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学美术的人，于音乐上头，天份极差。我不愿学任何乐器，学也学不会。四年前，我们家很郑重地买了一架新钢琴，是给儿子的。亮闪闪的钢琴放在家里，我又成天闲着，这还不够构成一种诱惑吗。我就上去试了试，但一星期后就打了退堂鼓。原因说出来，只怕谁都会点头同意：十来岁的儿子弹五六遍就学会的简单曲子，我足弄了有五六十遍。过后，我把琴盖轻轻关上，抚摸着镜子般光滑的琴面想：就算是家中添了这么件铮亮的家伙白搁着看，也不错。
不只是我现在成年了学不会乐器，其实我在儿子那样的年龄，也一样学不会。那时，很意外地，我们家居然有一架钢琴。我说“居然有”，是因为当时正处于文革的年头，家里有钢琴的都得往外清理，我们家原是没有钢琴的，却突然添出一架来，怎么不是“居然”！
那是一种很意外的情形。７０年代初我们家被下放到苏北农村去了，那真是离文明很远的偏僻角落，人除了在土地上苦挣温饱，不拥有其它与文明有关的附属物。我们去的那个村里有个插队知青，他在县城的某处碰上一架钢琴，想必也是由经抄家所出，就花了很少的钱买了下来，运到乡间，并寄放在我们家中。他这么做出于两个原因，第一，他们知青的住处已如农舍无异：正门一间堂屋，左右两间厢房，人住两边，中间的堂屋是公共地方。而乡里人除了睡觉，堂屋的门是不作兴关着的，一是表示磊落不避人，二是表示欢迎八方来客。而知青的住处，村民去得更多。农民们多少以为，知青是公家人，他们的地方更加是公家的地方。很难想象可以把一架钢琴放在他们堂屋里，只消每人敲一记，只怕就敲坏了。而我们家是下放干部，老小一家子，便具备了私密的家庭性质；还由于我的父母是那种“年深日久”的城里人，万无改造的可能，村民们自觉地和我们保持某种距离，容忍我们象城里人那样关起门来过日子，钢琴放在这样的家里是可靠的。第二，我母亲会弹一点钢琴，那个知青于是来向我母亲学琴。这些机缘凑成一处，我们家在下放农村之后，竟添出一架钢琴来。
那是一架小个头的琴，黑色，已经老旧了，但声音还不错。钢琴是一种长寿的东西，往往可以活过人的一生。那架琴不知几世几年了，竟会流落到乡间来，世界上的事情真是不可追究的。那知青其实很少来学琴，而我母亲也很少弹，当时我的父母对于下放的命运非常怨天尤人，情绪很不好。现在回头看看，其实挺可惜，那样的白拿工资不做事，又有乡间干净的阳光和空气，新鲜的蔬菜和鱼虾，蛮可以欢喜过活的。父亲是个弄画的人，母亲可以弄音乐——又有了琴，他们若是把心胸开阔出来，不知在乡间能生出多少额外的诗意呢。他们却一个劲儿地发愁啊，发愁啊，大把的光阴都糟蹋掉了。后来，我凡碰上了不顺心的日子，不由地就要想，我若是发愁啊，发愁啊，日后，我会不会为此后悔呢？人生总是由一些很好的日子和一些不好的日子构成的，而人只活一次。
那时，我和姐姐被送到城里读中学，放假才回乡下去。有一次母亲突然说要教我们钢琴，姐姐听了露出很喜欢的模样，我就暗自纳闷：这种事，她怎么喜欢呢？可母亲是说一不二的。于是轮到我的时候，我开始慢慢地在上面敲《东方红》。我把手举在半空里，在一模一样的白色琴键上努力分辨不同的音，结果每一个弹下去的音之间要隔三到五秒钟，然而，整个曲子都被我弹出来了，而且没有错。我母亲坐在一边，正在吃那种上海特产的黑色小核桃。小核桃吃起来挺麻烦，果仁曲里拐弯地包在硬壳里，因此她于这上头很大地分了心，对我的演奏不置一词。我心中得意，以为没有错就能达标。不料母亲一吃完核桃，立刻翻脸，拍着腿说，“重来，这也叫音乐！”我当然只能重来，心中叫苦，她倒不曾再多吃些核桃。
