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暗渡陈仓
一九七六年，我也高中毕业了。我们是文革后恢复的第一届高中生，许多人以为，我们就此可以考大学了。那些有上进心的同学，早就在为这个目标作准备。像我这样浑浑噩噩混日子，成天请假往农村跑的人，绝对没有。但事实证明，我的消极是有道理的。毕业来临，我们知道了，政策不变，我们每个人都要面临下乡。
这对我并不是甚么坏消息，可以说，在高中的最后一年，我是迫不及待地等着下乡。我没有我的同学那种离开城市就如丧考妣般的悲痛，更没有另一些同学那种远大志向就此被埋没的怨恨。
我们的排长，他仅仅比同班同学大一岁，但好像他比我们大了整整一代。他一直在努力，一心就想考上大学，所以想方设法地装病、托人走后门，终于以重病为理由，留了下来。顺便说一句，整个高中期间，男生女生是不能在一起成双入对的，只要一男一女在一起多呆一会儿，闲言碎语马上满天飞。弄得大家也一见异性，就马上作端庄相。只有我们排长，一直与副排长(女)公开地花前月下，傍晚午后，在一起谈心。以「谈工作」为名义，一直谈到毕业后开假条之际，大家才发现他们俩谈的是恋爱。而且谈到最后，二人都谈出病来，双双地留在了成都。真相大白后，一向把排长当成精神领袖的那些男生，气得都与排长绝了交。而排长和副排长，忍辱负重几年之后，双双考起了重点大学，后来，又双双出国去了美国。野心和爱情，加上适可而止的心机，使他们成了高中班上最有出息的一对。
我相信在那段秘密谈心的日子里，是早熟的排长啓发了副排长的爱情和上大学的野心，他们的每一次谈话，都在向这个计划奋进。这是另一段禁欲时期的爱情，其实也值得大书特书。但是，由于我高中期间经常请假去梨花沟，此中的许多细节，也就无从知晓。
我极积地争取下乡，不是因为我有多么进步。梨花沟给了我最理想主义的想像，我从来就没觉得下乡是一件痛苦的事。恰恰相反，我觉得这可比上大学有意思多了。它几乎就是一件浪漫的事。我甚至也没觉得这中间的城乡差别，在我看来，梨花沟的人过得并不比城里人差。那时城里人吃肉还要肉票，一个月一人才一斤肉票，农村人的肉吃不完，还可以卖给城里的人呢。再说，我那时与家庭有着很大的冲突，我巴不得赶快离家出走，到广阔天地去，那里意味着自由。
当然，我没能去成另一座花果山，而是去了近郊的新都县。比起梨花沟，我下乡的地方乏善可陈。新都县的农民已经富了起来，心里都打着各自的小九九。看着下乡的知青，他们已经看到知青后面的城市资源。这儿的知青也都各怀鬼胎，一心想着「挣表现」，为的是早点离开农村。因此，同队的知青，也都成为了竞争的对手。
梨花沟那种与世无争的陶渊明式的生活，在这儿，一点都没。我们需要每年挣够足够的工分，才能买足第二年的粮食。为此，我每天都在算工分。早晨天没亮，我就跟着老乡去砍莴笋，霜冻的早晨，手指都快冻掉了。大战红五月时，我连着三晚没睡觉，在抱着麦穗，走向脱麦机的一百米的路上，我就能连打两个旽。
梨花沟知青那种大集体的感觉，在这儿，也一点也没有。我感到沉闷和孤独，大多数休息的时间，我都用来阅读。后来我常常想，如果我也下乡到梨花沟这样的地方，我可能会像傅天林一样，成为一个果园诗人，绝不可能在多年后，写出《静安庄》。
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在天安门广场爆发了，我还记得在成都的天府广场，也有人贴出四五运动中那些激动人心的诗词。我在文革期间，就养成了看大字报的爱好，不是看其中的内容，是看谁的文采好。当我读到着名的「我哭豺狼笑，扬眉剑出鞘」时，我被极大地震撼了。
四五运动被镇压了，我最关心的是写出「扬眉剑出鞘」这首诗的人，后果怎样。很快，各种小道消息传来，说此人被枪毙了。
过了没多久，我上了大学，那是一所工科大学。我们班的人，人口混杂，最大的年纪已有三十七八，最小的只有十五六岁；最远的来自内蒙辽宁，最近的就是本校子弟。我们班的阶层也很复杂，最多的是些高干子弟，其中有一位还是成都市长的公子。最少的，是来自偏僻的、我都未听说过地名的山区农民。真是我们都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
上学的第一天，老师就交待了学校的政策：上学期间不许谈恋爱。违者会被处分甚至于开除。都上大学了，还不准谈恋爱呵。我估计年龄大的同学都得倒吸一口冷气。但是，政策就是政策，政策不会去掉一个最高分，再去掉一个最低分。政策就是要把这个「最」字格式化，让其成为普适真理。
大学学校里，不可能再办学习班了。但是，老师也还是常常对个别学生办一些小型学习班，教育他们以学习为主。而大部分同学，考虑的都是实际问题，还有一些个人的小算盘，比如留校呵，农村来的学生还希望学校能分配好一点的工作呵，等等。所以，大家对老师也都很尊重和服从。
