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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记事

发布: 2011-9-23 04:57 | 作者: 姜健



        春夏秋冬,周而复始。“锄禾日当午”的滋味已成家常便饭,肩上的红肿,手上的老茧已司空见惯。和农民集体下地干活很有意思,俗话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一群干活的人里,总有那么几个老娘儿们好和小伙子打情骂俏,他们的调笑打闹使大家忘记了严寒酷暑和疲劳。这时候我才知道,农民的艰辛和快乐是混杂交织在一起的。印象最深的是夏天,每当在烈日酷暑下汗流浃背耪了一大晌地后,找到大树荫痛饮一瓢甘甜清凉的井水,那种幸福满足的感觉真是太痛快了。
        乡村的生活是艰苦的,可你真正实实在在成为一个农民的时候,一切又都是那么自然,似乎生活本身就应该这样,苦与乐尽在其中。在我的印象中,农村人是不洗澡的,因为连公社都没有洗澡堂。我们不久身上就长了虱子,为了洗澡我们要花六毛钱坐火车到朝阳才能解决问题,但这也不能让村里人知道,因为那叫“资产阶级特殊化”。我们到农村就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那时侯村里没有电,别说电视机,就连电子管收音机都没有。我们家一台熊猫半导体收音机可让大家开了眼,还真有人问:“那匣子里说话的小人在哪儿啊?”那个时代正是文艺禁锢的时期,乡里唯一的娱乐就是宣传队演样板戏和放电影,只要一听说哪儿放电影,管它十里二十里,跟上一帮伙伴拿个小板凳就走。农村放电影都是在露天地,夏天蚊虫叮咬,冬天冰天雪地,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兴致。那几个老掉牙的片子《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不知道看了多少遍。散场后一帮大姑娘小伙子摸黑往回走,一路上兴高采烈议论着、打闹着,发泄着轻春的活力。
        夏天的小双庙美极了,村对面山坡上种满了松树,山下小溪哗啦啦响。夜晚,皓月当空,我拿出二胡坐在村头石阶上给乡亲们拉起了《二泉映月》、《光明行》,那并不怎么熟练的乐曲伴着山间松涛和着潺潺流水,在小山村中回响。房东大婶直抹眼睛说:“娃呀,你那胡胡怎么拉得像说话一样啊!”后来教我挑水的梁钱成了我的大徒弟,很快他就学会了拉二胡吹笛子。再后来,他又有了徒弟,从此这山村就有了管弦声。
        音乐使我的生活非常充实,我又迷上了小提琴。公社一位辽宁医科大学的“五七干部”送给我一把日本铃木小提琴,还有几本原版的霍曼小提琴教程,我如获至宝。那一时期我身体不太好,爸妈不让我上工下地干活了,让我在家给大家做饭,正好有时间练琴。当时已经18岁的我非常清楚这个年龄练习小提琴的困难程度,而且没有老师教是绝对不行的。我在辽宁歌舞团找到一位老师,她是我们东北局大院的邻居,很熟,也是不久才考进歌舞团乐队的。她认真地告诉我一些基本的练习方法和要领,布置了一些练习科目,并且借给我教程让我抄。那时印刷版的教程非常稀少,大部分教程、练习曲都是我手抄的。从这开始,我每个月坐火车到沈阳去上一次课,回到家就刻苦练琴。虽然各方面条件都不太好,但我用功,没有走弯路,一开始就有专业老师指导,真是幸运。
        七十年代的农村还是集体经济,劳作与收获都是平均的,大家都生活在同一水平线上,人们对生活没什么奢望,只希望老天爷保佑风调雨顺有个好收成。只有春节杀猪宰羊蒸粘豆包,还有定亲、回门、满月、红白喜事才平添了不少色彩。
        眨眼又到了冬天。冬天是农闲,农活少了很多,在农村也叫猫冬,大家围坐在热炕头上聊天、打牌、磕瓜子、抽旱烟袋。东北的大炕特别大,有的两间屋炕都通着,来多少客人都住得下。冬天生产队就在这种大炕上开会。东北的炕很干净,一般炕上都有一个炕琴,就是专门放被子的柜子,炕对面靠北墙摆一对柜子放衣服,柜子上面放着帽盒子,插鸡毛掸的瓷瓶,墙上一般都有面大镜子。东北农家给人的印象就是干净利索。