姐姐比我精彩多了，不几天，她就有摸有样地在上面弹曲子了。那时候，村里人都在传，说那个知青把钢琴放我们家，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那 “沛公”就是我姐姐。的确，我们一回来，他就每天都来我们家了。我听了传闻，就在暗中窥测他。他中等个头，脸很大，眉宇也就开阔，看上去倒是大大方方的，有一股城里读书人的气质。因为他的头发有一点点往上秀，在当时的我眼里，他已经不年轻了。而我姐姐那时正双八年纪，又高挑又漂亮的样子，我不免就想：这也就是做梦罢。可这件事我和姐姐在私底下从来没有谈过，而我的父母除了他们的忧愁，对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因此那时候，音乐是和乡下的草屋，忧愁的气氛，小核桃，有预谋的男知青等等奇怪的东西混在一起的。
等我进大学读书，读的是美术系，天然地就亲近音乐系，因为音乐和美术是同盟。我们两系的学生完全打成一片。他们谁擅长声乐，谁擅长弦乐，声乐得几分几等，弦乐几分几等，谁跟谁好，谁又跟谁不好，我们全知道。
由于音乐系最出色的教授是教声乐的，因此学生的注意力全在声乐上。他们的尖子学生，就是唱得最好的人。他们于钢琴上倒不很留意，他们的钢琴课等于我们美术系的素描课，那不过是一个基本功训练。
起初，他们系里唱得最好的是一个女生。那个女生据说是阎锡山的亲戚。阎锡山是军阀不假，可是，能够雄霸一方的虎狼之人，究竟不是等闲之辈。只说这个亲戚，便有过人之相。首先她长得高大，个子在一米七五以上。而且五官精致，皮肤雪白，骨相端正，器宇轩昂。这样的女子走出来，叫人眼睛是要一亮的。她给人的印象还不是漂亮，而是通体上下有一股非凡的气度。这样的精神面貌在当时的中国人里非常罕见，因此我们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大洋马”。 “大洋马”也插过队，很难想象这个形像立在贫困的乡间会是一种什么效果。总之，她来上学时，年纪已经三十了，还没有对象。什么样的男子配得上她呢？
“大洋马”虽然相貌过人，却又并不是那等自视甚高端着架子的浅薄之辈。她非常善于和各种人打成一片，跟我们美术系混得最熟的就是她。从来看不见她用功，有空只往我们宿舍跑，见我们都比她小，她也就拿出小儿女态来，跟我们讲笑话啊，模仿人的口音啊，说逸闻趣事啊，跟我们笑得一起滚在床上，弄得我们人人都喜欢她。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有派头的，却又这么生动滑稽的一个人。
她其实是非常懂事的，但把这懂事藏得很好，她跟我们作乐是一种样子，不作乐时另有一种样子。有一次，他们音乐系举行演唱会，一个苏州来的漂亮男生上台独唱，却唱砸了。他非常狼狈懊恼，逢人便作解释：灯光怎么不好，乐队怎么出错……传得我们美术系上下都知道了。有一天在去饭厅的路上，我见“大洋马”和他走在一起，听他愤愤而谈。而“大洋马”呢，全神贯注，目不斜视，好像完全没有看见我。我第一次看到她原来也能那样耐心地，严肃地跟一个人谈话，显然她在小心地安慰他。
我而且还看到有人对她说了不大愉快的话，她装着没有听见。事情就那样不着痕迹轻轻滑过去了。
“大洋马”身上的许多东西，对我当时都是很新鲜的经验。她的不用功，她的寻乐，她做人的精细得体而不露棱角，其实全是一个人的修养和一个人的眼界。怪道她给人的感觉不是漂亮，更加是气度。修养其实比相貌还要紧些呢。
不等到毕业，她就去了美国。她去了美国也没有忘记我们，给我们寄来了她的照片。照片上她穿着深色的高领毛衣，外头是一件明黄的羽绒背心——敞着，牛仔裤，运动鞋，斜斜地靠在校园草坪边的长凳上，脸上是一种非常适意的表情。我们把这些照片传来传去地看，兴奋得脸热心跳，那就是美国啊！看看人家这姿势，看看人家这穿戴——她身上的那些行头，当时对我们件件都是新鲜的物事。我们人人替她庆幸：这下好了，也就是美国那样非同寻常的地方才合适非同寻常的“大洋马”，在那里，她可以配上一匹真正的洋马，然后比翼双飞了。
