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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年代的副本

发布: 2010-11-20 16:04 | 作者: 薛忆沩



    3

    我出生在四月。我用一种特殊的方式经历四月的残忍。那一年的教育革命将小学的入学时间提前到了春季。而1971年3月春季学期开始的时候,我还不够法定的入学年龄。母亲不愿意继续将我锁在家里,哪怕抽屉里已经不再隐藏着爱情的秘密。于是,我被送到了在宁乡县城教小学的小姨家去发蒙。一个刚刚习惯了没有父亲的孩子又要开始习惯没有母亲的生活。

    我的小姨既是我的老师又是我的家长,我的学习既是崇高的义务又是平实的家务。而且,我的新家就在教室的后面,饮食起居和遣词造句仅一墙之隔。我听话又上进,本来可以让我的小姨非常省心。但是,我还有让“生活来源于艺术”的癖好,弄巧没有成拙,却闯下大祸。有一天晚餐嚼饭时我嚼到了一颗小石头。夸张地将石头吐掉后,我模仿《红灯记》里的交通员,重复了他那一句著名的台词。我的小姨没有为我鼓掌,而是狠狠地给了我两个巴掌。是啊,那是“伟大的”七十年代,我怎么可以借用艺术的形式说:“呸,呸,这是什么世道!”

    语文课本前面的三课都是“万岁万万岁”,数学课本从头到尾都只有简单的算术。我的书包太轻,我有太多的业余时间,我迫切的需要是“加”负,而不是减负。好在“取之不尽的精神宝库”向所有人敞开了大门,我无数次进入,从那里取得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重于泰山,轻如鸿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无价之宝。我成为了“老三篇”出色的背诵者。这种背诵巩固了母语的深层结构,完成了意识形态的原始积累。同时,它又满足了我本能的表现欲。

    宁乡与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交界,却是“叛徒、内奸、工贼”的家乡。不过,我周围的人对此都讳莫如深。在比赛点数宁乡的名人时,没有任何一个孩子会愚蠢到用那块土地上出产的最有名的人物来充数。最有名的宁乡人在离七十年代还有50天的时候撒手人寰。但是,他的死亡直到1972年8月都是中国的绝密,连他自己的家人都不知道。七亿人民仍然在继续那场目的就是革他一个人命的“大革命”。

    我没有因为“叛徒、内奸、工贼”而对宁乡另眼相看。宁乡是我母亲的家乡。这意味着我发蒙的地方与我发源的一端相重叠。而更重要的是,从我名字中穿过的河流也正好从宁乡县城经过。每次从沩水桥上走过,我都有一种天真的自豪感。我自豪自己的名字里携带着一个具体的生命。

    1971年的启蒙让我第一次尝试了“移民”的滋味。“移民”的经历总是会引起“家园”观念的松动,同时让语言变成政治。夏天回到长沙的时候,我被马路的宽度和车辆的速度惊呆了。同时,我也发现母亲和姐姐就像那九平米大的房间一样陌生。而我的宁乡口音引起了周围所有人的笑声。生来第一次,“回家”让我感到羞愧和迷惘。

    我已经很难回到“从前”的生活之中,哪怕口音很快被扭转了过来,哪怕陌生的感觉被不断重复的日常生活稀释。因为我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精神世界。那是一个棕色封面的笔记本,那里面存放着我感兴趣的名言和知识。像上进的美国孩子记得从华盛顿以来的美国总统一样,我记得从陈独秀以来的“党的九次路线斗争”中的反面人物。笔记本里有专门的一页按次序整齐地排列着这九次路线斗争。那一页下面的空白让我对历史充满了警觉和期待。

    1971年10月底的一天,母亲去市里听中央文件的传达,而我所在的长征小学也停了课。我捧着一本连环画在周南中学门外的北正街上边走边读。那是一本我已经读过无数遍的关于英雄戴碧蓉的连环画。在北正街粮店的门口,我被班上个子最高、成绩最差的那个女同学叫住了。她指着我正翻开的那一页上的“副统帅”说:“你怎么还看他呀?”她对“他”的那种不恭敬令我大吃一惊。我问她为什么不能看“他”。她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问我母亲是不是听中央文件的传达去了。我说是的。她得意地笑了笑,指着连环画说:“中央文件就是说他的。他现在是坏人了。”

