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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拎着一袋自己的阳光”——严力诗歌艺术散论

发布: 2008-12-12 09:45 | 作者: 沈奇



在当代中国先锋诗歌的阅读中,严力的作品一直有着少见的长效效应。从朦胧诗时期到第三代诗歌运动,从九十年代到新世纪,这位诗人似乎从不过时,一再分延及新的阅读空间,以其富有亲和力的语感魅力和强烈的问题意识,不断激活人们对他的关注,同时,也有机地融入了不同时段的先锋诗歌进程,成为其不可或缺的活性因子。严力由此而成了先锋诗歌界的长青树,一位跨越三个时代而总是在场的“老先锋”。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而言,严力的存在,无疑已具有了某种“经典”的意义。

我们知道,新诗潮以降的中国当代先锋诗歌,是一个不断“后浪推前浪”乃至“后浪埋前浪”的运动过程,其强大的惯性延续到新世纪,才渐趋消解。由此生成的“运动情结”,驱使大量的诗人只关注同时代的作品,而不断pass或搁置前时代的遗产,造成阅读空间的非连续性和非经典性,并因此影响及现代汉诗之典律的形成,留下不少的历史缺憾。潮流所致,只有极少数诗人得以幸免,得以穿越不同时代、不同群落,在不同的阅读空间逐渐形成带有坐标、重心与方向性质的影响力。这其中,至少从最为敏感也最为挑剔的青年先锋诗人的阅读层面来看,严力是始终备受关注与青睐的。显然,在严力的诗歌作品中,存有某些非同一般却又可以为不同时代所共同接受和借鉴的诗美元素。这种诗美元素既具有先锋性,又具有常态性;在一时滞后的常态那里它是先锋的,在过时的先锋那里它又是常态的。我是说,严力的先锋性,从一开始,就不同于所谓“引领潮流”而时过境迁便随之失效的那种“先锋”。在那种“先锋”中,严力从未占有过重要而醒目的位置,有时甚至还显得不合时宜。这也是这位诗人总是被批评界所容易忽略,且总是被各个诗歌时代的代表人物所遮蔽的原因之一。严力的先锋性在于他总能避开各个时代诗歌主潮的驱使(包括官方的主流和民间的主潮),找到更具个人性的语感方式和更具超越性的生存体验,并持久而有效地将其规模化、风格化。

实际上,从文本的纵向阅读中可以很明确地发现:正是严力,在当代中国先锋诗歌写作中,最早转换话语,落于日常,合理地运用口语与日常事象组成超现实语境,并经由富有黑色幽默与反讽的修辞策略,在赋予各种尖锐题材以先锋性的表现形式的同时,也赋予了这种表现以特有的亲和性和审美快感——在严力出发的那个时代(从作品写作日期看,最早可追溯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这些都是罕见的诗美元素。一直要到九十年代被归属为“民间写作”流向的作品中,直至延伸到新世纪青年诗歌以及网络诗歌的写作中,这些元素才被大面积地重新认领与播撒,乃至发为显学,成为时尚。也正是到了此时,人们才回头认识到,严力“老先锋”式的存在,有着怎样穿越时代的价值——他所代表的,是真正可以不断深入未来、进入新人类文化餐桌的诗歌潮流:那种感受的丰富与表达的单纯,那种把中国带给世界、把世界还给中国的健全心性,使“他的作品保持了最好意义上的青春”(1),并让我们想到T.S.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的那句名言,“诗人必须深刻地感受到主要的潮流,而主要的潮流却未必都经过那些声名最著的作家”(2)。

一九五四年出生的严力,十九岁便开始了他的现代诗创作。在朦胧诗那一代诗人中,作为学理意义上的现代汉诗的“现代性”之追求,大都有过一个复杂而充满差异的转型期,能于试声阶段,便很快确立其鲜明的现代意识和现代审美特质的,严力算是不可多得的一位。让文学回到人,回到文学自身,作为新时期文学思潮的先声,在严力这里,很快就被提升为对普遍人性的关注,而非与意识形态或主流话语二元对抗的角色化存在,同时将潮头初起时的题材热亦即写什么的当务之急,迅速转换为对语言的关注、怎么写的关注。一些后来成为成名后的严力之标志性的形式特征、语感特征和题材特征,在其出发的阶段,便已较为充分地显露了出来。“原因很简单/我追赶字眼的那套经验在队伍前面”(《擅长》一九八七)。