很多年后听说，“大洋马”嫁的是个中国人，生了个聪明绝伦的儿子。她不再唱歌了，只是在家相夫教子。
“大洋马”走后，音乐系的头把声乐交椅就在另外两个女生之间争夺。那两个女生相貌和风格都很不同。
一个长得动人。我不说“美”却说“动人”，是因为那的确是一种另类的美。就分别看她的五官而言，都有缺点，眉毛太淡，眼睛不大，鼻子太直，嘴小，她的下颌骨比较方——相当违背中国仕女的标准美：瓜子脸。可是怪，她走出来就是动人得很。她通身有一种弱柳拂风，临水照花的婀娜和朦胧，尤其是脸。她的眼睛好像从来都没有完全睁开来过，睫毛半是羞涩半是迷茫地覆着，配上她嫩嫩的皮肤，真是招人心疼啊。她一些儿没有那种伶俐活泼的举动，倒有一种静如处子的样子，又安静又乖顺。她若碰到了人，无论熟人，生人，都先要愣一愣，嘴微微张开，露出小鹿般的天真和稚气，那也真是招人疼。谁见了她，都会联想到那种极其干净的，稚嫩的，叫人只想捧在手里小心呵护的一类东西。那时，校园里比她漂亮的脸蛋大有人在，可像她那般“动人”的却没有。后来我读《浮生六记》，看到芸娘形容女子的漂亮须是“美而有韵”者，我就想起她来。那个“韵”，真是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好像一个人被一种光照着，那光是银白色的，一点儿也不强，可是从不消失，把一个人从头到脚罩住。因此，即使她走到你跟前来，也能让你觉得影影绰绰的。那种轻灵袅娜的朦胧感，便是“韵”吧。
她的追求者非常之多，校内的，还有校外的，但她都不答理。她也和“大洋马”一样，得空就来和我们美术系的女生腻在一起。她不讲笑话，听我们讲，乖乖地在一边坐着，真看不出她是音乐系的头块牌子，也看不出是“君子好逑”的中心人物。她只说过一次笑话，那是校外有个空军飞行员来向她求爱，她问我们：“飞行员是什么？不就是跟个开汽车的一样？”她那样单纯却又无意中达到深刻的话把我们都逗笑了。
她唱歌，和她的人一样，声音是纯银的颜色。
另一个女生，长得很奇特，她是娃娃般的圆脸，小鼻子小嘴。原是好好儿的，可是她好像一个玩具娃娃不小心被掉在地上，然后又被人踏了一脚，而那一脚正踏在脸上，使得脸的正中凹下去一块。她就是那个被人踏过一脚的娃娃。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对自己的相貌不可救药地计较，敏感，那张被踏过的娃娃脸若长在我身上，多半能要了我的命。可她却是喜眉喜眼的，热情，爱笑，笑得很响。我们说前面那个女生的声音是银色的，那么这一个的声音就是金色的——明亮，耀眼。因此声乐的最高分老是在这一金一银之间摇摆。
可是到了快毕业的时候，总要定出个第一来了，他们音乐系上下都很紧张，那一金一银就更不必说了。连我们美术系也跟着紧张，天天去打探消息。最后，结果出来了，那个金嗓子得第一。
有一天走在路上，我和“金嗓子”迎面相遇。我对她说，祝贺你啊。她笑嘻嘻地拉住我：“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得第一吗？”不等我开口，她急忙就说， “我信了主了。因此我在唱歌的时候，什么都不想，心里只有一个信念：荣耀主。”我惊异地看着她，眼睁睁地看着她的脸在我面前明亮起来，那样一张在正中被踏过一脚的脸也被一种光照耀着了，让她激动，美丽。她眼睛都湿润了：“是的，荣耀主！只是荣耀主！我的名次，我的自己全是不足道的，荣耀归于我主耶稣！我的歌全是献给主的！”
这样一次邂逅，这样一段对话就那么清晰永久地刻在我的心版上了。这些年来，我并没有加入任何宗教，但是我准准地知道，即使我们只是肉身凡胎，但有那么一种境界，可以提升人，解放人，升华人，那就是：忘我。
