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春，我从河北蔚县工地回北京休假，与同班同学曹一凡、史康成相约去颐和园。那年春天来得早，阳光四溢，连影子都是半透明的。我们并肩骑车，拦住马路，32路公共汽车鸣长笛，轰然驶过，扬起一阵烟尘。
曹一凡是同学也是邻居。在“上山下乡运动”大潮中，他和史康成是立志扎根北京的“老泡”。所谓“老泡”，指的是泡病号留在城里的人，为数不多但不可小看——除了有抵挡各种压力的坚韧神经外，还得深谙病理知识及造假技术。幸好有他们留守，几个月后我随工地迁到北京远郊，每逢工休泡在一起，读书写作听音乐，被邻居庞家大嫂称为“三剑客”。
北京近乎空城，颐和园更是人烟稀少。进正门，穿乐寿堂，玉兰花含苞欲放，木牌写着“折花者罚款50元”。在排云殿码头租船，绕过石舫，向后湖划去。一路说笑。后湖更静，唱俄罗斯民歌，召来阵阵回声。我们收起浆，让船漂荡。
史康成站在船头，挺胸昂首朗诵：“解开情感的缆绳/告别母爱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运乞求/红旗就是船帆/太阳就是舵手/请把我的话儿/永远记在心头……”停顿片刻，他继续下去：“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我为之一动，问作者是谁。郭路生，史康成说。朗读贺敬之和郭小川的诗，除琅琅上口，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就像票友早上吊嗓子。最初喜爱是因为革命加声音，待革命衰退，只剩下声音了。在工地干活吼一嗓子：“人应该这样生，路应该这样行——”，师傅们议论：这帮小子找不着老婆，看给急的。而郭路生的诗如轻拨琴弦，一下触动了某根神经。
退船上岸，来到谐趣园，一个中年男人坐在游廊吹口琴，如醉如痴，专注自己的心事。我又想起刚才的诗句。郭路生是谁？我问。
不知道，听说在山西杏花村插队，史康成耸耸肩说。
原来是我们中的一个，真不可思议。我的七十年代就是从那充满诗意的春日开始的。当时几乎人人写旧体诗，陈词滥调，而郭路生的诗别开生面，为我的生活打开一扇意外的窗户。
二
1971年9月下旬某日中午，差5分12点，我照例赶到食堂内的广播站，噼啪打开各种开关，先奏《东方红》。唱片播放次数太多，嗞啦嗞啦，那旭日般亮出的大镲也有残破之音。接近尾声，我调低乐曲音量宣告：六建三工区东方红炼油厂工地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捏着嗓子高八度，字正腔圆，参照的是中央台新闻联播的标准。读罢社论，再读工地通讯员报道，满篇错别字，语速时快时慢，像录音机快进或丢转，好在没人细听，众生喧哗——现在是午餐时间。12点25分，另一播音员“阿驴”来接班。广播一点钟在《国际歌》声中结束。
在食堂窗口买好饭菜，我来到大幕后的舞台，这是工地知青午餐的去处。说是与工人师傅“同吃同住”，“同住”不得已——几十号人睡大通铺，“同吃”就难了，除了话题，还有饭菜差异：知青工资低，可都是单身汉，专点两毛以上的甲级菜；而师傅拉家带口，只买五分一毛的丙级菜。
头天晚上，在食堂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就在这大幕前，由书记传达中央文件。传达前早有不祥之兆。先是工地领导秘密碰头，跟政治局开会差不多；下一拨是党员干部，出门个个黑着脸；最后轮到我们工人阶级，等于向全世界宣布：9月13日，林副统帅乘飞机逃往苏联途中摔死了。
