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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从黑暗和血泊中升起——读《波动》随想录

发布: 2008-12-05 13:13 | 作者: 黄子平



 

“一种情绪,一种由微小的触动所引起的无止境的崩溃。这崩溃却不同于往常,异常地宁静,宁静得有点悲哀,仿佛一座大山由于地下河的流动而慢慢地陷落……”

这就是《波动》的风格。没有曲折复杂的情节,没有耸人听闻的场面,也没有回肠荡气的感伤,更没有声泪俱下的控诉。不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万花筒,也不是一粒耀人眼目的钻石,是一块纯净的、透明的水晶。是在黑暗和血泊中升起的诗的光芒,是雪地上的热泪,是忧伤的心灵的颤动,是苦难的大地上沉思般回荡的无言歌。青年知识分子骚动不宁的追求与下层社会粗暴的挣扎奇异地交织在一起,在不到八万字的篇幅里包含了这样多的社会容量和思想容量,这种令人惊讶的简洁无疑得力于作者所采取的艺术形式。

“形式应该永远是新鲜而令人激动的”。

正是如此。小说最先吸引人的就是它独到而新颖的形式,我们习惯于听说书,习惯于从叙述者的角度去注视故事的发展,最多,已经习惯了从一个主人公的视界去看生活。然而生活被粗暴地粉碎了,碎片刺痛了而且仍在刺痛着每一个人。世界在他们眼中分解、组合和变形。我们何不试着从多种角度看一下这个吱呀吱呀转折的地球呢?每一个作者都应该有自己处理时间和空间的独特方式。新的艺术形式正是这样产生的。

二十世纪之初以来,在自然科学方面,非欧几里德几何、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打破了传统的时空观。空间和时间丧失了它们的独立性而互相渗透。而艺术,为了反映一个混乱的世界,正在寻找一种与狂怒的历史合拍的节奏。向来被认为最可靠的原则,现在暴露出只是一些简单的技术上的常规。人们认为明白无疑的东西其实只不过是成见,一切成见都只是由传统的沉渣所构成的爱美思想。我们那些装出不屑于谈艺术的人,现在也看到了形式的危机。隐隐约约的愤怒,并且由于意识到无力抑制这种愤怒而变得分外烦躁。易卜生加斯坦尼式的戏剧,说书式的小说',照相式的绘画,亦步亦趋式的诗歌,种种陈陈相因的形式正失去越来越多的观众和读者,首先是失去青年人。新的生活内容和新的思想怎样在陈旧的躯壳里痛苦挣扎!落叶、蜕皮、沙沙作响……

“新”的公式化只产生于旧的思想习惯。比如:落难公子久经折磨,忽然“十月里一声惊雷”红旗轿车开来,低头设鸡飞狗走,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种赚取小市民廉价眼泪的“悲欢离合”,难道跟当代人切身体验过的大苦大难有什么相同之处吗?在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悲剧之后,仍然是一个爱好虚假大团圆的国度,这里莫非真有什么历史的深刻性吗?

《波动》告诉我们的,决不是王子和灰姑娘的新故事,更不是什么路线斗争的艺术图解。这是生活示波器里创巨痛深的一闪,这一震颤的来源必须到历史的深处去寻找。与杨讯和萧凌之间的悲剧相映照,有林东平和若虹之间的悲剧。杨讯登上北去的列车以后,林东平和萧凌站在站台上:

“年青人在感情上的波动是一时的”。

“林伯伯,您体验过这种一时吗?”

“我们有过许多惨痛的经验”。

“所以您拿这些经验来教训年青人,告诉他们也注定失败,对吗?”

“我不希望悲剧重演”。

“悲剧永远不可能重演,而重演的只是某些悲剧的角色,他们相信自己在悲剧中的合法性”。……

如果说,在林东平身上具有双重悲剧性:既被历史惰性所击败,又被历史惰性所同化;那么,在萧凌身上,与其说是看到了某些悲剧性,不如说是看到了向黑暗挑战的高傲的光芒。“魔鬼手上终有漏光的处所,掩不住光明: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人类间应有爱情;知道了从前一班少的老的所犯的罪恶;于是起了苦闷,张口发出这叫声”。这话是鲁迅六十年前写下的。可是对于“四千年的旧账”六十年算得了什么!然而,所谓“年青人感情上一时的波动”,难道不是闪射着不可磨灭的永恒的光辉么?这是镌刻在黑色天空上的闪电么?不,只因为这光芒属于未来。

