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直到今天，对于知青我都没有如许多的人们说的那样，感到是因为他们，把文明带进了乡村。是因为他们在乡村的出现，才使农村感受到了城市的文明和文化。于我最为突出的感受，就是城乡的不平等差距，因为他们的出现，证明了远远大于原有人们以为的存在，远远不只是一般的乡村对都市的向往与羡慕，还有他们来自娘胎里的对农民和乡村的一种鄙视。
原来，课本上说的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其间的农村现代化，其实只是一种美梦之想，如同一种天方的夜谭。知青们走了，他们让我隐约的明白，与其在土地上等待一种命运，远不如努力地逃离土地，去试着改变一下什么。也许，就在那些年里，也许是在我读二年级时，遇到的那个来之洛阳的女性同学，让我过早地萌生了逃离土地的欲念。只是因为知青们的到来，让那种子似的欲念，开始了一种莫明的膨胀。
我开始渴望，有一天真的离开土地，走进城里。如同急要从土地上逃走的贼样，我日日地瞪着双眼，盯着我面前每一天的日子。也就忽然在某一天里，从大姐的床头，拿到了一部长篇小说，书名是《分界线》。作者是张抗抗。今天，在三十几年之后，我已经无法回忆那部书的故事、情节，还有什么细节。但是，在书的封底上那贯常的内容提要里，却写着张抗抗是从杭州下乡到北大荒的知青，由于她写了这部小说，由于要她到哈尔滨出版社进行了修改，于是在这部小说出版之后，她就从北大荒留在了省会哈尔滨里。
这一提要的内容，当时让我猛地一惊：原来，写出这样一部书来，就可以让一个人逃离土地，可以让一个人到城里去的。也就那个时候，七五年前后，我萌动了写作的念头；种下了写一部长篇小说，到城里出版并调进城里的一种狂妄而野念的种子。
也就开始了偷偷地写作
也就在刚把一部名为《山乡血火》的革命长篇写下开头时候，我开始到几公里外宋朝的大理学家程颖、程颐的故里，去读了高中。在刚进高一的一个班里，有人偷偷指着我们的语文老师，说他姓任，不仅上过大学，而且还在家里写着比《红楼梦》更为伟大的一部小说。说《红楼梦》只有四卷，而他的小说，却要比“红楼”长出一卷。
我对我的老师，肃然而起敬。
在一次课上，老师讲着语文，提问我时，我答非所问，反宾为主，问老师说，你真的在家写着比《红梦楼》更长的小说？任老师没有答我。而是从口袋取出一个旱烟包来，在讲堂之上，他熟熟练练地撕下一个纸条，卷起了一个“炮筒儿”烟卷，点燃后吸着，脸上露出神密的笑容，说你们都看过《红楼梦》吗？如有机会，都应该看上一看。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红楼梦》一定就比《分界线》更为伟大；曹雪芹一定就比张抗抗和我们老师，有何过人之处。恰恰是后者和作品，让我觉得所谓的写作，并没有那么了不得的神秘和不可能的事情。
五
我开始了写作，并坚定日日地写着。
白天到几里外的高中读书，晚上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构思我的故事。星期天下地劳动，到了晚上就点上油灯，伏在一张陈旧而破损的抽屉桌上，写着我的关于阶级斗争和地主、富农、贫农，以及剥削与被剥削，反抗与被反抗，还有远离家乡之后，主人翁去找共产党的那部长篇故事。
写作成为我生活的秘密，使我感到在那青春的年代，我比别的同学和乡村的人们，都过得充实和多了一份理想，似乎在生活中比别人有着更多的一束遥挂在未来的光明。使我感到，正因为文学的存在，才有了我那时活着的意义。才有了我文学的昨天，今天，和可能是灰暗而艰涩的明天。
就是到了今天的景况，我的写作或好或坏，已经写有五百余万字的作品时，所有的记者见我都会千篇一律地问我世界上对你影响最大的作家是谁、作品是什么时，我都会认真地答到，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是张抗抗；影响我一生的作品，是张抗抗的《分界线》。
必须承认，我确实从心里对抗抗大姐，充满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感激之情。
岁月如同有用无用的书纸，日子是那书纸上有用无用的一些文字。就这么一页一页地掀着，仿佛我写的无意义的小说一样，到了我把那部长篇故事写到一百余页时，因为大姐的腰痛日益病重，因为家里，确实需要有人干活，有人去挣回一些维持油盐药物的钱来。在读高二其间，我读了一个学期，便辍学回家去了。那年我还不到十七岁，在家呆了数天，把我的被子、衣物，还有正在写作中的小说书稿，一整一捆，就到了几百里外的河南新乡，打工去了。
