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程度上我佩服他这么冷静，虽然他的圆眼睛光焰灼灼。我要是在他的处境，准会发疯。而他是过来的人，被苦难的生活磨炼得坚强，尤其是在乡下的养鸡场干了七年。他吃完饭就已经十点半了。我俩坐在摇晃的餐桌旁聊起来，喝着茉莉花茶，抽着新港香烟。我们侃得好痛快，直到两点才决定上床睡觉。我要他用我的床，那不过是一个放在地板上的垫子，可他非要睡在沙发上。
我俩都认为他目前应当低调行事，以免领事馆跟踪上他。他白天不该出去，所以每天早晨我出门上班时就把他锁在家里。我总给他备足吃的喝的，晚上我回来之前，他一般为我俩把饭做好。他好像十分耐心，情绪还好。除了食品，我还带回来中文报纸和杂志。他每页必读，说从来没想到这里的新闻跟中国大陆的新闻差别这么大。有些文章披露了一些内幕，还对历史事件作不同的阐释；晚饭时孟先生常常兴奋地对我讲起刚读到的东西。有时候我太累了，听不进去，但我从不给他的兴头泼冷水。
一天傍晚，在回家的路上我看见一个几乎没用过的床垫，扔在人行道上。孟先生和我一起去把它抬了回来。从那天起他就睡在我屋里的另一张床上。他夜里常常乱叫，做噩梦。有一回他把我吵醒了，不停地喊，“我要报仇！我在省委里有人，我的朋友们都是厅级以上的。我们将要铲除你和你的爪牙！”
尽管有那种干扰，我还是高兴他住在这里—他的出现减轻了我的孤独。
两周后我们开始谈论他该做什么。我已经不再把他锁在家里了，他经常出去走动。至今，领事馆对他的失踪闭口不提，也没有任何报纸报道过。这可不是好征兆，这种缄默让我们不安，所以我觉得他应该继续躲藏下去。但是他急着要挣出自己的吃住。我劝他再藏一周，可他不听，说，“咱们已经人在美国，不必老是生活在恐惧中。”
我俩都认为他不该申请政治避难；那是最后一条路，一旦走上去就可能无法再踏上祖国的土地了。他最好先在这里作为非法居留者待下来，挣些钱。等潜逃这件事平息下来，他再设法改变自己的身份—有了足够的钱，他就可以雇律师来办这个案子。很快他开始在法拉盛找工作，那里在80年代末还不是繁华的城市；房子不很贵，各种生意刚开始进来。由于会说英语，他找工作并不难。皇后区植物园附近的一家餐馆要雇他做服务员，但他求那个名叫马克.钱的经理让他开始先洗盘子，说他没有在餐馆里的工作经验。马克也是这家生意的业主之一，就同意了孟先生的请求。孟真正的动机是洗盘子的通常待在厨房里，可以躲开众人的耳目。第二天他就开始在熊猫苑上班，每小时挣4.6美元。他很高兴，虽然夜里11点钟左右回来时，常常抱怨累得筋疲力尽。
他有能力，老板和工友们都喜欢他。我偶尔去那家餐馆吃碗面或炒米饭，但从不在那里吃正餐。我常去那里主要是看看孟先生。令我不安的是那些员工都称他“教授”。他太大意，不该把自己过去的身份透露给工友，不过对这事我没说什么。他看上去挺放松，尽管一天到晚洗盘子。他告诉我他一直在观察别人怎样侍候顾客用餐，断定那活儿他轻易地就能做。一两个月后他会换工作，不是在这里当服务员就是跳到另一家餐馆去。
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和工友阿敏一起去熊猫苑吃碗馄饨。我俩正吃着，两个十七八岁的白人女孩开进了停车场，然后朝前门走来。身腰如桶的、也是业主的梅玲疾步赶过去，劈脸就说，“你们不能在这里用餐，别没完没了的。”
女孩们在门道那边停住，其中一位穿着天蓝色的沙笼裙和乳罩，戴着大圈耳环和镜面太阳镜，另一位也身着沙笼裙和乳罩，不过全是黄的。两人都嚼着口香糖。“为什么呢？我们有钱。”一身蓝装、个子挺高的那位说，笑眯眯的，露出一口完美的牙齿。
