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陶琳是另一位教我英文的老太太。和莉丽亚相比，她无论是在相貌上还是性格上都正好和莉丽亚走了一个反。莉丽亚矮小，而斯陶琳十分高大，莉丽亚生性讲究，而斯陶琳几乎不修边幅。莉丽亚理性严谨，斯陶琳则相当随便，我们俩会面，经常迟到的是她。
我头一次看见她，对她外表的粗陋简直吃惊。她从不化装，而且衣服在身上随便裹着挂着，显得十分拖塌。其实仔细看去，她并没有穿糟糕的衣服，她一年到头总是穿裙子，上身也象莉丽亚那样穿汗衫，上面还常常罩上一件西装什么的。从衣服的类型上说，她甚至比莉丽亚还要穿得正式呢，可是，她却给人邋遢的感觉。也许因为她身体比例首先就不合理，作为女性，她长得过于高大，而且骨骼硬而突出，使她四肢的线条显得太直，配着大手大脚，真是不大中看。同时呢，她还背驼着，肚腹松着——该圆的地方不圆，不该圆的地方却圆了……无论什么衣服套在这样的身体上，怎能不给人支离错位，松弛疲塌的印象？因此斯陶琳属于那种根本“扮”不出的女人，甚至连清爽都谈不上。
可是不久我就被她迷住了。她从来都不用长元音短元音麻烦我，我们在一起，从头到尾就是聊天儿。她不象莉丽亚总是挑我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她是一个劲儿地说我这个好，那个好，她甚至能让我觉得，我的英文“棒极了”。这决不是说她是个虚于委蛇的人，她只是喜欢看人优点。跟这样的人在一起，那真是——舒服！
在她面前，我真是能“敞开来”，不必夹着尾巴，陪着小心。我们什么都聊，而她几乎什么都知道，无论是一个词，一个节日，她都能给我掰开来，从头说，还能说得趣味盎然。她是一点点架子都没有的，说起话来，做手势，翻白眼，叉腰，顿脚，非把一个人，一件事描绘得有声有色不可，常常让我笑个不了。过不多久，我就跟她拍肩打掌，而且，想说“嗨”，就说“嗨”。
每次见面，她手上都要带点东西给我，一篇关于现代艺术的报导，或一段关于中国的剪报——顺便说一下，美国人还真是对中国投以相当的关注，且不说他们成天跟踪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种种，就是一些鸡毛蒜皮，他们也会留心。有一次，她带给我看的剪报竟是中国人把睡衣穿到街上去的琐屑小事，同时附着一张照片，上面果然是街头一个穿睡衣裤的女人招摇过市。报导的立场既不嘲笑，也不轻蔑，只是平静地陈述事实。记者显然让读者自行回味事实的含义，这是他们的“职业道德”。
信不信，甚至我们这个小城的地方小报，还报导过中国曾经喧闹一时的 “美女作家”呢，同时配有卫慧的照片——黑头发，黑衣服，逼出一张白脸。斯陶琳看了卫惠的玉照不置可否，没说她不美，也没说她美，她只对我津津乐道报上选用的一个绝妙好词“ＧＬＡＭＯＵＲ ＷＲＩＴＥＲ”（美女作家）。美国记者真鬼，他们不把“美女作家”简单翻译成“ＢＥＡＵＴＹ ＷＲＩＴＥＲ”，ＢＥＡＵＴＹ只是个中性的词，没有任何立场地表达“美丽”或者“漂亮”，而ＧＬＡＭＯＵＲ却不同，虽然也是指美丽漂亮，但带了点挤眉弄眼的意味，直白展开的意思是：“哇，漂亮，哼，什么玩意儿！”真正是选得促狭，巧妙而不动声色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斯陶琳是一个军人之妻，四个孩子的母亲。现在丈夫已去世，而孩子都成家立业了，剩她一个人和两只猫住在一栋房子里。和莉丽亚相反，她是个喜欢跟人交往的人，虽然已过了退休年纪，她却由一所小学反聘回去继续教书，而且在工作之余还收了三个像我这样的外国学生。她一生中随丈夫四处搬迁，一共搬过二十三次家，算得走南闯北，因此她成了一个思想开放，成见较少的人。