说到政治学习，“雷打不动”，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以班组为单位。干了一天活，先抢占有利地形，打盹养神卷“大炮”。除了中央文件和社论，还什么都学，从《水浒》到《反杜林论》，这可难为大字不识的老师傅。而知青们来了精神，读了报纸读文件。那些专有名词在烟雾中沉浮。孟庆君师傅啐了唾沫开骂：杜林这小子真他妈不是东西，胆敢反对毛主席，先毙了再说。班长刘和荣一听乐了：小孟，学了半天你都没闹明白，人家如今在德国当教授，连恩格斯都管不了。插科打诨，政治学习成了娱乐。副班长周增尔（外号“比鸡多耳”）干咳一声，宣布散会。政治学习至少有一条好处：普及了国际地理知识——前天地拉那，昨天金边，如今又是哪儿？对了，温都尔汗。
我端饭盆来到幕后，席地而坐。林副统帅的幽灵引导午餐话题，七嘴八舌，包括逃亡路线等假设。我开口说话，单蹦的词汇成语流，滔滔不绝，一发不可收拾。我说到革命与权力的悖论，说到马克思的“怀疑一切”，说到我们这代人的精神出路……直到安智胜用胳膊肘捅我，这才看到众人眼中的惶惑，他们纷纷起身告辞。转眼间后台空了，就剩下我俩。安智胜原是十三中的，跟我在同班组干活，志趣相投，都长着反骨。那年头，友情往往取决于政治上的信任程度。我们默默穿过大幕，下阶梯，到水池边涮碗。
回工棚取铁锹的路上，我仍沉浸在自由表达的激动中，再次被文革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所困扰：中国向何处去？我们以往读书争论，有过怀疑有过动摇，但从未有过这种危机感——如临深渊，无路可退。彻夜未眠，如大梦初醒——中国向何处去？或许更重要的是，我向何处去？
阿开（我在工地的外号），安智胜打破沉默说。你得多个心眼儿。别那么实诚，刚才那番话要是有人汇报，就完蛋了。
我试图回想刚才说过的话，却无法集中思想。时代，一个多么重的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可我们曾在这时代的巅峰。一种被遗弃的感觉——我们突然成了时代的孤儿。就在那一刻，我听见来自内心的叫喊：我不相信——
三
1973年一个春夜，我和史保嘉来到永定门火车站，同行的有原清华附中的宋海泉。此行目的地是白洋淀邸庄，探望在那儿插队的赵京兴和陶洛诵。赵京兴是我在北京四中的同学，低我一级；陶洛诵是史保嘉师大女附中的同学。1969年，赵京兴因写哲学书稿被打成“反革命”，与女友陶洛诵一起锒铛入狱，半年前先后获释。
为筹措路费，我把手表送委托行卖了——好像我们去时间以外旅行。等车时，在一家小饭馆吃宵夜，有道菜很有诗意，叫“桂花里脊”。保嘉和宋海泉聊天，我伏桌昏睡。汽笛声声。
我们搭乘的是零点开出的慢车，吱嘎摇晃，几乎每个小站都停。凌晨到保定，乘长途车抵安新县城，与宋海泉分手，再搭渔船，中午到邸庄。那是个百十来户的小村，四面环水，村北头一排砖房是知青宿舍，他们住尽头两间，门前有块自留地，种瓜种豆。
陶洛诵尖叫着，和保嘉又搂又抱。赵京兴矜持笑着，眼睛眯缝，在黑框眼镜后闪光。从老乡那儿买来猪肉鸡蛋，一起生火做饭，香飘四溢。我们在昏暗的灯光下举杯。百感交集——重逢的喜悦，劫后的庆幸，青春的迷惘，以及对晦暗时局的担忧。短波收音机播放外国古典音乐，飘忽不定，夹杂着怪怪的中文福音布道。在中国北方的水域，四个年轻人，一盏孤灯，从国家到监狱，从哲学到诗歌，一直聊到破晓时分。
白洋淀的广阔空间，似乎就是为展示时间的流动——四季更迭，铺陈特有的颜色。不少北京知青到这儿落户，寻找自由与安宁。其实白洋淀非避乱世之地。1968年年底，我和同学来搞教育调查，正赶上武斗，被围在县城招待所多日，枪林弹雨。在造反派威逼下，我们硬着头皮参加武斗死难者的追悼会。
当年学校组织批判赵京兴，流传着陶洛诵的情书中的一句话：“少女面前站着18岁的哲学家……”让我们惊羡不已。赵京兴内向，话不多，意志坚定。陶洛诵正好相反，她天性活泼，口无遮拦，永远是聚会的中心。在邸庄三天，我们常棹船出游。日落时分，湖水被层层染红，直到暮色四起，皓月当空。
一天下午，我和赵京兴单独在一起，他随手翻开《战争与和平》第四卷开篇，想听听我的看法。那是作者关于战败后彼得堡生活的议论，有这样一段话（就我记忆所及）：“但是安定的、奢侈的、只操心现实中的一些幻影的彼得堡生活，还是老样子，透过这种生活方式，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意识到俄国老百姓处境的危险与困难……”