        冬闲其实就是相对农忙时的补偿,而春节又是农村最幸福的时刻,农闲本来就是对农民在土地上劳作了一年的犒赏,而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一年到头只能在春节才一饱口福。那时没有电冰箱,杀猪只能在冬天,平时是吃不到肉的。猪也不是随便杀的,每家农民每年要先完成交给国家的生猪任务,才可以杀猪自己吃。我们家也养了两头猪,那时候猪都是放养的,每天赶到山上吃草,晚上回家喂一点泔水,没有那么多粮食喂猪,那时的猪要养一年才长成,用现在的话说应该是绿色环保瘦肉型的猪。
        1971年的春节,我们和农民一样交给供销社一头猪,同时也拥有了一口属于自己的过年猪。按东北的规矩可以做杀猪菜了,其实杀猪菜很简单,关键是要现杀的猪肉,就是五花肉、血肠炖酸菜粉条。血肠的制作很复杂,猪血要在凝固前放盐五香粉然后灌到洗干净的大肠里,用肠衣做的线紮成一截一截的,最后再蒸熟。农村更简单的吃法就是把大块的猪肉白水煮熟,盛到碗里蘸酱油吃,论碗吃肉那才叫过瘾。七十年代所有生活用品都是定量供应的,布有布票,糖有糖票,自行车、缝纫机、手表都要票。城市户口每人每月只有三两油,不到三十斤口粮,而且百分之八十是粗粮。吃饱穿暖是社会基本保障。那时候人们的幸福指数很低,大米饭炖肉管够吃就是最大的幸福。我的印象所有人的食欲都好极了,真是“吃嘛嘛香”。
        春节最好吃的主食就是粘豆包了,这是用一种粘黄米磨成面、包上红豆馅的食品。一进腊月,家家户户开始忙着磨黄米,磨房热闹起来。村里有两个磨房,生产队只有一头驴,一个磨房是用驴拉磨,另一个磨房就要用人来推,因此用驴的磨房外面排起了长队。蒸粘豆包的场面也很壮观,有的人家在院里垒起锅灶,柴火在外面用着方便。巨大的铁锅放上盖帘下面要垫上苏子叶,这苏子叶既起到搌布的作用又增添了粘豆包的清香味。粘豆包蒸熟后先放到外面冻起来,最后满满装一大缸。每家都要蒸十几锅粘豆包,整个正月主食就靠它了。吃的时候可以馏(加热)一下,也可以用油煎。当然最好还是油煎之后蘸白糖吃。村里有个小伙子和别人打赌,一次吃了一扁担粘豆包,就是把粘豆包从扁担这头摆到那头,最少也要有三十个吧。这也是一种享受和娱乐的方式。
        在小双庙那两年多生活,有一个特别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几张照片可以作为回忆的依据。现在作为一个影像工作者,我在回忆这段生活时发现,有太多的生活场景没有纪录,或者说没有准确纪录。我们家当时有两台照相机,一台八块钱买的华山牌135相机,一台海鸥120相机。这两台相机分别被我大哥大姐把持着,根本不让我们碰。我现在保存的两张小双庙留影照片非常珍贵,一张是我在院子练琴的照片,一张是我和小弟穿军装的剧照。都是我大姐拍的。照相机那时绝对是奢侈品,买一个黑白胶卷要一块多钱呢。我经常在我们家院子里练琴,大姐可能受了感动,主动要给我拍一张照片。
        我们家南山墙外有个用石头垒的小院,院里放着秫秸柴草,左边是厕所右边是猪圈,我站在这中间练琴,脚底下经常有鸡鸭猪狗光顾,背景是蓝天白云加南山坡的松林。这应该是个全景照片,如果有这样的影像留下来就好了。结果照片出来是一个仰拍的半身像,大姐认为背景太杂乱,所以简化了背景,突出了人物。要说这是一张不错的肖像照,可惜没有周围的环境,缺失现场感和历史价值。这在当时是中国摄影的通病,空镜头不照,没有自己不照,背景不好看不照——当然这跟经济匮乏有关。
        那张剧照拍得还可以,我们身穿军装,头戴军帽,手拿自制的驳壳枪道具,摆着弓箭步造型,背景是小树林。从现在的角度讲,如果这张照片放在场院拍,再把村庄做背景,那就更好了。我在梳理这一时期的照片时才发现,那时拍的一些照片既没有我们家房子的全景、内景,也没有全家在村里的合影,更没有老村长、车老板、老房东大叔大婶、梁钱、梁军、二丫儿的照片。这些乡村的记忆只好都放在心里了……
        乡村更多的是平淡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972年的春天,省里有了新的干部政策,县里突然来了一纸调令,要调父母到县委工作。
        我们刚刚适应这平静的生活,并作了长久的打算。遗憾的是,父亲从外地引进的品种羊还没开始剪毛,他自己垫钱给队里买的几千棵苹果树还没结果,准备贷款把电引进来的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父亲利用老关系在洛阳为公社买回来的全县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还没有下地,我们却又要搬家了。爸妈的组织性极强,又是个“急转弯”——我们又要到一个陌生的县城生活。