那是一段我人生中最为辛苦的岁月，每每提起，都会唏嘘掉泪。
我有一个叔叔，是我父亲的亲弟，他远离家乡，在新乡水泥厂里做着工人。因为他在新乡，也就首先介绍我大伯家的老二孩子，名叫书成的我的叔伯哥哥，在新乡火车站当着搬运工人，把从火车上卸下的煤或沙子，装进加长加高过的架子车上，运往三十多里外的水泥厂里；起早贪黑，一天一次，一次一吨，1000公斤，60多里路，能挣四到五元。因为哥哥在这干着，我也就到了这儿做了一个搬运工人。
我比哥哥个高一些，却是没有他那样对人生和搬运的耐力。每天天不亮时，我们弟兄就早早起床，拉着空车，快步地往三十里外的火车站去，每人装上一吨煤或沙子，然后再缓慢地如牛一样，拉着重车回来。在平路上，我们步履蹒跚，遇到了上坡，无论坡陡坡缓，我们都把一辆车子放在坡下路边，弟兄合拉一车，在那坡道上走着“S”形的路线，盘爬着自己的人生。送上一辆，回来休息一会，再合拉另外一辆。夏日时候，天如火烤，汗如雨注，好在那时，路边常有机井浇地，渴到难耐时候，我们就爬在路边田头，咕咕地狂饮一气，如牛如马，喝个痛快。到了午饭，我们就总是赶到某一机井口上，吃着四两一个、因为坚硬形长，被我们形容为“杠子”的杠子馍馍。每次，喝着路边的生水，吃那杠子馍馍，我和我哥，都能一口气吃上两个，八两重量。
起初，我拉不动那上吨的煤车、沙车，吃不下那两个杠子馍馍，哥哥替我着急，除了每遇上坡，都要替我拉车以外，还要在路边吃馍时候，从他车把上吊的一个袋里，给我摸出一块乌黑的咸菜块儿。他咬下一口，有三分之一，自己吃着，把那三分之二黑乌的咸菜，递到我的手里，让我就着咸菜，就着路边河水，去吃那坚硬的杠馍。这样一段日子，看我能吃完那八两馍了，哥就不再给我准备咸菜，而只准备一些最为深刻的关于人生话儿。
他说：“连科，你还回家读书去吧，读书才是正事。”
他说：“不读也行，读多了也不定有用。”
他说：“明天周末，我们回去洗个澡吧。洗个澡，明天你好好睡上一觉。”
我在每周的周日，都会好好睡上一觉，把前几天透支的力气，设法儿补将回来。可是，我哥让我睡觉，他却仍在星期天里，还要到火车站上再多运一趟煤或沙子。
我和我哥，是住在水泥厂的一间宿舍房里。周日这天，哥哥拉着车子走了，我就躺在空荡荡的屋内，有些绝望地望着天花板和天花板上挂的蛛网。还有蛛网上一天天长大的一个蜘蛛。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了我那写了一百多页的长篇小说，孤苦伶仃，和行李一块，从老家随我到了新乡，可我却是再也没有为它续写过一页，再也没有写出过一段情节或一个细节。
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有一天，我叔看我走路时一个肩高，一个肩低，身子也有些歪斜。问我怎么会这样走路？我说本来就是这样走路。我叔伯哥哥，却把头低了一会，抬起来说，是拉车拉的。说因为架子车中的辕带，每天都要狠狠地勒在肩上，要用尽吃奶的力气向前拉着，那肩膀也就自然向下坠了。
说完这些，我叔没有再说什么，眼眶里有了泪水。
三天以后，我叔不让我再到火车站上去当那搬运工人。说挣钱再多，也不再去了。说一但累坏了身子，他会一生对不起他的哥嫂，我的父母。经过叔的托人周旋，还请人吃了两次饭店，喝了一瓶白酒，说通了让我到水泥厂的料石山上，和别人一道打风钻、炸料石，然后再把料石装上小型火车，运往山下水泥厂里。因为炸那料石有些危险，被石头伤后流血或被哑炮碎骨，甚或炸亡的事情，每年每月，都时有发生。为了安全，叔也不让我哥去做那搬运工了。让他和我一块上山，彼此也好有个照应。
我们弟兄就卖了各自的架子车，到水泥厂的料石山上，去做了那里的临时工人。料石山脉，离水泥厂有三五几里，小罐儿火车，上山时用钢丝卷抑机儿把几十个空罐车厢拉将上去，待装满料石，再利用下坡的惯性，把那罐车迅速而有节奏地放下山去。在那山上，临时工们分着几拔，有人专门打钻放炮，有人专门把料石装上铁皮板车，再推几十米或者上百米，装上罐车。还有人负责，专门把罐车往厂里放运。刚上山的新手，由于不熟悉劳作景况，都会让你干上三天放罐的轻活。三天之后，你都熟了，再去干那搬石头砸锤，到崖壁上翘石的险活累活。
我干了六天放罐的轻活。
