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S 的篮子
在改革开放因而人心骚动的今天，作为一个穷写作人，我已安身立命，别无选择。然而我另有一份巨大的财富，那就是我的相濡以沫的朋友们。
在我的诗歌与散文中反复出现过朋友S ，因为在我的生命中，有一半岁月为他的友情所扶持。
当年我是初中二年级学生，抱膝坐在海滨公园沾露的青草上，从女同学崇拜无限的叙述中，S 的名字就像夏夜清朗的星。下乡时，我那女同学成了S 的恋人，我顺理成章是他俩的好朋友。S 回城之后，分配在我家邻近的一家小汞工厂，下班后他总是来看我。那段时间我们几乎天天见面。
一件粗糙宽松然而洁净平整的工作服套在匀称的身架上特别有型。
我和他都不知道此时美国乃至全世界正如火如荼地流行牛仔服。自春末步入盛暑，我从高温的流水线回家，都能在院子里那棵老石榴树旁，看见一个蓝色的静静读书的背影。
我们当然无所不谈。像真正的朋友那样，我们也常沉默以对。隔着一张圆桌，他翻阅我从一个老报人的地窖考古得来的《诗刊》一九五七年合订本；我则把脸藏在他限期借来的《苹果树下》小声地吸鼻子。夜用它烟色的软爪轻轻踩糊了字迹，我父亲送进来的晚饭一点一点消失了热气。我恍然抬头，正瞧见一颗汗珠啪地落在他的肩上，忍不住问他：“大热天气，为什么总见你穿同一件厚布工作服，盔甲似的？”以清澈的大眼睛望我，他平静回答：“因为我一共只有这一件衣服，还是朋友送的。”贫穷不算什么。不以贫穷为耻甚至也不够伟大。但是，每天从司炉工的煤灰里爬出，从指甲到发缝仔细洗干净，再换上唯一干净的粗衣，人就能散发出那样的洁净光彩。在贫贱的工作环境中持之以恒所维护的，正是内心与外表的高山雪冠似的自尊。
这样的人永远不会被生活所压垮。
他写诗，一遍遍地朗诵给我们听，我写的第一首诗奉他为师，却被他批点得体无完肤。他画水彩，四处张挂，不仅遮掩着潮湿的泥墙，又为他居住的无窗的地下室，开避一块自己选择的彩色的风景区。到了香港他已近中年，在打工和不断的失业中，他居然又向室友学起钢琴来。他终于没有成为公众意义上的艺术家，他内心的艺术气质喷泉似的，令他的爱情与生活有不竭的激情水花。
就是在工厂当学徒那阵子，阿S 的营养餐是每月两斤猪肉。S 总是挑分量最多的猪头皮，油光酱红地卤起来，召集朋友们到万山岩去野餐。拇指大的一杯葡萄酒就够大家乐不思蜀，集体将古今中外乃至儿童歌曲拿来赛歌。等踏着月色下山，大家都用手比划，因为嗓子全喊哑了。
狂欢的周末一过，朋友们送体质孱弱的我过海去上大夜班，因为严重神经衰弱，我常伏在渡桥上眩晕且呕吐不止。S 郑重对我说：“以后我每月分二十元给你，你不要做这个工作，在家安心写作吧！”
他的工资每月仅二十七元。
沿岸的灯链顺满潮的海面节奏起伏。
我之所以在我的生活位置上坚持下来，没有接受他的提议，正是因为，我将这提议当成一笔巨款，存进友谊银行，我从此不会受穷了。
阿S 原是我们小团体最善解人意的业余导游，他对家乡的每一块奇石每一株异树的了解出自于他充沛的爱情。后来他在香港当了专职导游，他把他的机智好学，他对大自然的热爱，他丰富的同情心投了进去，使他的名头越发响亮，腰也又鼓又硬起来。
老朋友阿S 写了长信回来：“记住，我篮子里的东西永远是大家的。”是的，我知道，我也相信。
我的双脚将把我带去的，是我的心所指示的道路，我希望我永远不需要碰你那篮子。因为--它总是在我伸手可及的地方。
那夜渡桥上，朋友C 接着S 的话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租一套两室一厅公寓，你来和我们住，我太太操持家务。你写作，为我们这代人作证。”C 刚结婚，新房有三面薄板墙，夹在两个鸡飞狗跳的大家庭中。
C 的太太在小圈子民意测验中，一直获最佳配偶奖。她是那样贤良，我们这些女党人只允许丈夫做远距离观察，以免反衬之下，令自己黯然失色。
和C 结识出自于对文学的共同爱好。他尚无固定工作，体质极差，和叔父同住一小房。叔父是修车工，除了一张床稍为干净外，哪儿摸上去都是一手油污。C 写作时从床底下拉出一张小凳子，伏在膝盖上写他那灼热的长诗。
他第一次参加我们的野餐时，朋友们都穷，按照惯例大家凑点钱。
他从衣袋深处努力挖出一个很小的方块来，原来是折了又折的一元钱，朋友们费尽冠舌请他收回去。也许这一件小事伤了他的自尊心。再有约会，他时来时不来，完全不取借口。无论我怎样滥施权威采取逼供信，他微笑着咬紧牙关不做解释。
直到十五年后的今天，他手上有一个声誉极隆的装修公司时，他才说：“那时我常常每天只吃一个馒头，我怎能每次带那个馒头来和朋友们喝酒。”贫苦多磨难的生活非但没有汲干C 情感上那一汪温泉，反而像在冰冷的雪地上令他更加靠近人性的火炉。
正是“红灯记”时代，不少女知青都凸胸收腹，做起铁姑娘来。
