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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依韶華舊樂

发布: 2011-9-29 21:14 | 作者: 常罡




        中學同年不同班的寧林,家住燈市口內務部街,離我們本司胡同很近。他父母是駐蘇使館的外交人員,長年不在家,家裏有電唱機和不少蘇聯唱片。有的唱片封套上標著漢譯的曲名和作曲家名,估計是他父親的手跡。那電唱機很神奇,蘇聯進口貨,可以懸放一疊唱片,放完一張,唱頭自動移開,一只機械手臂將唱片撥下一張,唱頭回移,播放。

        寧林本人對音樂沒有太大興趣,倒喜歡我們家那些外國畫冊。我倆互通有無。我設法夾帶畫冊出門,去他那兒偷看,他則放唱片給我聽。要知道,畫冊裏可是有外國赤身女子的。我們都愛看,看了又看。當然也深知事關重大,因此閱圖的姿態還是穩重端莊的。

        寧林家的唱片多是蘇聯樂團灌制的各類俄蘇作品,也有些西方古典和浪漫樂派的作品,沒有什麼糸統。普羅科菲耶夫告別古典的《古典交響曲》,就是在他那兒頭一次聽到的。老普以孩童般天真爛漫的心,在與慈祥的古典老人嬉戲玩笑,令人莞爾。還有舒伯特的《未完成交響曲》:黑夜的密林深處,唯有一點光亮在前方若隱若現、飄忽不定。一個人,深一腳淺一腳,跌跌撞撞,循著這點希望摸索前行。我大為感動:這不正是我學長笛的寫照嗎!

        印象最深的是一首三步舞曲。舞曲嘛,通常是興高采烈的。可這首作品,好聽是好聽,那音樂形象卻頗為怪異。先是巴松陰鷙的獨舞,剛愎自用、不可一世,示範似地踢踢腿,再踢踢腿;接著,一個群體有氣無力地隨之起舞,張張面孔都是蒼白、驚悸、強作歡顏,在一記記重鞭的驅趕下,腳步收煞不住,被轟過來轟過去。

        幾年後,我上了音樂學院,才知道這叫肖斯塔科維奇的C小調《第二華爾茲舞曲》。讀了當時列為內部閱讀的伏爾科夫的《見證》一書,再看那別有用心的C小調——音樂史上許多寓意深刻的作品采用之,皆因其調性,宛若歲久年深的銀器,銀澤烏暗——我愈加相信,這首舞曲是獨裁者和他治下臣民的畫像。老肖的反骨和異見嘲諷,先裝入華爾茲的小口袋,再塞進旋律和管弦樂配器色彩的夾層裏,混過了黨的審查。

        多年來,也聽過一些詮釋不同的演奏版本,大都將巴松獨奏的速度稍稍提快,陰森一變而成詼諧,群舞則是一片歡樂的海洋。這倒也沒錯。音樂生來就具有這種妝點眉唇、抹臉就變的特性。

        1973年9月,尤金·奧曼迪率美國費城交響樂團訪華,像一場拉上窗簾的內部觀摩,知者不多,聆者更少,在今天卻被稱為“破冰之旅”。其實,這個美名真應當移贈給先其一步訪華、並且是1949年後西方交響樂團中第一個來華演出的倫敦愛樂樂團。我不僅在廠乒乓球室的黑白電視上看到他們演奏勃拉姆斯小提琴協奏曲和貝七,還弄到了一張當日上午的排練入場卷。

        我早早騎車趕到天橋劇場。那是個黃晦的風沙天。倫敦愛樂的音樂家們從大客車上魚貫而下。這些血色充沛、容光煥發的英國人,彬彬從容,衣著隨意雅潔,女士們經過時帶起的香風分外提神,置於正被文革揉搓著的中國人當中,猶如鮮豔的水果與青黃不接的土豆擺在一起。他們似從另一種生活裏走來,離我這麼近,又那麼遙遠。