        临走那天,村头山坡上站满了为我们送行的乡亲们。还是那辆大马车,驾辕的枣红马似乎也不愿让我们离去。用蹄子刨地嘶鸣着就是不肯走。车老板梁贵臣红着眼狠狠抽了个响鞭儿。我的泪从心里流了出来,我们真的要离开这个小山村了吗?来时可从来没有想到过离开啊!队长梁贵芳拉着我们的手说:“千万记着有空回家来看看啊!”房东大婶还有我那些朝夕相处的小伙伴,都在拼命招手,他们的身影渐渐消失了。
        转眼这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
        在此之间,我从农村到工厂再到文艺界,从县城到地市又到省城,转了一大圈。1980年又随父母转回到我的出生地河南。我1980年代开始接触摄影,摄影后来成了我的职业,这时候我才知道,影像是纪录生活最好的工具,这之后的生活回忆都有影像作为依据,而七十年代的回忆恐怕只有靠文字了。
        1993年我的第一个摄影展《场景》在北京当代美术馆展出。这是我对那段短暂农村生活充满温情回顾的乡村记事。这组拍摄了八年的作品与我的生活和命运有关。有评论说,我的影像是充满温情的暖调回忆。
        这些年,我在河南有很多时间和机会在农村采访,我的镜头总在下意识地追寻着曾经有过的梦。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生活“场景”不停地浮现在我眼前,石碾、老井、中堂、灶间,大红的门神、古老的大槐树、村头的小庙、场院的谷垛,一下子把我拉回到那生活过的小山村。梦牵魂绕,触景生情,我用镜头痴迷地寻觅着那刻骨铭心的记忆。
        人生的回忆总是幸福的,普希金曾经在他的诗中对回忆进行过精彩的概括,“即便是一些不愉快的生活,一旦成为过去,也会变成一种美好的回忆。”更何况在我青少年时期,那两年多丰富多彩、无忧无虑的乡村生活,编织了一个短暂而美丽的梦。那时的农民生活太单纯了,干一天活儿只能挣十几个工分,还不值一毛钱,但他们很快活、很轻松,他们认定农民天经地义就应该下力种地,并没有任何怨言。
        今天,随着科技时代的到来,那田园诗般的农村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八十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后,各种现代文明大量涌向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和推行,使农民的生产力和商品意识被极大地调动起来。这些年“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在农村已不是神话。农民家里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电视机已非常普及,洗衣机、电冰箱、摩托车甚至拖拉机、汽车也不是什么稀罕东西了。政府一系列针对农村的“扶贫工程”、“希望工程”、“村村通广播电视”和“村村通电话”等工程,及各项富民政策,使农民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都进入了一个极大的变革时期。农民进城打工成了这个时代的社会焦点。
        但是,今天的农民没有那么轻松快乐了,由于物欲需求的膨胀和精神的压力,他们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大道上步履艰难,疲于奔命……
        可能是岁数大了,近些年我会常常怀念四十多年前北方那个小山村,也非常想知道这么多年小双庙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在河南几十年如一日都在用影像关注着农民的生存状态,其动力就在这回忆的过程中。我不敢轻易回到那个美好记忆的地方,生怕现实会无情击碎那温馨的梦。
        2011.2.17,于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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