当年我们那些女孩子们在一起，成天都干什么了？虽然我们和音乐系的同学如此水乳交融，但我们从不向她们讨教任何音乐的知识，就像她们也从不来向我们讨教美术的知识一样，我们就是那样活着，应付着各自需要完成的功课，然后，切肤地感到自己的和别人的喜怒哀乐。就是这样一些东西，而不是概念里的音乐、美术，在悄悄地熏陶着，启迪着我们的人生。
我后来于欣赏音乐略有概念，得益于去北京读研究生后偶然听来的几堂音乐欣赏课。那时我就读的地方叫中国艺术研究院，其中设有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等门类的研究，同学都已经是各科中的专家，随便就能给人提供很多专业知识。于是音乐研究所的一个同学，给我们开了一堂音乐欣赏课。
那个同学是天津人，道地的一张“卫嘴子”，特别能说，亦是性情中人，因此他给的音乐欣赏是带着很多个人情绪和感情的。他给我们讲柴可夫斯基，说到他的第六交响曲里面的一段行板，便回忆说，他当时在乡下，生活单调苦闷，是老柴的音乐安慰了他，特别是柴六中那段如歌的行板，在那样荒凉无望的日子里，“象一股暖流在心上淌过去”。
音乐究竟是什么呢，是一只手吧？是可以伸过来，抚摸人内心的一只温暖的手吧。
此后，我也体验过那样的“暖流”。那时我们在北京常去听音乐会，印象里有两个人的音乐构成了抚摸内心的“手”。一个是伯恩斯坦的钢琴，一个是傅聪的钢琴，这两个人演奏的乐符一响起来，好像箭簇，直直地射进人的心里。于是，一个人活象被魔法镇住了，不能动弹，然后听任他们的音乐没头没脑地把自己完全淹没，融化。那些次一等的音乐家做不到这样，他们的乐曲就是无法走进人的心里，它们滑溜溜地从耳朵里一窜而过，离心还隔着好远呢。
所谓大师，究竟是怎样的人呢？就是那些能很快找到通向人内心道路的人？
也许就是受了那几堂音乐欣赏课的影响，我一直比较喜欢俄国的音乐家，比如我喜欢俄国的拉赫玛尼诺夫远超过喜欢莫扎特。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沉重，悲哀，如泣如诉，我一听，一个人马上就被他带走了，走到一种悲伧的，哀怨的，无奈的境界里。在那种境界里，我看见了什么叫人生，那么凄美，又那么绝望，叫人感动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所有的利益计较，荣辱兴衰在那种境界里，变成了微尘，变成了轻烟，变成了委琐和屑小。
就是这样，我喜欢上了一切悲凉的音乐。其实我不是个哀伤的人，也没有过哀伤的生活，可是哀伤的音乐让我由衷觉得，哀伤比快乐深刻，它能够表达人生中那种与生俱来，天老地荒的无奈。那好像是我们所有人生的主旋律，即使万万人之上的皇帝也不能例外。
我曾写过一个叫《戈登医生》的爱情故事，写的时候，我一直不停地放二胡演奏家余晓光演奏的喜多朗的宇宙音乐。那音乐哀婉到无可形容，中国的二胡表达哀婉真是无可匹敌，象一条线，象一注水，细长蜿蜒，不绝如缕……那是究竟说什么呢，那就是诉说我们人生天高地厚的无奈吧！我一边听，一边慢慢地营造出一个绝顶无奈的爱情故事，把自己写得泪水涟涟的，后来也把读者哄得泪水涟涟的。我究竟是写了小说，还是写了音乐呢？我实在是把那个故事当一首哀曲去写的。
我渐渐知道，人生如歌，音乐从来也没有在我们身外，它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不，在我们出生前，就已经曲调悠扬，如泣如诉地奏响了。于是对于我，音乐和美术一样，便是人生。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