叔伯哥哥，把他前三天的放罐轻活，也让给我了。而他，一到山上，就干了抡锤打钎的最重的活儿。在山上干活，是一种“计时”，而非“计件”。计时，既每干八个小时，为着一班，每一班有一块六毛钱。为了能干上十六个小时，一天劳作两班，挣上三块二毛钱，我和我哥去找工头说了许多好话。我叔，还又去给那工头送了两盒香烟，一瓶白酒。就这样，我和我哥，在那山上每天干上双班，十六个小时，经常一干十天半月，不下山，不洗澡，也不到厂里去办什么事情。吃住都在那空旷的山上，直到天下雨了，才会借着雨天，休息一下。
最长的一次，我在那山上一气干过四十一天，每天都是十六个小时，不洗脸，不刷牙，下班倒在地上就睡，醒来用湿毛巾在脸上象征一下，就往工地上快步走去。因为工厂里既抓革命，又促生产，要大干一百天，完成多少万吨的水泥生产，支援哪里的工程建设。所以，全厂上下，就都那么日夜忙着，自自然然，也就给我提供了一个不用请客送礼、不用求人说好，就能每天干上十六个小时的天赐良机。
我抓住了这个机会。
在这机会中，有一桩趣事。那桩趣事，关系到国家机密和台海关系。
那个时候，对于台湾，中国大陆人知道的只有两个内容，一是他们台湾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二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当然，因为我们要解放他们，他们又亡我之心不死，随时都要反攻大陆，夺取我们的革命政权。所以，不知是真的还是假的，那时候大陆的到处，似乎都有潜藏的国民党特务。于是，也就从我幼年记事伊始，耳朵里总是听到国民党的特务如何如何，使我有很长时间，都怀疑我们邻居，怀疑某个老师和大街上穿着制服的所有人，都是国民党从台湾派来的一个坏人特务。以至于少年时期，独自走在村头的田野，因为过份寂静，能听到自己脚步的后边还有脚步的声音，也就怀疑，身后有着来自台湾的某个特务，正悄悄地跟在我的身后，我快他快，我慢他慢，于是就猛地回头，又只发现一片空旷在身后漫漫地铺着堆着。
为了证明身后确实没有特务，有时我会快走几步，把身子闪在墙角或一棵树后，然后把头悄悄伸将出来，进行观察瞭望，待确认身后的确没有特务的尾随，才会继续谨慎地走去。回忆那个年代的许多事情，就像回忆一部年代久远的革命电影，有许多模糊，也有许多清晰；有许多场面宏大的历史空旷，也有空旷中鲜明细节般的野花小草。总而言之，那是一个革命和激情充盈的年代，革命养育了激情，激情反转过来，又燃烧着革命，以至于我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存，在新乡郊野的山上，每天双班，一次干上十六个小时，整整四十一天，没有下山，没有歇息，除了珍惜来之不易的每天能干十六个小时的机缘，别的我都一概不管不顾，也就从此，忘记了一切，如同和整个世界完全隔绝了一样。然就在这个隔绝之中，革命与解放台湾这样宏大的事情，会转化成某个细节，呈现在我的眼前。
这是一天午时，我们正往罐车上装着料石，工地上忽然停电，罐车不能运行，风钻也不能旋转，大家几十个来自天南海北的和我一样，在那年代求着生存的临时工们，都躺在碎石碴上歇着睡着。也就在这个时候，在我躺着将要睡着之时，我看到有两个硕大的粉红汽球，从天空中的高远朝着山里的深处飘了过来。
望着那两个汽球，我的第一反映是，这对汽球可能是台湾的国民党人放飞过来撒发反革命传单的两个反动工具。至于那来自台湾的汽球，能否飞过台湾海峡；海峡又在什么地方；从海峡那边的福建厦门，到我们的中原河南，河南的新乡地区，有多远的千里之程，要经过几个省份，我不知道，也不去想它。但却望着那对汽球，越来越信那是来自遥远的、水深火热的台湾方向。为了证明我的怀疑，在大家都半睡半醒之时，我做出要去厕所的样子，离开了工地。离开了人群。
我朝着汽球飘去的方向，一口气走了最少三十分钟。从山顶到了荒无人烟的一条沟谷，直到确实相信，那汽球已经飘失，我再也不能找到它时，才停下了我的脚步。可是，就在我转身要走时，要离开山谷回到山顶时，奇迹砰的一下，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我在路边的一个石头缝里看见了一样东西。那东西如同书签，四指宽窄，一拃长短，纸板光硬，印制精美，一面是一个漂亮美丽的少妇，亭亭玉立地穿着短裙，分开双手，一边牵着两个孩子。那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健康可爱，背着书包，拿着玩具；而他们彩色照片的背景，是宽阔的台北大街，和一街两岸的高楼与路灯。就在这书签似的卡片彩照的背面，赫然地印着一行蓝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