这一点单从斯陶琳的读书范围就可以看得出来。她嗜书如命，阅读范围非常广，什么类型的文学她都能欣赏，莉丽亚不喜欢的神话、小说、科幻，她却喜欢得要命。比如说，西方近几年疯狂流行的少年读物《哈里·波特》，莉丽亚是正眼都不瞧，而斯陶琳却跟孩子一样，每出一本新书，她都在出售头一天一大清早去排队买到手，眉飞色舞地捧回家，饭也顾不得吃，用两天功夫就把六七百页厚的《哈里·波特》“啃”光了。
她见我也算肯读书，渐渐就把她喜欢的东西介绍给我，比如荷马的《奥德修斯》，日本的《源氏物语》，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海勒的《二十二条军规》，她甚至从书店买霍桑和爱伦坡的小说集送我。
她给我推荐的书，我有的看，有的不看，她并不介意，照样常常带书给我。当我告诉她，《源氏物语》我才读了第一页，就能知道这绝对是一本好书；又告诉她，我看了荷马的《奥德修斯》，真想跪在这位行吟诗人脚下，吻他的袍襟——他的东西实在伟大！她听了，简直就是击案而歌，双手敲着桌子，哈哈笑道：“好极，好极，你可真出息了，我为你骄傲。”
斯陶琳除了读书多，见得也多。她告诉我，她曾在亚利桑那州的印第安保留区住过两年，亲眼目睹了印第安人生活的落后状况。他们吃住的简陋是不必说，最可怪的，是他们不愿意改变现状。美国联邦政府有各种帮助他们的措施，却推行不下去。比方说，过去联邦政府曾发给他们牛和牛车，指望他们能在保留地上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可是，他们宰了牛吃肉，劈了牛车生火，不愿意接受农垦的驯化。又比方说他们印第安族裔有照顾上大学的权利（不够分数线，学校也接受），可是，他们家族的头领只要表示否决，年轻的印第安人就不能去上学，否则就是叛逆。而家族的头领对这类事十有八九是要否决的，他的理由只是：我们的祖先过去并不上这种劳什子的学校，现在你们为什么要去？于是他就把年轻一代留下来继续过他们现有的生活。而印第安人是非常敬畏长辈的，和长辈说话，他们要低眉顺眼，不能直视长辈的眼睛。斯陶琳在保留区任教时，老是要不断提醒自己的印第安学生：“把眼睛抬起来，看着我说话。”
因此，印第安人活着的样子，看上去真是迟缓，懒散，没有目的，只顾眼前，不问明天。他们简直不能沾酒，一沾了酒，就把一切都抛诸脑后了，身家性命都在所不惜。印第安保留区内法律规定不得卖酒。而那些无孔不入的商人就把酒店开在保留区的边界线外，印第安人纷纷跨过那根界线，照样沽酒买醉。 “那真是触目惊心，”斯陶琳告诉我，“当你开车经过那种地方，常可以看到酒店的墙根下横七竖八倒了一地的印第安人，醉得不省人事。”
我问斯陶琳，有没有在保留区得到任何有益的经验？斯陶琳想了想，摇头，叹道，“没有办法，这个民族根本不能适应飞速前进和变化的社会，他们常常问，太快了，太快了，为什么这么快？”
我再问斯陶琳，这会不会是一道永恒的发问？我是没有直接去过印第安保留区，但我探访过许多印第安人的居住遗址，或在幽谷流泉，或在山林野泽，在他们与自然的贴近和顺从中，肯定存在着某种重要的东西。因此，印第安人，这个美国最落后的民族，被认为不顾明天的民族，只是站在原地不动也许是有他们自己道理的。生活在很多时候，常常会把因果关系藏得特别深，而且乔装打扮着捉弄我们浅薄的智慧。
斯陶琳歪头想一想，同意道：不错，落后与先进只是两个相对的词，也许千年，或者竟只是百年之后，这两个词会互换了位置呢。
