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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彼得堡临画记

发布: 2011-3-10 20:57 | 作者: 陈丹青



        八十多年过去了。欧洲与俄罗斯各大美术馆的馆员与官员,已经换过好几代人。除了馆内积存的历史档案,恐怕很难找到上世纪负责为中国画家登记临摹的当事人。他们记得那些中国脸吗??
       
        当我每天向苏里科夫馆走去
       
        圣彼得堡,冬宫美术馆。从今年8月初到下旬末,几乎每天,总有二十多位中国油画家散在皇宫南侧小出口的街沿墙角,傍着各自的油画箱,或站或坐,抽 烟,聊天,等候大巴士将他们接走。美术馆规定,除了周二休馆日允许全天临摹,其余单日,只能在早晨八点至十点进馆临摹两小时,十点过,观众涌入,临摹者必 须离开——美术馆南侧面对涅瓦河,仲夏黄昏,夕阳照亮那一排富丽的宫墙,每到周二,连续画了八小时的中国画家虽然疲倦,仍在留心路过的俄罗斯美人;此外那 些天,当画家们上午十点中断临摹,群集候车,日头则高悬空中,真给美术馆南墙投下一片长长的紫蓝色阴影。
       
        申请临摹的手续,繁琐而漫长。事先申报各人选择的经典后,被仔细核对,表格上附印经典画幅的小图像,然后是无数项目的填写。等待批复的过程被翻译细 节不断延宕,当馆员在每位画家的画布背后盖上印章,告知翌日可以开始临摹时,大约已耗费了一两个整天——当我在冬宫美术馆办妥临摹手续时,表格的记录显 示,仅2010年度登记在册的临摹人数,已有七百多人次。
       
        清晨,大家拎着画具从南侧小门鱼贯而入,经过两道警员关口,查验临时证件,然后进入空无一人的前厅。整座皇宫,刚刚醒来,略有响动就在高高的殿堂发 出回声,早已就位的二十多位中年女馆员每人领一位画家走向不同的专馆——自十三到十八世纪的欧洲绘画馆分布二楼,十九到二十世纪的绘画,在三楼——穿过一 连串展厅和彼此连接的豪华甬道,两边、四周,布满意大利、西班牙、尼德兰、普鲁士、法兰西的无数宝藏:成排的镜框与绘画、到处摆放的大小雕像、图案富丽的 宫廷挂毯、玻璃柜中数不清的珍玩文物,凝着斑斓而贵重的光泽,停在皇宫窗帘所遮蔽的微明中……转弯,转弯,转弯,二十多位中国画家被巨大宫廷的数百间展室 迅速吞没、分散了。各人终于找到自己临摹的那幅画,喘息稍定,于是在大理石或樱桃木地板上小心地摊开画具,开始临摹。女馆员,远远坐在椅子上,静静看守。
       
        所有人的画,收摊后存放二层电梯间。电梯间位于通向伦勃朗专馆一座豪华阶梯的侧廊,里面堆满经年封尘的杂物。我们分别在墙沿靠置各自的画布,翌日取 出,再度开始宫殿内的长途跋涉,走向临画的地点——八月中旬末,部分画家转向俄罗斯美术馆临摹十九世纪旧俄经典:同样是每天早晨画两小时,每周二得以工作 全天,同样是穿过开馆前空荡荡的大厅,各人消失在列宾或谢洛夫的专馆。当我每天向苏里科夫馆走去,先经过涅斯切洛夫馆,接着是苏里科夫馆偏廊,那里挂着他 最后的巨作《斯切潘·拉辛》,然后,我就到了挂着《耶尔玛克征服西伯利亚》和《攻克雪城》的正馆。
       
        这时,在窗外,八点整的阳光灿烂耀眼,美术馆正门外普希金铜像的铜铸卷发,被刚刚照亮。

 

       徐悲鸿临摹的伦勃朗《参孙和大莉拉》 1933年 (徐悲鸿/图)
       
        他们记得那些中国脸吗?
       
