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黄皮果
很多年来，我一直不知道它真正的“芳名”，外婆把它叫做黄泡果。
三十年前，漳州在福建虽小有名气，却还是半乡半镇，多有荒郊野林。爸爸的机关宿舍就是掩在一片小林子里。路口是一株极肥绿、极粗壮、极慈祥的老果树。
它使我常常想起漳州平原一带常见的村妇，脸膛赤红，臂膀浑圆，奶头上吊着孩子。我外婆是地道漳州人，嫁到厦门五十多年，犹满口漳州口音。只是长得十分娇小，一双缠过又放开的脚，因此而定做的一双牛皮鞋，擦得贼亮，闪烁在外祖父阔气的鞋柜里。即便如此，外婆仍不失漳州妇女本分，像黄泡果树一样果实累累。小时候我扳着指头数姨姨舅舅，十个指头都用上刚好，我妈还不算。
黄泡果的滋味已记不清了，反正美妙无比，我天天在心里这么想。
想它的黄果皮，透明多汁的瓤，嫩绿的核。尤其想念它，在风起的日子。闽南多台风，我跪在竹床上望窗外泼墨天地，巴望风雨快点过去，和邻童挎着小篮子，拍手雀跃在黄泡果树下，大约拣落果的快乐早已超过了吃的想望。
傍晚，小小的我独自站在路口等爸爸下班回来。夕阳下，老树斜斜地和我站在一起。直到钟爱我的爸爸一脸怜惜向我走来，驮我在肩上回家。父亲总叹着气对妈妈说：孩子想外婆呢！我不懂得那是一种思念的寂寞，一种孩子的天真无法诉之语言的联想。但我确确实实每逢淘气受妈妈谴责，便将衣柜大小物件拖一地，抱着小衣服闹着要回外婆家，最后妈妈都无奈地陪我哭一场。
在漳州黄泡果树下想厦门的外婆。后来家里遭变，我回到了外婆身边，在洋楼里想漳州，想漳州的黄泡果树上的风，怎样教叶子都学会了一种泥土味的乡音；想起夏夜头蒙着毛巾被听妈妈用她独特的语言讲《聊斋》，“鬼大笑，手舞足蹈绕着圈走……”窗外黄泡果树也大笑，也手舞足蹈绕着房子走；想起惹妈妈生气时，她一脸的伤心，唉！
直到有一天，爸爸神秘地在我书桌上放下一串黄灿灿的果子：“你还记得黄皮果吗？”呵，黄皮果！
原来我早该去问父亲，但我能问什么呢？
和黄皮果树一样壮健，一样生气勃勃的外婆早已回到泥土和阳光中去了。在小洋楼钢琴声中长大的弱不禁风的妈妈和琴声一起消逝了。
现在高楼林立的漳州市，还有黄皮果树的荫伞吗？在哪一个黄昏，扶哪一个孤独的孩子眺望落日？
我是黄皮果树的孩子。
粉面、玉米棒、盐水桃
一
一份软颤颤的捞面，黄澄澄的，抹层辣酱，夹上炸五香、卤豆干，卷起来，就这样狼吞虎咽，叫人涎水直流。打赤脚戴斗笠的农民，佩校徽插钢笔的学生哥，还有一些我不知道职业却认定无限幸福的人围着街头小摊吃“份面”. 馋涎欲滴的我几次使尽诡计，都没能让妈妈开恩。总说“脏”、“不文明”；卷面的手不洗呀、街上的灰尘呀、炸五香不是昨天剩的，就是前天馊的呀……呀呀，吃的人那么多，几时听说拉肚子的，哼！
漳州在三十年前海鲜极便宜，父亲颇喜烹调，母亲则重营养。山珍海味也不知吃过多少都不记得，唯独惦着没有到口的最便宜的“份面”.