        排練的最後,倫敦愛樂視奏了剛剛拿到分譜的《紅色娘子軍》選曲“快樂的女戰士”。第一遍速度平緩,似老僧念經。第二遍即是原速。指揮普利查德爵士的手輕輕一動,整個樂團,還有這首我們過耳千百遍的樂曲,忽然聲色光鮮、活靈活現起來。經過各個木管聲部向上疾速掠過的音階,如一刷飛抹,銜接得天衣無縫。單簧管跳動的樂句之間,劃過長笛的三個裝飾音。通常我們聽到的處理,不過是長笛銳亮而短促的一閃。而倫敦愛樂的那位女長笛手,卻將尾音略加延長,於是便有了銀盞相擊、餘音梟梟的效果,頓顯高妙許多。弦樂的音色,湛藍純融,極其抒情,從樂隊的深處扶搖而出,令人心隨之蕩,神為之怡。

        這一年的暮春時節,維也納愛樂樂團也來到北京。電視台轉播了音樂會實況。風華正茂的阿巴多,披頭士蓋耳長髮,不時扭回頭,鷹隼一般的眼睛閃動光芒,瞄著殷承宗兀自陶醉的臉。

        隨後而來的尤金·奧曼迪與他麾下的費城交響樂團,也經曆了這首鋼琴協奏曲《黃河》的沖刷。據說演出剛一結束,隨團來華的美國音樂評論家勳伯格就對殷承宗說,這音樂簡直是垃圾。不明白此人此話什麼意思。也許吧,中國人能從這部作品中聽到的民族苦難,他這雙西方耳朵聽不大習慣。說不定他聽到鄉間牧童的“短笛無腔信口吹”,也要用他的音樂理論套上一套。外國人奏中國樂,往往頗具異趣。外國人言中國事,則難免乖悖情理。

        卡拉揚與柏林交響樂團是踩著七十年代的尾巴走來的。他給我這個音樂學院學生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不是因為他的指揮藝術,而是因為他那撒嬌的作派。

        最後一場演出,是與中央樂團聯袂演奏穆索爾斯基《圖畫展覽會》和貝七。上午排練開始,卡拉揚鐵青著臉,拖著跛腿走出來,肩頭一抖,後面立即有人從他肩上摘去披風。這幾天他一直不高興。一是抵達北京那天,舷梯和艙門沒有對接好,柏林樂團的雙簧管首席,興許是要奪得第一個踏上中國大地的美名,搶先邁步,結果直接抵達首都機場的地面,緊接著一位大提琴手也下去了。二是他要求把下榻飯店的客人都趕走,讓樂團人各一房,中國方面沒能滿足他。他誓言以後再不來中國了。排練前,據說李大爺已傳話給中央樂團參演人員:好生小心。

        排練貝七的時候,中間突然停下來。卡拉揚在說什麼。夾坐在樂陣裏中央樂團演奏員們面面相覷。原來他嫌中國小提琴演奏員的音量弱,音不准,要他們當眾拉A大調音階。我看見中央樂團的小提琴手們——恍惚記得小提琴家楊秉蓀也坐在當中——如帶枷示眾一般,真地開始齊奏那屬於基本練習的A大調音階。在倒海翻江般的音樂過後,這音階響起,顯得那麼孤弱無援。

        實際上,外行也應當知道,現場拉上幾遍音階,並不能使音量和音准有所提高。卡拉揚之意,意在羞辱。羞辱他人,已盡失音樂本意,何況是羞辱接待國的音樂同行,這不僅失禮,簡直是放肆。

        那時,我已經學會不把外國名家當祖宗神仙供著。卡拉揚的音樂處理,就貝七而言,雖然不是我聽過的最差的,也絕非最好的。交響樂的第二樂章,通常是最難出色的樂章。貝多芬則是個異數。所有他的重要的交響樂的第二樂章,都異常精彩,在第五、第六、第七三部交響樂中,甚至是最為精彩的樂章,聽就要聽他的第二樂章。貝七的第二樂章,暗自飲泣,痛步哀行。卡拉揚的詮釋,那痛步哀行有些做作,似乎鞋底和鞋幫分了家,須得貼擦著地面費力前蹭。

        再看到光碟封面上卡拉揚握拳閉目、沉思瞑想的神情,我常想,這個人,一生指揮過無數音樂史上的傑作,關乎人類的心靈,關乎高尚與尊嚴、困苦與辛酸的傑作。但是,他真聽懂了嗎?

