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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是山狼海贼

发布: 2008-11-21 10:15 | 作者: 邓刚



像动物到了交配期,我这个山狼海贼般的“海碰子”,开始对女人有着强烈的欲望。看来海参鲍鱼等海味确实有营养,我的身体健壮得绝对像打足气儿的轮胎,时刻想蹦跳甚至要爆炸。在大海里拼命拼得精疲力竭之时,只要岸上有一个女人的身影出现,我立即就精神抖擞。回到城市里,满大街都是女人,更令我激动得不行。

从我的家到所有的海边都要要乘公共汽车或有轨电车,特别是叮叮当当跑动的有轨电车上,售票员全是还带点学生气的女孩。尽管那个年代不让人们穿漂亮的花衣服,但她们在铁灰色的外套里面,顽强而谨慎地露出点内衣的暖色来,并在剪得毛刷子般的革命头上,也巧妙而俊俏地别着个花色的发卡。

有轨电车上永远塞满了乘客,大家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倘若你有幸与一个姑娘挤在一起,那种惊恐和惊喜真能要了你的命。由于我不断受到苦行僧式又有点封建式的革命教育,绝不敢想爱情两个字。所以,与一个女人面对面地贴在一起时,那种犯罪般的恐慌,和吓得要死的甜蜜,令我心动过速,呼吸困难。我周围的工人师傅们,对爱情的理解只是性交的同义词。午休时,班长只要读完革命语录,打着瞌睡的师傅们就立即恢复了说笑的活气,说笑的内容几乎绝对是黄色的,无论革命锣鼓敲得多么轰响,师傅们的嘴巴永远咀嚼着男女生殖器的内容,这个内容使大家有着无穷无尽的兴趣。可怕的是,师傅们似乎能意会到我的幼稚,所以经常嘲笑我,说什么他妈的爱情,男人腿档里要是没根棍儿,就是当了宰相女人也不会理他!女人值钱的不是脸,而是屁股。一个师傅甚至郑重地劝告我,找对象一定要找大屁股的女人,操作起来方便,生孩子也顺溜。

问题是我看小说,爱好文学,所以,还是恬不知耻地想到纯洁的爱情。我很快就注意到一辆有轨电车的售票员,她是所有漂亮的女售票员中最漂亮的一个,特别是两只美丽的大眼睛,总是闪着让你惊心动魄的激光。我一辈子再没见过如此明亮的眼睛,明亮得让你觉得那样辽阔空旷并清澈见底。

虽然她像所有售票员一样站在有轨电车的门旁,但她站立的姿势绝对比其她售票员优美一百倍。她小巧的樱红色嘴唇似乎都没有动,就唱歌一样地喊出要停车的车站名称:下一站,红卫街,没有票的买票啦——简直就是一首动听的歌。

我被海水泡得发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她。我发现,很多海碰子都像我一样注意到她的存在,这令我有点恐慌。

但她不看我,也不看别的海碰子,她也许故意看不到我们。她那空旷清澈的眼神毫无邪念,从我与其他的海碰子中间穿过去,从全体乘客中间穿过去,直向遥远。

“下一站,解放街。没有票的买票啦……”

我不买票,我忘记了买票,我故意不买票,因为只有不买票才会使她不得不注意到我的存在。

“下一站,终点站老虎滩。没有票的买票啦……”

啊,美好的旅程这么快就要结束了。我无可奈何,痛不欲生,我舍不得这么快就买完票,递钱接票的一刹时碰到了她那雪白的手指(当然是有意识碰上的),就像在海底暗礁触摸到大个头的海参一样激动万分。从此,我只要是乘坐通往老虎滩的有轨电车,就必须乘坐她那辆车,即使下起大雨,我宁愿挨雨淋,也老老实实地站在车站上等她那辆有轨电车到来。有时,我刚刚从海里爬上来,疲乏得几乎就站不稳。但只要看到一辆无轨电车驶来,立即士兵列队那样笔直站立。

从报纸上看到美国总统尼克松要来访华,总统的座机名字叫“七六年精神号”。这个名字使我和很多“海碰子”着迷,不能想象世界上还会有如此高级的称号。有个海碰子将这个名字赋予那个漂亮的女售票员。从此,只要是谁提到“七六年精神号”,我就浑身发热,就觉得天空晴朗,阳光万里,但这与尼克松丝毫没关系了。

在海边上最多的话题就是“七六年精神号”,有人说如果“七六年精神号”要结婚,他可以为婚礼奉献一百头海参,决不要一分钱。有人说送二百头也没问题。城市的商店空空如也,结婚时能让来参加婚礼的客人吃上海参鲍鱼,就是人间奇迹。我有海参,有鲍鱼,有海螺,但没有人和我结婚。

海碰子们吹牛说愿意为“七六年精神号”结婚奉献海参,但没一个人敢说与“七六年精神号”结婚。我想,在每一个海碰子心里,早就与“七六年精神号”结过一百次乃至一千次婚!