见我一脸茫然，他说：在托尔斯泰看来，历史不仅仅是关于王公贵族的记载。而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才是被历史忽略的最重要的部分。
你说的也是中国当下的历史吗？我问。
历史和权力意志有关，在历史书写中，文人的痛苦往往被夸大了。又有谁真正关心过平民百姓呢？看看我们周围的农民吧，他们生老病死，都与文字的历史无关。他说。
离开邸庄，我们到大淀头去看望芒克。芒克在小学当体育老师。进村跟孩子一打听，全都认识，前簇后拥把我们带到小学校。芒克刚跟学生打完篮球，汗津津的，把我们带到他的住处。小屋低矮昏暗，但干净利索，炕边小桌上放着硬皮笔记本，那是他的诗稿。
芒克解缆摇橹，身轻如燕，背后是摇荡的天空。刚解冻不久，风中略带寒意。是芒克把白洋淀，把田野和天空带进诗歌：“那冷酷而伟大的想象/是你在改造着我们生活的荒凉。”1973年是芒克诗歌的高峰期。他为自己23岁生日写下献辞：“年轻、漂亮、会思想。”
四
1974年11月下旬某个清晨，我写完中篇小说《波动》最后一句，长舒了口气。隔壁师傅们正漱口撒尿打招呼，叮当敲着饭盆去食堂。我拉开暗室窗帘，一缕稀薄的阳光漏进来，落在桌面，又折射到天花板上。
一个多月前，工地宣传组孟干事找我，要我脱产为工地搞摄影宣传展，我不动声色，心中暗自尖叫：天助我也。我正为构思中的中篇小说发愁。首先是几十号人睡通铺，等大家入睡才开始读书写作，打开自制台灯——泡沫砖灯座，草帽灯罩，再蒙上工作服。再有，为了多挣几块钱，师傅们特别喜欢加班，半夜回宿舍累得贼死，把读书写作的精力都耗尽了。
说来这还是我那“爱好者”牌捷克相机带来的好运：给师傅们拍全家福标准像遗照，外加免费洗照片，名声在外。我一边跟孟干事讨价还价，一边盘算小说布局：首先嘛，要专门建一间暗室，用黑红双层布料做窗帘，从门内安插销——道理很简单，胶片相纸极度敏感，有人误入，革命成果将毁于一旦。孟干事连连点头称是。
暗室建成了，与一排集体宿舍的木板房毗邻，两米见方，一床一桌一椅，但独门独户。搬进去，拉上窗帘，倒插门，环顾左右。我掐掐大腿，这一切是真的：我成了世界上最小王国的国王。
由于整天拉着窗帘，无昼夜之分，除了外出拍照，我把自己关在暗室里。在稿纸周围，是我设计并请师傅制作的放大机，以及盛各种药液的盆盆罐罐，我从黑暗中冲洗照片也冲洗小说，像炼金术士。工地头头脑脑视察，必恭候之，待收拾停当开门，他们对现代技术啧啧称奇。我再拍标准照“贿赂”他们，用布纹纸修版外加虚光轮廓，个个光鲜得像苹果鸭梨，乐不可支。
原十三中的架子工王新华，那几天在附近干活，常来串门。他知道我正写小说，我索性把部分章节给他看。他不仅跟上我写作的速度，还出谋划策，甚至干预原创。他认为女主人公肖凌的名字不好，有消蚀灵魂的意思，必须更换。
这暗室好像是专为《波动》设计的，有着舞台布景的封闭结构、多声部的独白形式和晦暗的叙述语调。在晨光中完成初稿的那一刻，我疲惫不堪，却处于高度亢奋状态。
把手稿装订成册，首先想到的是赵一凡。自1971年相识起，我们成了至交。他是北京地下文化圈的中心人物，自幼伤残瘫痪，而那大脑袋装满奇思异想。 他和家人同住大杂院，在后院角落，他另有一间自己的小屋。
待我在他书桌旁坐定，从书包掏出手稿。一凡惊异地扬起眉毛，用尖细的嗓音问：完成了？我点点头。他用两只大手翻着稿纸，翻到最后一页，抬起头，满意地抿嘴笑了。
你把手稿就放在我这儿。见我面有难色，他接着说，你知道，我的公开身份是街道团支部书记，这里是全北京最安全的地方。
想想也是，我把手稿留下。可回到家怎么都不踏实，特别是他那过于自信的口气，更让我不安。第三天下了班，我赶到他家，借口修改，非要取走手稿。一凡眯着眼直视我，大脑门上沁出汗珠，摊开双手，无奈地叹了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