    我急冲冲地跑回家,极度恐惧地等我母亲回来。那是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次等待。

    母亲凝重的表情证实了事态的严峻。她马上带我去食堂买饭。她走得很快,我端着饭盆费劲地跟在她的身后。一路上,我问了她许多问题,她一个也没有认真回答。她好像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又好像还在听中央文件的传达。

    突然发生的一切惊心动魄:好人变成坏人,天上掉到地上。而且那还不是一般的好人,更不是一般的坏人。尽管从后来的罪证材料里,我得知“好”其实是装出来的,坏人其实一开始就是坏人,在那个恐怖的中午,我还是被“好人变坏人”的辩证逻辑所震撼。极度的恐惧将我的苦思冥想伸延到深夜。我在想,如果那“三叉戟”没有掉下来,苏修很快就会知道我们全部的军事机密,包括我们所有防空洞的位置。我们怎么办?我还不停地想象身体从空中坠落特别是触地时的感觉。

    那是我一生中经历的第一次“飞机失事”。它让我至今对飞行还心存余悸。

    几天之后,我在笔记本里关于路线斗争的那一页加上了一行。这是非常特殊的一行,因为它记录的是我“亲身”经历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党的路线斗争”。而且在当时,这也是唯一的一次失败者身体的下落公诸于众:“粉身碎骨”让我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

    4

    在母亲的要求下,我在将近八岁的时候(1971年底)写下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封信。我已经不记得信的具体内容,但是我记得它写在红色方格的稿纸上,写了整整一页。我的这第一封信只是母亲写给父亲的信的附件。寒假期间,母亲将带我们去干校探望父亲。她在信里告诉了父亲我们具体的行程。

    那是我第一次乘坐火车的旅行。我们在衡山车站下车的时候,外面已经是一片漆黑。母亲带我们走进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那是我第一次在一家旅馆过夜。旅馆的房间与幼儿园的房间相似,有很多的铺位,有很高的屋顶。那天晚上,房间里没有其他的住客。母亲得以在陌生的环境中对我们施行熟悉的卫生管制。在睡觉前,我们必须洗脚、洗脸、洗屁股。“个人卫生”似乎是七十年代幸存的“私人空间”。

    第二天上午,我们踏着积雪去长途汽车站。路过县城最大的供销社时,母亲带我们进去。我照例直接跑到了卖图书的柜台前。我注意到了一本题为《我要读书》的连环画(根据高玉宝的著名故事改编)。我想要那本书,但是我拘谨地说:“不买也没有关系。”母亲给我买了那本书。她没收过我读的书,却从来没有拒绝过我买书的要求。这次与旅行相关的购买是我的一个怪癖的源头。从此,在过过夜的每一座城市,我都会买一本书。我用书籍来标记异乡的黑暗。

    我们乘坐的长途汽车在一个名为“草市”的小镇停下。父亲已经在车站等待。然后,他带我们去一家饭铺吃饭。从小镇狭窄的巷道穿过的时候,一种奇怪的景象惊动了我:小镇里几乎家家户户的堂屋里都摆放着一口甚至几口棺材。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棺材,而且是木质的用来土葬的棺材,真正的棺材。我们曾经在“五星花园”里进行过关于火葬和土葬的争论。我们都知道土葬是必须革除的封建旧习,可是我们又都觉得火葬不堪忍受,争论从来就没有结果。看到小镇的居民们若无其事地在棺材旁聊天、吃饭,我感到极度的困惑和不安。与死亡相伴的小镇生活给我这第一次长途旅行增添了意想不到的包袱。

    吃过饭,我们踩着石级下到河边,然后摆渡到对岸。从那里,还要走很长的一段路才能到达干校的营地。那天的雪很厚。我们始终在雪地上走,完全看不到路。我不知道父亲用什么来辨别方向。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跟母亲说话。不过,他提到了营地里那几只很聪明的狗。他说它们在等着我们。他说我们会成为它们的朋友。他说在我们离开的时候,它们会一直把我们送到河边来的。我很少接触狗,更不要说成为它们的朋友。对那几只狗的想象缩短了我和营地之间的距离。