二
一九五七年，父亲远去。妈妈仍带妹妹在漳州工作。我回厦门外婆家，哥哥则寄养在奶奶家，我们一家人隔好几条银河呢。
大约是国庆，放假。妹妹随妈妈回来探亲。刚考上中学的哥哥俨然是大人了，一手拉我，一手牵妹妹，上街，逛公园，简直是壮举。
还不算，慷慨地问我们想吃什么。不约而同指着玉米棒，熟的。这原是禁忌之内。或许哥哥表面雄赳赳，内心仍是十三岁的孩子。于是瞬间便挑好了三根最长，最饱满……不知道还有多少个“最”，满街节日的人流，应数我们最节日了。
谁知一个和哥哥差不多大的孩子斜刺里冲来，没等妹妹“哇”地哭出声，已夺过玉米棒跑远，且边用尖尖的牙齿啃着，还回头笑呢，这强盗！
我以为哥哥会英勇地追去，揍他；我们便- 起扑上，咬他。谁知哥哥只是把自己的玉米棒塞给妹妹，说：“别哭了，他也高兴呢。”
我气愤愤地想了好久，终于平静地问哥哥：“那孩子一定没有哥哥？”
三
漳州是有名的水果之乡。成年之后回去，人们带我参观的总是龙眼林、荔枝园，其实我知道最好吃的果子是盐水桃。你信不信？就在那株黄皮果树的荫护下，我们曾有一个极温暖又短暂的可爱的小家。
每天午睡起来，我迫不及待地爬上竹椅，掀开饭罩，手伸向一盘用盐水涮过的绿得水灵红得透亮的桃子。妈妈早已笑吟吟候在身后。我吃得满脸满手都是甜汁，妈妈则用雪白的牙齿文雅地轻轻一咬，声音清脆好听。我好像从来没有学会那样吃法。
无论哪种吃法都是有滋有味的，妈妈瞧着我，我瞧着妈妈。
过了好些年，爸爸一直不回来。我在厦门上中学。有一天放学归来，在我房间的大口杯里，留着一个又大又红的桃子，而且刚刚用盐水涮过。
这是我对盐水桃子最后的记忆，因为也是妈妈最后一次含泪看我吃完它。
四姑婆
四姑婆命歹，说是因为她的前额非常斜溜，和她的胞兄、我的外祖父的额头那般，一马平川。只是不知何以外祖父却公认的命好（据说也是托福那个额头），十八岁来厦门当学徒，历尽沧桑，白手起家开了好几铺绸布庄。就是“文化大革命”那阵子，外面高帽、木牌子吓人，八十岁高龄的外祖父犹手颤颤地自个儿煎蛋下酒。
四姑婆并不守寡，家里绝口不提老姑丈，她自己或曾提过，和外婆咬耳朵的时候。四姑婆命苦，和她见不得台面的影子丈夫有关吧？
甚至没有儿子。
买一个儿子叫“憨头”，不憨，且刁滑得终于不知去向。生一个女儿叫“水仙”，名字文雅，人却泼辣精悍，好吃懒做，把老娘搜刮一空，嫁出去了，仍常回来刮油星。
年老的四姑婆，独个儿守在河沿街浅屋里。阳光麻麻点点地从支着的竹席穿门进户，照着梁下一只小篮子，篮子里大约两挂细面，一条咸肉，为梁下鼠窜的孙子孙女所觊觎。
四姑婆心好。我们一家在漳州生活那几年，四姑婆的小篮子三天两头在我们家出现，有时是荔枝蜜柑，有时是豆包年糕。她女儿当时大约十一二岁，进屋前照例用衣袖抹一下嘴。妈妈从篮子里取出明显短缺的食物从不查问，又放进糖果饼干，白糖面干，那女孩目光炯炯地守着。
在外祖父家，来走动的亲威要数四姑婆最受欢迎，不仅因为她是外祖父喂一的胞妹，也不因为她每次来都恨不得把她的小果园一肩扛了来。而是因为她既干净又勤快，一件白布褂子，洗得雪白，散发出酸酸的乡下特有的浆洗味。外婆一块抹布已叫家中各式家具不堪其苦，她简直又把地板狠狠刮了一层。
只要去漳州，都去四姑婆家。她的小屋里走动许多“三姑六婶”，有住一宿两宿，有住三月半载。每次四姑婆都要郑重款待我，踮在凳子上，取下小篮子，半挂细面，打一个蛋花，很稀副的味精加一点，我吸溜吸溜恨不得连碗一起吞下去，比我父亲给我做的鳖熬枸杞不知好吃多少倍，千真万确！