我虽不致如此，但我和我所有的朋友一样，总是以牛虻形象磨砺自身，我强迫自己坚硬，对一切女儿气的举止嗤之以鼻。那一夜灯下，听完C的遭遇，我竟拈起针，为他缝补褴褛的袖口。我感觉到了他的凝视，随着线的拉长而绵绵不绝，又随着针一次次刺深。感动于他那富于回响的情感之空虚与渴求，我所做的这一件小事，竟换来十五年有增无减的热忱和信赖。
八十年代初，我那一再被朋友们视如圣火的诗歌引起报纸和社会上的攻击。还比较脆弱的我一时懵了。C 陪我在海边散步，我们坐在石阶上，车灯剪刀似的在我们眼前交叉，海水黝黑而深邃。
我指着诱惑性十足的海水说：“躺在他下面是多么干净而安宁啊！”“但是，”C 紧接着回答，“又多么冰冷而寂寞啊！”我打了个寒噤，目光从海水回到了广场，车灯的强光不再那样锋利地划过我的胸膛。
我的心还剧痛着，我已明白，为了与生俱来这份理想的热情，我将牺牲生活上的安宁。
我曾把这个夜晚写进一篇文章里，朋友们向来是我的首席检察官。
C看完文章按兵不动，我指着那一段问他：“还记得吗？”“那是和我在一起的事吗？”他若无其事。“很可能仅仅是你内心的对话，也可能是我们中任何人，我们大家陪你在海边散步的夜晚还会少吗？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你是我们中间最勇敢的。”是的，有这样的朋友同行，我岂能不勇敢！
年年有除夕
曾援引书上的名言：朋友也是有历史阶段的。却招来朋友们蜂螫一样的攻击，伤心之余，他们还要气我，不住地问：“那么，现在我们又是你的哪个历史阶段？”时间长了，他们不得不承认，选择朋友跟谈恋爱一样不能仅靠一厢情愿。像淘金一样，时间的激流冲去多余的分子，只留下质地纯良的金子，光泽不减地成为人心中无价之宝。
所以G 常说：“友情同样需要互相倾慕。”我是在学徒生涯中认识G 的。
纱厂是女工天下，我一进厂就分配去挡车，整天咬着线头练习打结。G 做为稀有的男工很幸运被分配到电工房，是个清闲活儿，可惜他到后来也没有真正学会这门技术。在这女儿园里，G 非但不是单足鹤立的傲慢王子，也不是风流殷勤的多情骑士，一种孤立无援的落寞像油浮在水面那样令花枝招展的时髦女郎改道，还招来同性工友的一致冷落。
说不清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熟悉起来。也许是一本书，那书和电工钳一起整日插在后口袋里。夜里我请他来修理马达，他把书忘在我的长椅上，那个夜班我一直躲在更衣室看书。
也可能因为一个唇边长颗黑痣的小姑娘。小姑娘出身穷苦，心地尤其善良温柔。等我发现姑娘怀中孜孜不倦织的是G 的驼色毛衣，又发现那姑娘偎近我，是因为G 已开始和我交换着书看，交换意见和目光。对于小姑娘这些都是不可破译的密码，她的文化程度还不够写完整她自己的名字。我开始撮合他们，G 只好远远见了她就绕着走。
有一天，G 拿几张彩照给我看。那是他青梅竹马的女友，在香港。
过了几年，这位忠诚的香港姑娘继承了一笔遗产后，立刻回国嫁给G ，从那以后，相夫课子从无怨言。
当我邀请G 参加我们每年一度的中秋饼会时，我曾交代老朋友们多多照应。不料平时极为腼腆的G 一投入，就如鱼得水，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快乐的小圈子。朋友中有的才智兼备，有的迂腐呆板，G 朴实无华的诚挚成了朋友之间的水和空气。登山时他背最重的东西，脚步矫健，喝酒时他兵来将挡，酒量极大但不石破天惊，待到醉者一片，或自比失意刘邦捶胸长哭，或卧在草丛里我醉欲眠，这时只有G 一个一个照料过去。什么时候少了他，朋友们顿感损失，眼睛观天、望海、审度自己的脚趾头，哪儿都能看到一个巨大的空缺来。
G 的口袋里永远没有多余钱。靠着穷教授爸爸义无反顾的后援，他读完大专，有了一份公务员的稳定收入。他和朋友们一起负担共同费用，总是超支。钱这个妖怪一无例外紧紧攥着他，只是他的闲淡、他的镇静、他内心的柔和掩盖了喉咙上残酷的指痕。
连续几年除夕，还是单身汉的G 到我的小房间帮我擦洗窗户。因不堪家中又蒸又炸油烟四起的男孩们都躲到我这里来，他们观看G 骑在窗棂上一丝不苟，我立在地面一次一次往上递抹布。我们配合默契，动作和谐，犹如进行一种必不可少的隆重仪式。
少年时代的朋友变成了青年，转眼已近中年，要云集在一起越来越困难，也已不在万石岩的湖心亭，不在相思树落花的曾厝垵海岸，总是在铺着地毯的大酒家和茶楼。但要是再需要擦窗户什么的，挂个电话给G ，他决不推却支吾，立刻过海来。
浅咖啡的眼睛依然温良如初，一张圆圆的娃娃脸仍旧圆圆的。只是不再刮胡子，为了那聪慧顽皮的圆圆脸独生女儿，做一个有权威的男子汉父亲。
1989年10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