    到达营地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我惊奇地发现,真正在等待着我们的是人而不是狗。我们刚刚放下行李,父亲同屋的那些“难友”们就都挤到了他的床边。另外几间屋子里的“难友”们也陆陆续续过来了不少。他们好像都读过我写给父亲的信,都夸我的字写得工整,信写得通顺。接下来,他们要听我背诵“老三篇”。我坐在父亲的窄床上,一篇一篇地背。我的背诵让父亲的“难友”们惊叹不已。接下来,我开始为他们表演样板戏。我忙得满头大汗,演完了鸠山,又演王连举。在那间阴暗又拥挤的房间里荡起的那一阵阵开心的笑声令我有点忘乎所以。

    二十三年后的一天,我在广州外语学院的电化教学馆里看《辛德勒的名单》。影片里奥斯维辛牢房的场景突然将我带回到了1972年2月的那个夜晚。我突然又看到了围坐在我跟前的那些“干校”学员。他们开心的笑声改变了我的身份。我知道,在那个特殊的夜晚,我是他们所有人的孩子,或者说,他们所有人都是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们用最隆重的方式款待我们。他们为我们端上来了三大碗糯米饭。这是节日的待遇。更特别的是,每一碗糯米饭的上面还加放了一大勺凝固的猪油。这是贵宾的待遇。但是,我咽不下如此油腻的食物。从那一大勺凝固的猪油,我的胃口辨认出了我自己过着的正常生活与我父亲们的非常生活之间的差别。在七十年代,除了著名的三大差别之外,还存在着这“正常”与“非常”的第四大差别。

    那几只很可爱的狗为我学生时代(也是我的七十年代)的第一个寒假增添了不少的乐趣。长得像狮子的那只狗就叫“狮子”,而另外一只狗的名字却不知道为什么叫“上尉”,它们是我最好的朋友。它们小便时的姿势让我好奇,它们争抢食物时的神态让我开心,它们被关在门外时的沮丧让我同情。当然,最难忘的是我们的分离。果然像父亲说过的那样,在“狮子”和“上尉”的带领下,营地里所有的狗都来为我们送行。它们忽前忽后,边跑边玩,看上去像是一个快活的集体。但是在接近河道的地方,这个集体突然解散了:那些孤独的个体开始寻找各自的位置。“狮子”就在路边停下来,“上尉”和另外两只狗跑到了附近的一座小山堆上,而另外一只狗干脆慢吞吞地往回走。它们都拒绝将我们送到渡口。但是,我知道,它们都在用嗅觉陪伴着我们的小船摆渡、靠岸,陪伴我们登上石级,直到我们消失在与空棺材相伴的小镇生活的嘈杂声中。

    1972年是“发现”的年份。我们发现了遥远的过去:在母亲订阅的《人民日报》上我第一次看见了恐龙的化石。而就在我们城市东郊的马王堆,一座西汉的墓穴被打开了。从里面不仅出土了大量的竹简,还有出土了一具皮肤仍有弹性的女尸。这“土葬”的奇迹在孩子们中间激起了又一轮关于“土葬”和“火葬”的争论。更神奇的是,我们不仅有时间上的发现,还有地理上的发现。我们发现了遥远的“新大陆”:《英雄儿女》和《打击侵略者》还在一遍一遍地陶冶我们的情操、愉悦我们的感官,突然,尼克松来了,他站到了我们的迎客松的前面。

    “新闻简报”里触目惊心的画面丝毫没有削弱语言的地位。一年一度的元旦社论和层出不穷的最高指示仍然是我最重要的精神粮食。当时,长沙有一个以“宣传”而著名的“傻子”,他能够在任何重要文章见报后几天将它背诵出来。然后,他举着一块写着文章标题的木牌,站在马路边或者登上公共汽车,大声朗诵。像那个“傻子”一样,我也能够背诵许多的元旦社论。社论的标题,比如《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后来变成了我的许多文章的结尾。重温这熟悉的题目,那“更大”的激情让我觉得昨天的革命就好像是今天的奥运。

    伟大领袖“立竿见影”的语言对孩子们语言的习得有难以估量的影响。它来自最高处,却深入到了最底层。在我们的游戏中,性情温良的孩子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脾气暴躁的孩子则首先使用原子弹和氢弹,“炮打司令部”或者“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然,“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是大家的共识,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是所有人下不了决心时的强心针。如果对游戏完全失去了兴趣,那就让我们“别了,司徒雷登!”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在游戏中灵活地使用同样锐利的思想武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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