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天开始，我算是真正和段小海认识了，还成了不错的朋友。下一个礼拜六，我跟着他上山去抓乌龟。那天去的人很多，几乎居住在地拉那的华人都参加了。
阿尔巴尼亚是个多山的国家，号称山鹰之国。真正的山鹰其实很难见到，可一种食草的山乌龟在两千米以上的山地里却有很多。当地的山民对乌龟毫无兴趣，以为它们只不过是些会移动的石头，因此，当他们看见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漫山遍野聚精会神寻找乌龟时，都很是不解。一个常年住在山顶上的棕色头发小姑娘追着一个个从她家门口小路上走过的人问道：中国人，你们抓那么多的乌龟做什么？匆匆忙忙的人们没有回答她。她不知疲倦地继续问着路过她家门口的中国人：你们为什么抓乌龟？终于有个人回答她了：抓乌龟是为了让兔子和它们赛跑啊！棕发小姑娘听得眼睛都发亮了，追着那个人问道：那么你们的兔子在哪里呢？不过那个中国人已经走远了，听不到她在说什么。那个人就是段小海。他这个脱口而出的回答把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变得有趣了，这一点表现出他是个高智商的人。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讲，他这样的回答是不诚实的，他欺骗了那个山里的女孩。这些乌龟很快会被吃掉，根本不存在伊索寓言里所说的那些事儿。
在我和段小海熟悉了之后，发现他在这个建筑公司里其实没有什么具体的工作。虽然挂着个材料供应员的位置，实际上好像他都没做什么。倒是宝光为了供应他们木料一头扎到北方森林半个多月不回来。段小海其实就是个游手好闲的混混，因为他哥哥是公司老大，没有一个人管他的。他也上班，只是什么也插不上手。这样他在下班之后，会显得特别精力充分。老是喊我去做打发时间的事。
那个时候他还在打着李玫枚的主意，其实我心里知道这事没门。在我们老家那个地方，对于盖房子这行业的人历来不大看得起，称他们是“泥水卒”。即使象段小海的哥哥段志林这些公司领导人，大概在李玫枚的眼里也只是个穿上西装的包工头儿罢了。她表面上跟武昌公司打得火热只是出于女人的虚荣，那个时候好像能在武昌公司出入是一种身份的标志。后来我还发现了，李玫枚店里的那个雇员拉亭已经成了她的性伙伴。拉亭这个家伙身体很有形，属于那种猛男的类型。李玫枚一旦尝试过这样的身体，那么我们这些黄种男儿根本不会引起她的兴趣了。
不久后，段小海算是做了一件正经事儿。他准备要去一次北方城市斯库台。宝光在那边山里搞到了一批木头，他得去验收一下，再从水路运回来。他问我愿不愿意一起去？阿尔巴尼亚南方的沿海地带我去过很多次，可是北方的山地却还没去过，所以我就答应了。
阿尔巴尼亚北方山很高，车子基本上是在山间盘行的，风景非常壮观。我们到了那个出产木头的小镇库科斯的时候，木头已经堆在了那里，可是没见到宝光。人家告诉我们宝光还在山里面，道路被水冲垮了，他一时间出不来。段小海检查过这批木头之后，品种和长度直径都没问题，就让本地的木排运输工把木排沿着一条山间的河流放下来。本来我们这样就可以回去了，可是，段小海突然又不正经起来，问那个放木排的拖船主，我们是否可以跟着木排的拖船一起漂流下来？
现在想起来，我们这个选择是多么荒唐。本来以为木排一两天就会到地拉那，可是却在河上面漂流了七八天时间。很快我知道了这条河的名字叫德林河，是一条北方的主要河流。河上的风光很好。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坐在木排上，看着两岸扑面而来又很快闪过去的风光。有时一边是茂密的树林，另一边则是高高的悬崖。有时看到好几匹马在河边饮水，有美丽的姑娘在河边洗衣服。我们向她们招手，她们也向我们招手。可当她们发现我们是外国人时，她们会不好意思笑起来。看起来，要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办法就是沿着它的主要江河漂流一下。第三天的时候，我们发现河流变得很宽了，成为一个大湖。放排的人告诉我们前方是一个水库大坝，大坝里面是个水电站，木排要通过船闸才能下来。他建议我们在大坝下面的小镇住上一夜。我们下了船来到了小镇。这是个非常整洁的小镇。和那些传统的农村不同，这里的房子带着工业区的气息。我们在大坝下方看到大坝很雄伟，有八十多米高。无意中我们在大坝的入口发现了一块石碑，上面竟然有中文和阿文关于大坝的建造历史。原来这座电站是中国政府在六十年代援建的，当初的名字就叫“毛泽东水电站”。人们告诉我们，现在这个电站的名字是改了叫“乌耶代水电站”，可人们还是习惯叫“毛泽东”水电站。这个电站还在发电。除了供应本国，还输出电力给南斯拉夫，每年能挣回很多外汇。
