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她必须离开这座城市，这座突然变得粗暴的城市。但是，她完全没有想到自己最后会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座小镇上安顿下来。她新买的房子建在一个椭圆形的小山丘上。从卧室的窗口，她既可以看到日出，又能够看到日落。她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她有一个可靠的丈夫。在三十九岁那一年，她生下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她现在惟一担心的，是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也许不会用她自己的母语与她交流。
她是二十五岁那一年走进这座突然变得粗暴的城市的。那“完全”是一个偶然事件。她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这样想。儿子出生之后，她的体态和心态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她的许多想法也随之改变。她不像从前那么绝对和武断了。她现在会想，她来到这座城市“好像”是一个偶然事件：有一天，她在大学里的一位同事与她谈起了这座兴建中的城市。他谈起有人托他为那里的一家公司物色一位英语翻译。他问她有没有合适的人可以推荐。她推荐了自己。那家公司的老板与她进行了一次简短的电话交谈，他显然对她非常满意。而他为那个职位定下的待遇令她哑口无言。报到的时间在他们第二次更简短的电话交谈中确定了下来。
离开的前一天晚上，她在故乡熟悉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骑车。她想象着远处的城市，憧憬着未来的生活。她很激动。多年以来，她一直想离开那座她从来没有离开过的城市。她在那座古老的城市里出生，又在那里度过了全部的学生时代，然后，又在那里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她就有一种很深的厌倦感。不是厌倦工作本身，而是厌倦在一座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的城市里工作。
她在那座从来没有离开过的城市里甚至没有特别要好的朋友。她喜欢独处。独处的时候，她觉得自由，觉得充实。熙熙攘攘的人群反而会让她感觉孤独。这大概是父亲的突然去世在她的生命中留下的痕迹。父亲死于一次车祸。那是一次毫无意义的出行。那“完全”是一个偶然事件。她一直都这么想。她永远也不会改变这种想法。那偶然事件几乎使她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勇气。她爱她的父亲。她记得小时候，父亲经常要去开批判会，批判别人或者被别人批判。出门之前，他总是将她抱在膝盖上，对她哼唱起她百听不厌的《志愿军军歌》。对她来说，那种亲密的场面是“亲密”这个词的全部的含义。她还记得，母亲好像很不喜欢她和她父亲之间的那种亲密，她会很不耐烦地催他赶快出门。他好像非常怕她的母亲，而母亲却从来都说事情其实正好相反。她不知道父母的关系为什么那么紧张。她还没有来得及问这个问题，就发生了那场荒唐的车祸。父亲的突然去世几乎使她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勇气。
每次想起父亲，她都会有一种对生命强烈的冲动。她特别羡慕父亲年轻的时候有机会走得很远。是的，他曾经去过朝鲜。他在那里变成了知名的战地记者。他的许多报道曾经令当时的年轻人兴奋和激动。母亲就是那些年轻人中的一个（她当时还只是一个中学生）。她记得母亲曾经说过自己关于那场战争的全部知识都来自父亲的报道。她最开始觉得那是对父亲的赞扬，后来她觉得那是对父亲的抱怨。她不知道父母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她爱她的父亲。这种爱让她无法理解父母之间的关系。
她特别羡慕父亲曾经有机会走得很远。她记得他有一次跟她解释“人生之旅”的道理。他说，目的地与终点其实经常是不一样的。他的很多说法对她来说都过于深奥。比如他说：“有时候，目的地比终点要近，有时候目的地比终点要远。”比如他又说：“没有目的地的人生可能有最远的目的地。”直到从父亲的遗体旁走过的时候，她才突然明白了父亲说过的许多话，包括在她决意报考英语系的时候，那句让她非常迷惘的话。“英语曾经是敌人的语言，现在却成了朋友的语言。”她父亲说，“这就是生活：好像什么事都发生了，又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她也想有一个最远的目的地。她想用生命来行走，用一生来行走，走得很远，走得更远，走得最远。生活在那座她从来没有离开过的城市里，她深受恐惧的折磨。她总是担心自己会突然死去。死在一座从来没有离开过的城市里，在她看来，好像是从来没有活过一样。所以，她选择了离开。离开的前一天晚上，她在故乡熟悉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骑车。她想起父亲。她相信他的灵魂会欣喜地引导着她或者尾随着她。她相信他对远方本能的向往是对她永远的祝福和夸奖。