因此,在严力的早期作品中,很难找到有什么与所谓时代精神或时代背景纠缠不清的关系,他是独立的,更是自由的,那种超越性的目光,是从一开始便确定了的。写于一九七四年的《小甲虫》、《他死了》,以及稍后的《歌》(一九七七)、《无题(二)》(一九七九)、《更多的是反省》(一九八○)及《史诗》(一九八一)、《不要站起来去看天黑了》(一九八一)等,实际上已预演了以后代表作品的基本语感和题材视域。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已读到了严力式的黑色幽默、严力式的口语欢快、和严力式的本土化了的超现实语境,读到“思恋还在我床上过夜/以往的吻/从我的眼睛里面提出井水”(《他死了》)、“走吧/夜路早已熟悉/为了把你的鞋给黎明穿上/光着脚/走吧”(《歌》)、“那些大城市里/挤满了在街头梳毛的鸟/但镜子走开了/镜子对自己的长相有更多的自信”(《史诗》)、“今天的耳朵一直占线到七十岁/好不容易拨通喂喂喂/传来的语言已经是一篇悼词”(《不要站起来去看天黑了》)。而另一首六行小诗《根》(一九八一),则已显示了诗人以最精简的语词、脱口秀式的语态、充满谐趣的诡辩术和举重若轻、一语中的式的穿透力,为不同时代之不同精神现象和文化现象作具有命名效应的经典诠释之风采——《根》是对“文化乡愁”的命名。之后的《还给我》(一九八六),是对“现代化反思”的命名,以及《烂绳子》(一九八八)对所谓“社会转型”之虚假阐释的命名,和《我是雪》(一九八九)对生命虚无与荒诞性的命名。四首诗都属小制,似乎随手拈来,却无一不具有四两拨千斤的份量。尤其是那首二十年来在海内外产生深广影响的《还给我》,是足以印在联合国宪章首页而无愧的经典之作,世界性的命题与人类意识的角度,使一首短诗具有了史诗般的价值,而由此恢复了诗人的荣耀。

实则在寻求尽快确立个在话语方式的同时,严力并未疏忽对题材的开掘,只是这种开掘“别有用心”,他寻求的是更为丰富的体验和更为广阔的视域,以免成为一时一地之时代潮流或时尚话语的类的平均数。无论是出于时势的驱使,还是出于自由天性的自然选择,命运总是给了这位诗人更多的考验也同时给了他更多的机遇。自一九八五年赴美留学开始,在长达二十年异国他乡的“世界公民”式的生涯中,作为诗人的严力,对于一位当代中国诗人面对世界、反视本土,应该写什么以及如何写的问题,已是洞若观火、了然于心了。此时的严力,两栖双向,在对话中交流,在交流中对话,以中国之眼看世界,以世界之眼看中国,愈发看清了时代之痒、生存之痛、文化之积弊,强烈的问题意识遂成为其题材开掘的聚焦点。由此生成的作品,也便有了“严肃而平和,深刻而尖锐,具体而混沌”(3)的复合质素。值得指出的是,在这种交流与对话中,严力既未成为西方强势话语的附庸,也未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老套路,而恪守诗人与艺术家“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的本色,以诗的言说,在场而又超然的言说,把真实的中国带给世界,把世界的真实带给中国,在有效扩展现代汉诗的表现域度的同时,更为这种“表现”增强了世界性的视角和人类意识的底蕴。

试读这样的诗句:


要干掉战争这个老家伙就必须
在受伤时不仅仅依赖民族的血型输血
而是把地球的健康写进自己的病历

我是一个独立的酒瓶
适合世界上任何一个桌子
我不拒绝任何容量的酒杯
在宽宏的地球上
我就是不允许战争这个老家伙和我干杯
——《干掉一个老家伙》(一九九四)


以“地球的健康”作为“民族的血型”之参照系,显示了创作主体作为世界公民及地球人的立场,而其言说的口吻,又完全是平民化的、个人性的。

再如《中国人点滴》(二OO三)一诗:


说到赚钱的事情
中国人早就发现了:
比可口可乐更流行的饮料
就是人走之后的那杯凉茶
只不过它还在市场化的过程之中

说到强者的风范
中国人的比喻也很简单:
再强的强者撞在弱肉们组成的墙壁上
也必会昏倒
有的人就此没有醒来
而醒来者
大多数成了墙中的一块新砖


对民族劣根性在新的生存环境下的变种衍生,揭示得可谓入木三分,而这种揭示,若无别一种“健康指标”作参照,是很难得以如此深刻又如此轻松的“鉴照”的。

更为重要的是,长达二十年的两栖双向、独往独来,一方面造就了诗人严力“复眼”看世界而带有强烈问题意识的超然视觉,一方面也形成了他乐于以体制外写作为归所的诗歌立场。这里的“体制”,包括官方的、民间的、中国语境的、西方语境的、以及各种时尚潮流等,一概未能将一颗天生自由的诗性灵魂拘押于其中。事实是,“老字号”的先锋诗人严力,历经国内海外各种风云际会,却从未真正隶属于过哪一派哪一流,而永远只是他自己“这一个”。甚至连由严力创办主编的《一行》民间诗刊,也被他办成了一个海内外先锋诗人自由出入的诗歌广场,既无门户之见,也无明显的流派趋向。后来的历史与现实已经证明:正是这种独立、自由的非体制人格,成为保证一位诗人或作家之写作的有效性以及长效性的关键所在。对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文化潜意识的“体制人格”及“体制合作主义”,严力似乎有一种本能的排拒,而“世界公民”的“复眼”,更保证了这种本能的不受腐蚀。“国家占有了所有的地理表面/我只能往下建立自己的内在”(《谢谢》二OO三)。这里的“地理”指文化地理,为公共话语即体制性话语所统治的“地理”,而诗的本质就在于跳脱这种“地理”的羁绊与驯化,重返个我的生命本真。因此,对真正的诗人以及一切诗性生命个体而言,“‘地下’/是一个关键词/‘地下’/更是一个永恒的住址”(《关于地下》二OO二)。选择这样的“住址”并不再左顾右盼,严力的那双“复眼”,遂有了异样的执著与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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