我们的女生宿舍，是八个人一间房，上下铺。桌子正中，是两间并在一起的书桌。吃饭和看书，都只能有一半的人坐在桌上，一半的人坐在床上。每个人的空间，就只有一张床。我们班外地女生占了一大半，她们的箱子都没地方放。
宿舍里有两个上海女生，她们俩的生活习惯比较相仿，人也合得来。平时，大家在一起聊天，她俩会突然改说家乡话，我们就知道，她俩正在说甚么不想让我们知道的秘密。到食堂打饭，她们也一起去。上海人很会扳着指头过日子，她俩把各自的饭票放在一起，买饭的时候荤素相间。上海人胃口小，还可以节约一些饭票，到月底，她俩又把多出来的饭票，卖给了班上另一位上海男生。那时我们的生活补助费只有十四元，全都折成了饭票。饭票卖出去，可就变成了现金、变成了零花钱。十四元的饭票，对男生就不够了，尤其是肉票只有一斤，男生更是成天都痨得慌。所以，肉票也开始在男女生中间交换了。当然，有的时候交换的是现金，有的时候交换的是体力，视双方需要和经济程度而定。
一天，两个上海女孩中的一个，把她的上铺拾掇干净，把二人的行李往上一放，再把蚊帐往下一放；俩人就挤在一起睡了。在中国的七十年代，人们脑子里面从未有过同性恋这个词，大家的意识都纯真洁净，两个女孩再好，也好不到那个「恋」字上去。一男一女，睡到一个床上，那是要经得起检验的；二女和二男，睡到一张床上，天经地义。没人会说半个「不」字。
同班的女孩们突然发现，这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在这大学四年之中，可以有一个人陪伴你，生病了会有人照顾；上晚自习时，有人帮你占位置；情绪不好时有人倾听；周末有人一起去看电影；不是爱情，胜似爱情。因为，还可以公开的肩并肩甚至于手拉手(视这二人的肉麻程度而定)地走在一起，不会担心老师办学习班，不会担心受处分，也不会担心毕业后，影响分配。
于是，好像一场疫情，女孩们都快速地成双配对，寻找着爱情的替代品。而且，越到后面越恐慌，因为别人都配对完了，自己还孤独着，那绝对是可耻的。最后的两三对，几乎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胡乱凑合的。总算有一天，我发现全班十八个女生，一个不拉地配成了九对。我也不例外，几乎是毫无争议地就被本地一位女孩，主动地将我与她配上了。其方法，可以教一下那些有了意中人，还未成功的单身女孩：某一天起，我回到宿舍，发现我的饭盒被那位女孩拿走了，不一会儿，她就从食堂打回了香喷喷的饭菜。等我吃完饭后，她几乎是抢过我的碗来，冲到水池洗碗去了。在享受了多次田螺姑娘的「柔情蜜意」之后，一向懒散的我，终于被「征服」了。尽管我一直不是个肉麻的人，但还是皱着眉头，由她挽着我的胳膊，在学校里招摇过市。不过，由于我俩都是本地人，下午下课后，就各自回家去了。所以，我的享受也就限于中午。
九对女孩配完后，总算太平无事。我后来常常想，幸亏班上女生是双数，如果是单数的话，还不知要闹出甚么事来。从那时开始，班上的女生都是出双入对的。上课时的座位也自动地调在了一起，复习时，两个女孩头挨头，窃窃私语，男生想要插句话，不是那么容易。当然，在周末的时候，也有男生邀请女生去看电影的，但一邀请就是两个。更多的时候，闹不清楚谁是谁的电灯泡。一天晚上下雨，一个男生主动要借雨衣给我，最后我发现，他实际上是要借给跟我在一起的女孩。还有一次，我被一位女同学「盛邀」到峨眉山旅行，到那里之后，才发现还有一位男生同行，回来后，班里已经「盛传」他俩的绯闻。到后来，「乱花渐欲迷人眼」，「二人行」有时变成「三人行」或「四人行」，男生们走马灯式地与女生「友谊」过来「友谊」过去，但始终不变的却是两个女孩的组合，上面这九对女孩的故事，今天的人看了，肯定以为是我编的，是为了搞效果。但事实上，这些全都是真的，里面的故事多了，要写，可以凑成一部长篇小说。可惜我从来不记日记，记忆力也日渐衰退，记住的：只是这些事情的轮廓和大背景。那些轶闻趣事，全279都随风消逝了。
终于，生活和学习都翻过了七十年代这一页，我们毕业了。在毕业和就要离开学校之际，我们班的男女组合突然发生了巨变。九对假凤虚凰中，起码有一半，这时公开和某位男生出双入对；公开地和他肩并肩甚至于手拉手(视这二人的肉麻程度而定)地走在一起，和他在公共食堂中，同在一个饭盒里吃饭。现在，开始能够看到他们和她们的组合：哦，原来是这样。让我疑惑的是，他们到底是在何时何地，使用何种手法，成功转型？看来，我不在校的那些夜晚，在这些貌似双胞胎们出出进进的背后，其实一直是暗潮涌动呵。而那位一度与我同坐同行的女孩，也在毕业不久后，飞快地、正常地结婚生子，与我渐离渐远。
禁欲时期的爱情，如同战争时期的谍战一样，都有自己的一种方法，那就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禁欲时期的恋人们不用人教，全都深暗此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