三天之后，她就在这座城市中心最高的那座大楼第二十五层的一间办公室里坐了下来。可是，新工作给她带来的激动很快就过去了，因为她很快就发现自己在公司里的身份其实并不是“翻译”：她的工作看上去比“翻译”要简单，做起来却显然比“翻译”要复杂。她的老板向别人介绍她的时候，称她为“女秘书”。她从来就看不上“秘书”这种职业。她更不明白为什么要在“秘书”前面加上她明摆着的性别。是的，她慢慢习惯了自己的这种身份。不过，这新的身份却大大降低了她对这座新城市的热情和她对未来的憧憬。她开始觉得，虽然自己离开了那座从来没有离开过的城市，却并没有走得很远。她的身体慢慢有点发胖了。她的英语渐渐有点荒疏了。她倒是很快学会了广东话。她开始用广东话与客户沟通的时候，她的老板对她大加赞赏，说她的语言能力极大地提高了公司的竞争力。
她对这种赞赏不以为然。对语言，她有很强的等级观念：英语位于她的语言阶梯上的最高一级。但是，她并没有外露过自己对英语的怀念和对英语水平下降的不安。她将英语变成了私人空间的一部分。那本《理智与情感》就放在她办公室的抽屉里。午餐之后很短的休息时间里，她会关起办公室的门，轻松地读几页她已经非常熟悉的文字。那通常是她一天之中最快乐的时光。那些文字有时候会将她带回到她的大学时代。那本精装的奥斯汀小说是她三年级时的外教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同学们都以为那个来自布莱顿的英国青年喜欢上了她。但是后来，他却与她在班上最要好的朋友结了婚。这亲身的经历有时候让她觉得生活就像是一部小说。
她在来到这座城市的最初几个月里经常收到朋友和学生们的来信。学生们在用英语写给她的信里用了一些她已经非常生疏的词语（这强化了她对自己英语水平下降的不安）。学生们说大家都非常怀念她。她的英语语法课曾经是她任教的那所大学里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同时，学生们又都说，所有的人都佩服她的能力和勇气。她辞去稳定的工作，只身去一座听起来像神话般突然兴建起来的城市里闯荡，这在她曾经任教的那所大学里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她很惭愧新的工作并不需要特别的能力和完全不需要任何的勇气。她的一部分工作是收信和回信，接电话和回电话，以及将来往公文分门别类等。她不喜欢工作的这一部分。而她更不喜欢工作的另一部分，因为她不喜欢应酬。她的老板每次与客户吃饭都要求她陪在一起，他说这属于她的工作。她不能拒绝，但是她很不喜欢。她不喜欢他们谈话的方式和他们谈话的内容。有一次，一个客户凑到她的跟前夸奖她漂亮。老板在一旁谦让地说：“哪里哪里，你的那位更漂亮。”她觉得他们是在谈论各自的财产。她觉得那很无聊。
她觉得那很无聊。她离开餐桌，走到了舞台上。巨大的电视屏幕上正滚动着一首很流行的英语歌曲的歌词。她拿起了话筒。她的歌声惊动了在场的所有人。许多年以后，在焦急地等待着丈夫从波士顿回来的那个黄昏，她突然意识到是那天的歌声改变了她随后的生活。她有点后悔。她不应该那样草率。她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草率。那一天，丈夫回来得比计划的晚了很多。他说机场附近的高速公路上出了车祸。他的车在那里堵了很久。
她当时并不认为那是一个草率的举动。在听到许多赞扬之后，她解释说，她的嗓音是从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她马上就后悔提到了自己的母亲，因为她不想回答任何关于她的问题。她不想回答说，她的母亲受到她父亲从前线发回的那些报道的鼓舞，后来也参了军，在部队文工团里做歌唱演员；她不想回答说，她的父亲和母亲在一起生活得极不愉快，他们每天都会要争争吵吵，经常只是为了很小的事情；她不想回答说，母亲在她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终于与父亲离婚，并且马上与她当年在部队的一位首长结婚，搬到另外一座城市去了……她不想回答任何关于她母亲的问题。
在她走下舞台之后的第二天晚上，她的老板邀请她单独去旋转餐厅吃饭。她极为疲劳，没有什么兴致，可是她没有拒绝。她的老板照例让她点菜，他总是说他喜欢她点的菜。点完菜之后，她的老板突然非常严肃地谈起了自己的妻子。他说他越来越反感她了。她不想进入这样的话题。她将视线移开，盯着站在餐厅门口的那两个正在窃窃私语的服务员。可是她的老板坚持说下去。他说他的妻子没有什么品味。她很想提醒他说：“你也没有什么品味啊。”但是她没有。她仍然盯着那两个服务员。她听见她的老板非常严肃地提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与妻子同过床了。她将视线移回来，发现老板的眼睛正直直地盯着她。她当时一点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跟自己提那样的事，还用眼睛直直地盯着她。她已经熟悉了公司的许多秘密，已经对自己的工作没有任何热情和敬意了，但是，她对他多少还有点尊重。这种尊重让她忽视了那句话的重要性。几个月之后，当她已经完全不再尊重他的时候，她才突然意识到了那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它无疑是她在这座城市生活中的一个显眼的路标。
在接下来的那个周末，她的老板又邀请她单独去晚餐，他说他想跟她谈一谈最近的工作。她仍然没有任何兴致，但是仍然没有拒绝。很多年之后，她非常后悔自己的没有拒绝，因为刚刚开始上菜的时候，她的老板又提起了他的妻子。他说她从来就没有关心过他。他说他从来就没有喜欢过她。她对别人的家事真的没有任何兴趣。“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她问，“这与工作有什么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