直到现在，我自己也须为生计操心，我才突然想到一个很重要却一向不被关心的问题：四姑婆究意怎么养活她自己？
只觉得她一天天黄了，并不见老。
小果园已早不存在，只有一棵洋桃树，缩在屋后。在四姑婆逝去的好几年后，我去沿河街，还看到它，很老，果子寥寥几个，蜜甜，一如有关四姑婆的回忆。
雨天。星期日
老宅的房间像地牢，推开红漆脱尽的门，下三级石阶，依稀勾见一张大床，床上窝着一个撅起屁股睡觉的孩子，那就是我。我怕黑，像鸵鸟将头埋在枕头里。
说实话，我们的住房在漳州还算洋，砖木结构，还有二楼。二楼住着房东，其余蜂窝般散着房客无数。
房间在走廊尽头，走廊是一条任意延长线，去向不明。或者是两岁小涪所不能涉险的远地方，或是由于大人的原因而设置的禁区，不记得了。房间里的阴潮和小院子的光亮、宽敞成鲜明对比。自从妈妈不忍将我反锁在黑屋子里面辞去银行工作，我便整天坐在走廊边上，望院子的天空胡思乱想。院子不许我去，因为满地鸡屎鸭粪。污水垃圾在漳州是人丁兴旺的标志。
下雨，院子很快有了积水，渐渐淹过膝。我一心一意用妈妈的衣杈子在水中钓鱼。大人们高高挽着裤管，哗啦啦一趟来一趟往。直到男子汉的爸爸下班回来，立即熟门熟路地从水沟掏出几块砖头。于是，“海”很快退潮，露出我的“鱼”来--一只小岗皮凉鞋。究竟凉鞋为什么会掉在院子里和院子怎么会变成汪洋大海大有关系，父亲手中的砖头就是我的罪证，但是放心，大人们傻着呢。
一直在搬家。
又搬进一个大杂院。外屋地砖一塌糊涂，简直跳不成格子。里屋还是黑。后来妈妈虽回外祖父家，仍喜欢用厚窗帘将房间遮得半明半暗。
还有个小小的后园。父亲搭了个宫殿般宽敞的鸡棚，又种了几畦空心菜。我和父亲结成联盟，为保卫空心菜的边境和妈妈宠爱的毛色斑斓的公鸡展开持久战。后窗是我的监督哨，我瞄准，向侵略者们开炮，又向父亲告密，把鸡们千方百计拱出的缝隙一个个堵死。可是那菜终于没能吃到，只留下葱茏的记忆。
“家”是我们这些星散家庭成员经常回忆、讨论、憧憬的话题。
我的记忆居然可以追溯到两岁、三岁、四岁，由于提供的证据确凿，不由得大人们又困惑又深信。
奇怪，我惟独不能记起我们家遭雷击的那一年。那一年，那一个事件对我是个空白。仿佛恶作剧层出不穷的我，在那一年被催眠了，过后又鲜蹦活跳起来。直到看日本电视《犬笛》我才相信，孩子们把威胁他们的危险拒绝在记忆、意识之外，这也是人类的一种自我保护吧？
十五年后，妈妈病重不起，我编了许多关于“可爱的家”的故事去安慰她，虽然我心里有一个声音不断地催人断肠：我们这个家是再也圆不起来了。
妈妈和我说起那一天：是星期日。运动高潮已经过去，人人松了一口气。爸爸虽有过吓人标题的大字报，仿佛没事了，于是就决定悄悄地庆祝。妈妈去买东西，父亲照例在家侍弄菜。等妈妈心情轻松地回到家，爸爸不见了，饭罩下压着一张通知：速去机关门口集合。
爸爸的毛巾撮在砧板上，大约连洗手也不行，只揩了揩手。
阳光暖洋洋地照在院子里，被妈妈填得走不动的大肥鸭“呷呷呷”
叫了几声，把一种冷清、一种不祥的预兆都衬出来了。
脸如白纸的妈妈奔到机关门口，满地鞭炮灰，人也不见一个。传达室的老头安慰妈妈说：“他们是挂红结彩去的，很快就会回来的。”
很快？天，多少年，我们家再没有星期天！
妈妈说，饭罩里是爸爸的拿手好菜：猪肝切片、肉丝、茭白丝已切好，鱼剖肚去鳞，还码着姜丝、葱段……
我和妹妹好像都消失了。
一桌精心安排的菜肴，一个愁惨漫长的假日和一个分崩离析的家庭，这就是一九五七年。
1985年10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