顺。入党之事从此再也不放在心上了,不是怕困难,而是自觉不配。以致于文革结束以后,组织上力邀父亲入党,他坚决不入。父亲的回答是:“我离一个党员的标准还差得很远噢!”
      
       文革期间父亲偏安一隅,在家里又弹上了古琴。我印象中的,父亲灯下抚琴的背影应该就属于这个时期吧?那时候父亲也开始玩牌。他经常会叫上几个同事来家里打,那几个人也是靠边站的当权派。后来风声变紧,单位里有人给父亲起了一个外号,叫他“扑克主席”,说他串联“大鬼”、“小鬼”,搞阴谋诡计。父亲就不怎么敢把人叫到家里来了。但是他手痒,于是就教母亲和我打。可打来打去,三缺一,怎么打父亲都觉得不过瘾,于是只好去弹琴。
      
       弹琴也只能深更半夜地弹,不能让造反派发现。可夜深人静,琴声不免传得更远,连睡梦中的我都被惊醒了,更何况那根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的街坊邻居呢?此弦非彼弦,不是琴弦的弦。父亲不敢造次,只好放松了他的弦,将古琴捆绑起来,束之高阁。以至于后来抄家的时候,都没有被造反派发现。也许他们像我一样,不知道那是什么玩意儿,古琴因此才逃过一劫。
      
       至此,父亲就只剩下扑克了。他一个人玩通关,玩来玩去,却怎么也通不过。最后就只剩下一两张牌,但就是拿不掉。这情形有点像他入党,关键时刻总是功亏一篑。父亲不服气啊,但现在他能摆弄的就只有这副牌了。后来扑克牌也被禁止玩了,属于四旧之列,父亲就完全地无所作为了。他去五七干校里劳动了一年,算是预演。紧接着是真正的下放,一九六九年,父亲率领着我们一家三口来到了苏北共水县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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