斯陶琳还告诉我，她另一个学生，是个伊朗女人。这个伊朗人，九岁出嫁，十一岁生孩子，这在他们国家是正常情况。现在她四十出头，五个孩子全都成家立业了。她来美国有二十年，然而已经离了婚，另嫁了一个在美国做工程师的伊朗男人。有趣的是，不但她过去的丈夫还希望她回去，她在伊朗国内至今还有一个热切的追求者，天天长途电话打过来，常常就在斯陶琳和她上课时，越洋手机就追来了。那伊朗女子便把斯陶琳扔在一边，自己跟情人在电话上嘟哝好一阵子。斯陶琳是个见怪不怪的心宽老人，只得由他们去闹，只对我笑道： “瞧瞧，原是一对一的课，结果还跑出个第三者来。你能怎么办？”我骇怪道， “她这个样子，难道现任丈夫能够容忍？”斯陶琳说，“天知道。”我还问： “她这个样子，难道竟是个绝色的？”斯陶琳做了个鬼脸，没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她坐着，把手臂平伸出去，比画着说，“她象个孩子那么矮，通共只上过三年学。我可实在看不出她哪里吸引人，而且吸引不止一个男人，而是，三个。” 说完就笑，我也笑。我们俩都对生活的奇异之处感到十分兴奋。
斯陶琳就是这样，遍阅群书，遍阅人间奇情异状，可以说她是我所遇到的偏见最少的美国人。她在我面前从没有流露过一点点居高姿态，对中国所有的进步她都表现出由衷的喜欢。而对于她自己的国家，她具有难得的客观态度，对于美国的现任总统，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她一向持反对态度，她和我一起，大骂布什的侵伊战争，她把美国的骄横、霸道看得一清二楚，她坦然承认美国就是世界警察，这个美国老太太在我这个外国人前从没有为自己国家护过短。
说来，在斯陶琳和莉丽亚这两个美国老人的诸般不同之中，却有一点相似之处：斯陶琳和莉丽亚一样，也具有美国人那种渗入细胞般的民主意识。
只说９·１１事件后，美国人满世界捕捉元凶本·拉登，人还没有捉到，美国报纸上却开始讨论如何处理本·拉登。总统布什提出军事法庭的做法，也就是说，只要捉到人，无须经过繁复的司法辩证，只需验明正身，就地正法，干脆利索。这个提案听来似乎不失合理，因为本·拉登这种人对美国人而言，属于中国说法中的“死有余辜”，若能捉到了，早晚就是个死，何况夜长梦多，何况他们“圣战组织”无孔不入，他当然是早死早让人放心。可却有不少美国人立刻跳出来反对布什的这个提案，认为有违司法程序，不能对本拉登这么干。我一看就笑他们教条得可以，法律程序难道不能随机应变，何况又是针对那个对美国极具杀伤力的本拉登。而斯陶琳却说，“不对，这是对法律的冒渎，政府只要能在这件事上冒渎，就能在另一件事上也冒渎，我们决不能让他们开这个口子。”
到了这种时候，你不得不佩服美国人彻底深入的民主民权意识。他们美国立国时，是先定了民权，然后才制定国法的，民权高于一切，甚至美国的普通老太太们也懂得这个，并立场鲜明地维护着这个。
然而，斯陶琳这个美国老人再怎么思想开放，放弃成见，她还是让我在一件事情上触了礁。那是去年美国飞机在中国边境偷窥并出事后，她对我说的竟是：那个被美国飞机撞得机毁人亡的事件，根本是那个中国飞行员的错。我大惊，问为什么？她答曰：国家之间派飞机在边境互相侦察是平常的事，他不该在极其近的距离而且又给了警告的情况下绕行企图干扰，结果既送了自己的命，又撞坏了美国飞机，还由此酝酿出两国间尖锐的争执，闹出这么沸沸扬扬的一大场。“这个人，你们中国还把他当成英雄？”她表示不懂。
斯陶琳的这番言论让我感到相当不舒服。我这才看到，一个人（无论是她还是我）毕竟是有局限的，她的土地，她的国家，她的文化无时不在悄悄地塑造她，哪怕是主观上有意的抵制也无效，所谓“超越”几乎是一个万难达到的境界。
有一次，斯陶琳对我说，“看看满世界各种宗教，有时真觉得奇怪，他们都觉得自己正确，而且老是想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人，为什么会这样，多么狭隘。”我没有说话，而她突然也不开口了。这个话题仿佛让我们一下子看清了人类的弱点，也就是我和她彼此都会具有的弱点，于是，我们都沉默了。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