一天,一个海碰子惊惶失措地告诉我,“七六年精神号”灰色的衣领里隐隐露出一圈粉红色的内衣小领。我立即震惊和沮丧。因为那个激烈革命的年月,结婚不允许烫发,不允许穿花色鲜艳的服装,更不用说戴戒子和项链了,否则就会被当作资产阶级低级趣味来批判。但“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新娘尽管依然穿着铁灰色或军绿色的外衣,但在脖子上,会巧妙地露出一圈桃红或粉红的衣领,那就是她骄傲而顽强地向人们宣告,我是新娘了。

我震惊和沮丧了一阵之后,却不太相信“七六年精神号”会结婚,无论与她结婚的男人多么的优秀,在我看来都是坏蛋或十恶不赦的流氓。再一次乘坐有轨电车时,我对“七六年精神号”全神贯注——她还是姿势优美地倚在车门旁,眼睛还是像秋天夜空的星星那样明亮,樱红色的小嘴还是那样动听地喊着“下一站”。但看到她雪白的脖子上确实有一圈桃红色的内衣领子,恬不知耻地钻出铁灰色外衣,看起来“七六年精神号”是“铁证如山”地结婚了。

有个绰号叫“张铁生”(这小子十七岁了,连小学的算术都不会)的海碰子不以为然,说他邻居的一个没结婚的女孩也有这样桃红色的衣领。这句话像一根救命稻草,让我从沮丧中突然兴奋,竟萌生出对“七六年精神号”采取点爱情的行动。所谓爱情的行动就是递给她一封情书,而且是全世界最绝妙的情书——只是一张白纸,上面没有一个字。我认定这绝妙的情书绝对能打掉“七六年精神号”的傲气,我不知为什么有点恨“七六年精神号”了。

我先到百货商店买了一张印有红格的,光亮而厚实一点的信纸,并认真而整齐地迭成中间有十字花的“信状”(一种纸牌的形状)。然而,在乘客拥挤的电车上,众目睽睽之下,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子送情书,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弄不好,会被当场抓个流氓现行。至少在当时会被当作“地、富、反、坏、右”中的坏分子批斗。为此,我很有些激动但也有点恐惧了。于是我在心下不断地自我安慰,怕什么,反正情书上没一个字,就是抓到了也没证据。

第二天一早,我将擦自行车用的上光腊当作“发腊”(当时可以说是最高级的化妆品了),认真仔细地往头发上擦,把我乱糟糟的头发抹得锃亮,真正像一个资产阶级小流氓。而且还穿上当时最流行的海魂衫。

有轨电车还是那样有节奏地摇晃着,“七六年精神号”还是那样瞪着亮晶晶的眼睛,唱歌一样地喊着站名。我却紧张得要死,不敢去看她。快到下车时,我才突然勇敢起来,有些昏头昏脑,却又从容地把情书递到“七六年精神号”的手里,那一刹时我绝对地停止了呼吸。但没想到“七六年精神号”更从容地把情书接过去,就像接过买票的钱一样,很自然地把它扔到装票的皮夹子里,这个动作使我后悔万分,我觉得我应该在信纸上写点什么。

在海边上,海碰子们为我的勇敢行动沸腾了,大家疯狂地笑着,疯狂地说着,疯狂地想象着“七六年精神号”打开空白情书的狼狈和尴尬状。最后,大家情不自禁地高唱:我们都是穷光蛋……

那天我兴奋得扎猛子也有了劲头,气量也比平日里长多了,过去一口气只能扎进一座暗礁,这天我一口气能扎进两座暗礁丛里。我发觉我的耳朵也灵得赛过雷达,每当从水里钻出来,都能听到老虎滩车站上有轨电车的笛声。

就像上帝知道我干了这件坏事似的,随后的几天刮起了大风,海水被滔天的巨浪搅得浑浊不堪,我和所有的海碰子都老老实实地回到各自的工厂上班。再后来到海边相聚,大家竟然没一个人提到“七六年精神号”,好像一个暗礁洞里的海参捕捉光了,再也没兴趣扎这个暗礁洞了;好像刚刚干完了一个沉重的工作,该好好地歇歇了;甚至好像我已经与“七六年精神号”结过婚了,再讲她还有什么意思!

生活的真实是没有完整故事的,再后来,“七六年精神号”就在中我的记忆里彻底消失了。其实本来就没有什么,我不知道她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她的年龄家庭住址,而且我没同她说过一句话。如果没有例外情况,她今天当然还与我生活在一个城市,还可能同我在城市的一条街上擦肩而过。然而,她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曾被一群看起来是山狼海贼,实质上是一群英雄好汉的年轻人命名为“七六年精神号”。然而,有一件事她将会终生难以忘却,那就是曾有一个头发擦得油亮的小伙子,送给她一封空无一字的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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