另一位也咧开涂红的嘴唇笑了，翻动着画了黑圈的眼睛。她说，“我俩太喜欢你们的炸茄子条啦。唔，好吃极了！你们的饺子也很香。”
“走开。我们不伺候你。”梅玲说。除非发起火来，她英语一般说得吞吞吐吐。
“这是美国，你不能赶走顾客，明白吗？”那个矮些的女孩继续说。
“你们不是我们的顾客。你俩上次不付钱。我跟着你们到院子里，你们看见我了，可还是开车跑了。”
“你怎么敢肯定是我们？”
“滚出去，小偷！”
“别这么不讲理，华女，”高个的那位说，笑嘻嘻的，舌头舔舔下唇。“你怎么能证明我们没付钱？你咬错人了。”
“你别骂我是狗!滚开！”女掌柜扬扬手，手腕上的玉镯哗啦作响。
穿黄裙的女孩说，“你不能这样赖我们。瞧，我有钱。”她掏出一叠单元的和五元的钞票，在梅玲鼻子前晃了晃。
女掌柜的脸都气紫了，警告说，“你们要是不赶紧走开，我就叫警察。”
“噢，是吗？”个子高的女孩问，“我们倒是需要警察。你没有任何证据就污蔑我们。你知道在美国这意味着是什么吗？这叫诬陷，是犯罪。我们要告你。”
“对，我们要把你告得一个子儿都不剩。”穿黄裙的那位加上一句。
梅玲好像有点儿蒙了，但孟先生缓步上前，两手握在背后。他语气平稳地对两位说，“小姐，你们不能再欺负我们了。请离开。”
“上帝啊，饿死我了！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吃一点点东西呢？”矮个穿黄裙的那位坚持说。
梅玲高嚷，“滚出去，你们这些强盗！我们才不伺候你呢。”
“你怎么敢这样称呼我们？”
“你俩就是强盗。你们抢夺我们的东西。不是强盗是什么？你们要想在这里用餐，先把那37美元交出来。”
“得了吧。我说过你认错人了。”高个的女孩装出一副笑脸。“你见过这副太阳镜吗？”
“没有，可我记得你的耳环。”
“算了吧。好多女人都戴这种耳环。你花18块就能在梅西女装店买一对。”
孟先生又说，“我们做了记录—你的车牌号码是895 NTY,对吧？”
“对，”梅玲接过话。“要是你不快走，我就给史蒂夫警官打电话，今晚你就见不到你妈了。”
两个女孩都倒吸了口冷气。我坐在一边观看，差点笑出声来，但忍住了没出动静。穿黄裙的那位抓住同伴的胳膊肘，她说，“走，咱们离开这里。简直疯了。”
她俩出去了，脚踏高跟鞋，跌跌撞撞地奔向那辆鲜红的跑车，她们的钱包呼扇着。她们的车开走时，阿敏和我都站起来观看车牌，上面的号码和孟先生说的一样。
“太绝了！”我的工友喊道。
“哇，了不起。”我对老师说。
梅玲的丈夫马克.钱目睹了刚才的交锋，但从头到尾插不上一句话。此刻他不断地对孟先生说，“你记住了她们的车牌号码，啧啧啧。你打死我我也记不住。”
后来孟先生私下告诉我，当梅玲跟女孩们争吵时他溜了出去看了看她们的车牌。一听这话我大笑起来。他是个聪明人，处世精明。
他的心计让老板刮目相看。马克在曼哈顿上城新开了一家餐馆，就请孟先生做经理，但他不干，说自己太老了，干不动那个活儿。其实，那地方离哥伦比亚大学太近，他不愿在那一带露面。
下一个星期的一天夜里，他带回来一份《大苹果日报》，这是当地的中文报纸。他把它往餐桌上一摔。“该死的马克，他跟一个记者瞎扯，吹我们怎样治住了那两个不要脸的女孩。”
我看了一遍那篇小文章，它比较准确地描述了那件事，称孟先生为“刘教授”。他挺幸运，一直用假名。我放下报纸，安慰他说，“这没什么。没人会把你跟那个有大象般的记性的怪老头儿联系起来。”我明白他怕领事馆发现他的踪迹。
他说，“你不知道那些官员的触须伸得多长。我听说这家报纸是大陆政府资助的。”
“那他们也不太可能把‘刘教授’跟你连在一起。”
“但愿你说得对。”他叹了口气。