        聶耳冼星海紀念音樂會,堪稱七十年代中國音樂生活中的一次盛舉。姐姐弄到兩張票,專門打電話到車間辦公室,通知我晚上去聽音樂會。這是我打工數年間,接到的唯一一次電話。

        首都體育館裏萬人攢動、座無虛席。當晚的演出陣容,萃集了音樂界的菁華。演出開始前,劉詩昆也來了,在場地上走來走去,又坐下來在鋼琴上敲砸幾下。這大概是他出獄以來首次出台,被派了件小差事,擔任童聲合唱《酸棗刺兒》的鋼琴伴奏。到底技藝非凡,他指下快速地走句,顆粒勻淨,聽著真過癮。

        的確,樣板戲吃得太久了。這回換換花樣,一下擺上滿滿一席海陸山珍。此次演出的版本——也許企圖和“當局”暗中較勁——一反其時慣見的“重新填詞”的做法,淳淳的原韻原意,無處不在的黨的影子破天荒不見了,因之雖為史上舊作,卻帶著過去年代的風華與真純,令人耳目爽然一新。我方才明白:這兩位作曲家的作品,壓根兒就不是為任何一個黨寫的,而是寫給全體中國人的。我和姐姐的座位離樂隊近在咫尺。我根本顧不上跟她說話,只激動得渾身發冷打戰,真可謂上牙與下牙相碰,眼福俱耳福同飽。

        聶耳和星海有個共同之處,兩人在處理旋律上都很有辦法。音樂中許多貌似深奧的東西都可以學得,唯獨旋律的才華與生俱來,有就有了,沒有也沒轍,槍頂在天靈蓋上也逼不出來。屬於“沒有”的我,在這方面深有體會。音樂史上成千上萬的作曲家,音響赫赫揚揚,窮極新巧,卻連一條令人緬懷的旋律也留不下來,真是無奈。

        這次音樂會後,我想更多地了解這兩位作曲家。父親帶我拜訪了聶耳和星海生前的兩位舊交,恰巧都是父親在中央美術學院的同事。

        一位是與父親同在美院美術史糸的許幸之老先生。他曾經躋身三十年代的上海電影界。解放之後的一個什麼場合,江青正好坐在他身後一排,伸手拍拍他的肩膀,問還認不認識她。批判四人幫時,許先生就控訴道:“江青打我”。

        他更是聶耳的摯友。《鐵蹄下的歌女》即由他作詞,聶耳作曲。聶耳在日本溺海,他傷心不已,堅信是日本特務暗下毒手。他對我做了個扼頸的手勢,說道:“才活了二十四歲”,隨後連連搖首。

        另一位是美院雕塑糸的滑田友先生。滑先生巴黎留學時租住了一間小閣樓,床頭牆上寫有兩行中國字:“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晚上,已搬到楼下的前任房客來敲門探访,寫字的便是他,名叫冼星海。星海見滑先生比他更窮,便送来薄毯御寒。他每晚在飯店拉小提琴,可掙得二十法朗,也每天分給滑先生十法郞。誠可謂患難之交。

        我還跑到左家莊的中國音樂研究所,查閱了收藏在該所資料室裏的星海樂譜手稿,並抄錄了他在巴黎留學期間創作的《小提琴奏鳴曲》。回來用長笛一吹,純是法國現代派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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