但是,历史总是具体的。离开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具体时代,空谈“爱情的永恒光辉”是毫无意义的。为什么萧凌的蓝皮笔记本这样深深地吸引我们?为什么萧凌的形象在小说中最丰满而有深度?我们和她在一起,在心灵的历程里艰苦地跋涉。月光奏鸣曲。海。紫罗兰。白云和天空。幽深的河水。枪声。血。小屋里的煤油灯……一切都那样熟悉、亲切而令人颤栗。懂得这一切,才能懂得迷茫中痛彻心肺的渴望,才能懂得充满了期望的灼人的目光,也才能理解为什么“一时的波动”竟可以与永恒的光辉划等号。不,这决不是“一时的波动”,这是凝聚了多少同代人的痛苦和希望的滴血的歌唱,这是为了勾销四千年的旧账而发出的勇敢的战叫。所以,萧领队林东平说:“我相信这个世界不会总这样下去”。她微笑了,微笑是信心和内在力量的表现。

当代人的反省和思考,把人的行动放在第一位。与此相联系的,是人的责任、人的自由和人的烦恼。我们的当代人并不是一个怀疑派,一个神经衰弱症者,一个颓废派。他只是堕入了一个充满了纯粹错觉和损坏了的偶像的世界。它处在一个衣物和人物模糊不清的时代。他脚下到处是浮动的石块。向来仿佛“从外部”给个人生活提供某种稳定性的那些社会的、政治的、民族的、精神的藩篱,纷纷倒塌。这使人意识到在一个混乱的世界里有其自己的责任和自己的自由。这个世界,连同它的荒谬和希望,连同它的暴力和邪恶,连同它的矛盾和未来,向当代人提出了这样多的挑战和追问,逼使他们不能不接受和答复这些挑战和追问。为了接受,为了答复,他们作出了往往是悲壮的努力。

在杨讯和萧凌的对话中,在萧凌心灵的独白中,我们不断听到的正是:关于人的责任、自由和烦恼。责任和自由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任何责任都是没有局限的,任何自由都不是孤独的。因此,我们才在追求自由的向往中愈来愈意识到肩上的责任。我们必须选择而且足以选择,历史已经交到我们手里。但是我们必须透过重重迷雾去看前面。这一切使我们的灵魂充满不可解脱的烦恼。当然,还有激情和欢乐。

“请告诉我”,她掠开垂发,一字一字的说,“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值得相信的呢?”

我想了想。“比如:祖国。”

“哼,过了时的小调。”

“不,这不是个用滥了的政治名次,而是咱们共同的苦难,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文化遗产……这一切构成了不可分的命运,咱们对祖国是有责任的……”

“责任?”她冷冷地打断我。“你说的是什么责任?是作为供品被人宰割之后奉献上去的责任呢,还是什么?”

“需要的话,就是这种责任。”……

这些谈话充满真实的、激奋的火花。契可夫在上世纪末写道:“我们这一代,睡不好,痛苦不堪,谈许多许多华,老想搞清楚,我们究竟对不对。可是到了我们子孙那个时代,‘他们对不对’这个问题一定已经解决了。”契可夫的预言显然过于乐观了。

萧凌所追求的,不仅仅是一个安静的归宿,也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浴在异样的阳光中”的爱。

“你在探求什么样的目的?”

这正是我们这代人所提出并要回答的问题。也许探求本身就已经概括了这代人的特点。我们不甘死亡,不甘沉默,不甘顺从任何已定的结论!即使被高墙、山峦、河流分开,每个人挣扎、彷徨、苦闷、甚至厌倦,但作为整体来讲,信心和力量是永恒的。

“……其实,如此兴奋的原因不仅在于爱情,而是找到了新的起点。我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心里尚存的那小片阳光并没有冷却,它可以去温暖别人……”

我们终于懂得,在所谓“年青人感情上一时的波动”里,蕴藏着多么深广的内容。显然,林东平门是很难理解这一代人的思想感情了。林伯伯也谈到责任,这个字眼出自他的嘴里,如此苍白无力,他的责任就是保住作为林主任而拥有的一切,但他已经失去了一切,生活所带给人们的一切:激情、幻想、同情心和勇气。甚至,也失去了下一代。王胖儿说得好:“依我看,你们拿会儿要比我们轻松些,一切都明摆着,用不着含糊。可我们,要么干脆没出路,要么所有的出路都要你们安排好了,活着还有什么劲儿?……”使下一代失去了自由,也就失去了他们自己的责任。林媛媛不就是一个例子吗?