可是我说得不对。三天后我下班回来时，电话急促地响着。我赶紧过去拿起话筒，喘着粗气。打电话的人声音悦耳地说他是申副领事，主管教育和文化交流。他要我到领事馆去一趟。尽管吓得够呛，太阳穴直跳，我尽量保持冷静。我告诉他，“我上回去那儿时，连楼里都不让进，你们的一个工作人员说我‘耍贫嘴’。那让我好伤心，就决定再不去那里了。”
“洪帆同志，这回我本人邀请你来。明天就过来见我。”
“我得打工。”
“后天怎么样？那是星期六。”
“我拿不准能不能过去。我得先跟老板请假。到底是为什么，申领事？”
“我们想知道你是否有关于你的老师孟富华的消息。”
“什么？你是说他失踪了？”
“我们只想知道他人在哪里。”
“这我可一点儿都不晓得。我最后见到他是在哥大，我俩一起去见娜塔莉.西蒙教授。”
“那次我们知道。”
“那我就没有什么可汇报了，对不起。”
“洪帆同志，你必须对我—对你的祖国坦诚。”
“我说的是实话。”
“那好，尽快告诉我你什么时候能来。”
我说跟老板请下假来我就给他打过去。挂上了电话，我心里七上八下。每回跟那些当官的打交道，我就觉得无能为力。我清楚他们也许把我当作孟先生的同伙，将来可能不断地找我的麻烦。说不定我没法延护照了。
那天夜里我告诉孟老师那个电话的内容时，他没动声色。他仅仅说，“我知道他们一直在跟踪我。对不起，让你也惹上了麻烦，洪帆。从现在起你必须小心。”
“我知道我一定上了他们的名单。不过，只要我在这里合法居留，他们就不能把我怎样。你打算怎么办？”
“纽约是待不下去了。其实，我一直跟一位在密西西比的朋友有联系。他在那里开了一家餐馆，叫我过去帮忙。”
“这是好主意。你应该在一个边远的地方住下来，不让那些官员发现你。至少在那里待一两年。”
“对，我将会隐名埋姓，蒸发掉。明天我不去熊猫苑了。你能把我的工作服还回去吗？顺便告诉梅玲和马克我不在这里了。”
“嗯，我不该那么做，因为他们很容易就会猜到我知道你在哪里，这样领事馆可能要逼我供出你的下落。”
“是啊，那就不管工作服了。”
他决定第二天就去南方，乘灰狗直达杰克逊市。我赞成他的决定。
让我吃惊的是他从壁橱里拖出旅行箱，拉开拉锁，取出了一个塞得满满的牛皮纸信封。“洪帆，”他动感情地说，“你是个优秀的年轻人，是我最好的学生之一。这是一些我从国内带出来的关于海明威的文章。我本打算把它们翻译成英语，编成一本书出版，书名就叫《海明威在中国》；说实话，也是一个名利双收的法子。如今我不能再做这个项目了，所以就把这些文章留给你。你肯定能充分利用它们。”
他泪汪汪的，把大信封放在我面前。我的手落在它上面，但没抽出里面的东西。我很熟悉那些数年来发表在专业期刊上的文章，知道它们大多都写得拙劣，信息不准，其中没有几篇可以称为学术论文。如果孟先生真把它们译成英文，它们会使那些所谓的学者们难堪；那些人跟本就没读过海明威的原著，除了那本双语版的《老人与海》之外。他们是按官方刊物的见解、并以其提供的内容简介来评论海明威的小说的。在没读英文版的《太阳照样升起》之前，我从来没想到海明威还诙谐，因为那些文字游戏和玩笑都在翻译中消失了。我敢保证在美国没有出版社要出版这些无聊的文章。孟先生真蠢，怀揣这样一个秘密计划，还以为它能给他带来财富和名誉。即使如此，我告诉他，“谢谢你信任我。”
他接着递给我一摞现金，有1100多美元，求我寄给他太太。我答应给她寄去一张支票。
他叹了口气，说我俩将来还会重逢。他站起来，去洗手间刷牙洗脸，准备上床睡觉。第二天对我俩都将是漫长的一天。
我再没见到他，也不知道他如今在哪里。二十多年来我从一个州搬到另一个州，从没回过中国。那些关于海明威的文章后来也散失了。不过，我记得就是在孟先生离开纽约的那天，我夜里坐下来动笔写我的第一部英语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