        五十多年前,第一批留学苏俄的画家就在圣彼得堡临摹原典。据中央美院留苏前辈李俊老师说,当时,苏联就实行早晨开馆前允许临摹两小时的制度。三十一 年前,当我在中央美院美术馆仓库第一次亲眼看见罗工柳、林冈、李天祥、李俊、张华清、徐明华等留苏学生的临摹作品,无比羡慕,倍感神秘。现在,我们每天经 过他们也曾经过的展厅,站在他们凝神观看的经典面前。惟有两项区别:当初他们二十出头,比我如今的岁数年轻一半;此外,这个国家当年叫做苏联。
       
        民国时期,上世纪三十年代,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吴作人等等,也是二十出头,也在欧洲美术馆临摹原典。他们均已故去,没有资料告诉我们,这代人经由怎样的申请进入美术馆,在临摹的日子里,怀抱怎样的激情。
       
        八十多年过去了。欧洲与俄罗斯各大美术馆的馆员与官员,已经换过好几代人。除了馆内积存的历史档案,恐怕很难找到上世纪负责为中国画家登记临摹的当事人。他们记得那些中国脸吗?他们是否知道这些人将自己的临摹带回遥远的中国,从那以后,中国就有了日渐众多的油画家?
       
        马萨其奥与拉斐尔、鲁本斯与伦勃朗、大卫特和安格尔,还有德加、马奈、塞尚、梵高,堂而皇之,挂在墙上,一动不动地永恒着,完全不知道二十世纪的中 国人老远老远寻到他们跟前,支起画架,摊开画具,一笔一笔仔细临摹他们的画,画中的耶稣或裸女、树林或苹果,被尽可能一模一样地挪到陌生的画布,然后,远 去中国。
       
        就我所知,本次展览留洋前辈的临摹作品,过去五十年从未在任何中国的美术馆或美术学院展出过。它们长期封存仓库,可能被记录在早年简陋的纸本档案 中,迄今无人问津。历届艺术学生的绝大部分,包括青年教师,从未看过,甚至不知道这些作品。同样,五十多年来,历届史论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包 括各代老师教授们,有哪一位曾经发生兴趣,想要观看、整理、研究这些前辈的临摹,或者被允许、被鼓励对这两段历史表示起码的尊敬吗?
       
        临摹,可能向来难以在各种各样的绘画谱系中引起注意,赢得尊敬。所有临摹作品被注定是那唯一经典的无关重要的相似物,有如阴影,既经完成,就被临摹 者带走,从此消失了。除了可数的几位临摹者本人就是大师——多产的鲁本斯曾经多次临摹前辈的作品,尤其是提香,在他比较详尽的画册中收入若干临摹,在美术 馆,我们会忽然撞见鲁本斯的临摹手迹——无以计数的临摹品,从来不曾,也不可能成为一幅值得记住的画。
       
        一件临摹通常指向声名卓著的美术史经典,但临摹是极端私人的事。我不确知,此番杨飞云同志怎会忽然起念组织团体,来到彼得堡。稍早,他还率领人数较 少的一群画家,前往纽约大都会美术馆,临摹原典,为期一个月——上世纪三十年代、五十年代,留欧留苏两代前辈的临摹行为,可能是在中国移植西方油画不及百 年的历程中,绝无仅有的两个时期,与西方经典面对面。自五十年代闭关锁国,自六十年代中苏交恶,长达三十年间,先是在欧美,后是在苏联,那里的美术馆不再 有中国大陆的画家出没其间。始自八十年代,“后‘文革’”第一批中青年画家自费游学欧美,就我所知,中央美院的钟涵先生在布鲁塞尔、浙江美院的蔡亮先生在 巴黎,均曾从事临摹,当时他们均已五十岁开外。1986年与1990年,我在大都会美术馆临摹两个夏天,并在馆内遇见上海的魏景山先生,和专事音乐学研 究、业余热爱油画的上海人范额伦先生,也在临画。九十年代,范先生甚至如上班似的连续数年天天进馆临画,纯然只为热爱,从未声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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