人们现在经常谈论两代人的矛盾,谈论“父与子”的冲突,很少人能够指出他们的分水岭何在。而《波动》所蕴含的哲理的深刻性就在于此。当代文学也和当代哲学一样,不能在对人自身的反思这个重大的命题面前掉转身去。文学的任务当然不在于给出答案,也不可能给出答案。但是,当代的文学不正是当代人痛苦探求的结晶之一吗?

除萧凌之外,写得比较成功的人物是白华。据说曾经有人为了社会效果建议删去这个流浪汉,这理由实在令人诧异。从高尔基到艾芜,文学史上写流浪汉的成功之作很多,它们的社会效果已经得到历史的验证。《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作者用文学般的语言描写过“痞子运动”,他当然没有料到,它竟会在四十年后产生使神州遍布黑牌高帽的效果。问题全不在这里。我们常说,艺术的生命在于真实,而真实是无法删去的。

用不着回避这个严酷的事实:这个形象仍然是我们时代的产物。他所存在的意义不在于“在这个世界上面抓几道伤痕”,而在于促使当代的思考面对铁一般的现实。毫无疑问,白华对世界有它自己完整的看法:“如今分大盗小盗,大贼小贼,不过使的法子不一样。大盗大贼们啥都要,连人的心都偷;我们不过他妈的卖了自己的心,换点儿他们的剩捞儿……”。窃鉤者劳改,窃国者养起来。客观现实十分朴素地反映在白华的脑子里。他对林主任的千金林媛媛吼道:“我问你,挨过饿吗?要过饭吗?睡过马路吗?被人家打过半死吗?”无独有偶,萧凌也这样对杨讯说:“你们毕竟用不着付出一切,用不着挨饿受冻,用不着遭受歧视和侮辱,用不着为了几句话把命送掉……”这不是偏见。存在决定意识。这是唯物论。贫富贵贱的显著差异被十年动乱的火光照得像白昼一样清楚,那不可逾越的鸿沟在什么地方?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在什么地方?不仅在那遮得严严实实的窗帘,那白手套和刺刀尖,那传达室脸上的冰霜,而且在人们漠然的目光里,人们嘴角的冷笑里,在人们的心里。萧凌“凭直觉”就知道杨讯是干部子弟:“你们身上的一些习气让人讨厌。”

白华这个形象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艺术的。描写他用了不少粗劣的市井预言,为什么不觉得触目,恰恰相反,奇妙地统一在全篇抒情诗一般的风格里?关键在于写出粗野外表下仍然存在的灵魂美。浑沉的歌声。梦里的星星。候车室、炉火。白色连衣裙。甚至是对杨讯恶狠狠的责问。甚至是一刀戳在手心上,杯子里的酒变红了……

星光无所不在。医治人心的溃疡和医治社会的溃疡一样,都是有希望的。而白华这个形象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也就在于此。

一个人的精神境界不可能完整地进入另一个人的精神境界。文学的欣赏是一种享受。而文学批评则是一种心灵的探险。批评者依据自己的审美意识对文学作品进行再创作,借此寻找心灵的共鸣和漆盒。也许所说的全错,却丝毫不影响文学作品本身的价值。

我们看到光线和色彩的变幻在作者笔下是得心应手的。没有静止的描写,人物的外貌、性格、经历总是在行动中表现出来。比喻和象征新鲜而且准确。往往几笔就勾出一幅鲜明的风景画和风俗画。语言的潜在力和缜密的思想,和抒情的风格奇妙地结合在一起。然而关于上层斗争的描写却显然表面化了。

合上书,眼前闪着海滩上的阳光,忽明忽暗的路灯,地板上叮咚起舞的月光,雪地上的水银灯,释迦牟尼像前的火光,田野里弥漫着的银灰色冷光,无情北去的列车窗口的灯光……最令人难忘的是茫茫夜空里的星光,这星光从黑暗和血泊中升起,照临古老苍茫的大地和饱经忧患的人民,连接着生与死,善与恶,昨天和明天……

原载《今天》文学研究会资料之二   198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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