我们在电站下面的一个小旅馆住下，整个晚上都听到轰隆隆的发电水声。段小海说自己感到惊奇，这个水电站怎么看起来这样的熟悉？好像他在哪里见过的似的。我说水电站的样子都是差不多的，你见过的也许是新安江或者是三门峡水电站吧？他说不是，肯定不是。而且很奇怪的是，当他见到这电站，心里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这些年他意识里经常会出现水电站的形象，老是觉得自己早晚要去建造一座水电站。
那次回来之后，我偶尔还会去武昌公司，主要是和他们换美金。可是我明显感觉到他们的换钱数量少了。这个时候阿尔巴尼亚的高息集资变得很疯狂，人们把所有资金投到高息集资公司，没有人要在这个时候买房。马来西亚的开发商，因为房子预售很不理想，预感到事情不妙，便大大减少对武昌公司的资金供应。湖北人的资金变得紧了。这样又撑了几个月，到了十月份的时候，阿尔巴尼亚全国处于狂热之中，几乎每个家庭都卷入高息集资的投机中。很多人脸上荡漾着笑容，就几个月之间，他们贫穷的祖国就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只要投一点钱给集资公司，他们得到的回报就可以衣食无忧。我记得阿尔巴尼亚的《民族日报》登了一个记者采访说：一个妇女投资了一千美金给VIVA公司，每个月可以拿到200美金的利息。那个妇女说：VIVA给的利息钱比我的来月经的时间还准确。这种情况下，好些手头没钱的人把房子卖掉，用房子的钱去投资拿回高利息过生活足足有余。
这个时候宝光从北方的森林里回来了。湖北人告诉他不再需要木头，因为资金短缺几乎要停工了。这个家伙在那里一定吃了不少苦头，脸孔变得又黑又瘦。他回来之后，他老婆打电话来让我们去他家吃饭。好久没上他家了，觉得变化不少，院子里还增加了一个大狗笼，里面关着一只巨大凶狠的狼狗，是宝光从北方带回来的。这大狗身上有一种臭味，我一看这狗的眼睛，就觉得这狗已经疯了。春秋说，以前那条叫“博比”的矮脚狗在这个大狗来了之后，很不高兴，前天它跑掉了，到现在还没见踪影。
我来的时候，杨继明已经来了，正在和宝光夫妇讨论高息集资的事情。杨继明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注意到了阿国疯狂的集资活动，他们估计有100多亿美金的民间资金被吸收到了这个金字塔式金钱游戏里，垮台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但是阿尔巴尼亚的人民还沉醉在发财的美梦里。
我在宝光家坐了一个小时，没见李玫玫过来。春秋说李玫玫的生意很不好，最近把住家搬了，和那个阿尔巴尼亚伙计拉亭公开一起住了。春秋说拉亭这个家伙喜欢打老虎机，李玫玫店里卖出来的货款很多被他拿去输掉了，所以搞得她手头很紧。春秋说着，起身来到桌前，拿起话筒给李玫玫打电话。我想起了那个夜里我在家里电话听到的声音就是从这个话筒里传来的。这是个老式的脉冲电话，地拉那的号码一直是四位数。那个话筒的支架比较突出，所以容易搁住。春秋接通电话，是拉亭接的，说李玫玫不在，就把电话挂了。说话间，我看到了李玫玫进来了，她的脸色不好，眼圈有一圈黑圈，看起来有点憔悴。
“博比呢？”李玫玫问道。她已经习惯了博比的骚扰。没看到它反而不习惯。
“博比跑了。我们有了一只新的大狗。”春秋说，指着院子角落的狗笼，有一股难闻的臭气飘了过来。
“怎么会呢？”李玫玫好像有点不舍，春秋给她解释了半天。
“是不是很忙啊？”我对她说。
“是啊。刚好在搬家。生意现在不好，只得节省点费用。”李玫玫说。
“慢慢来好了，没什么好着急的。”我说，我觉得李玫玫这样单薄的身体怎么经得起拉亭机器一样的身体折腾。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迷上拉亭，那家伙我越看越象是个无赖。
自从湖北人来了之后，我们很久没在这里一起吃饭了。春秋烧了很多菜，可不知怎么的我总觉得味道和以前不一样了。过了一忽，宝光家的翻译多利带着他的女儿来了。多利的中文说的很好，普通话的发音比我们这班南方人要准确很多。多利个子很矮，差不多是个侏儒。他六十年代在中国北京广播学院学习了五年，回国后在阿尔巴尼亚广播电台国际部当中文广播播音员。阿尔巴尼亚和中国翻脸之后，大部分说中文的人都失业了，可多利还在电台里工作着。虽然多利像个侏儒，可是他八岁的女儿却长得很健康漂亮，听说还很会跳舞。多利带来的消息一切正常，政府总理刚刚发表谈话，说阿尔巴尼亚的集资是健康的，人们不必有顾虑。政府总理的话一出，人民放心了，他们几乎是倾其所有把钱交给投资公司，而现在有的投资公司月利息已提高到100%。我问多利：投资公司把钱拿去做什么生意会有这么高的利润？多利说：在巴尔干有一家庞大的军火公司经营非洲的军火贸易，所以选中了阿尔巴尼亚这样一个小国来洗钱。多利的话十分荒唐可笑，但多利那种兴高采烈的情绪让我觉得好像一时还没事。接下来，我们看多利女儿的跳舞表演。她跳的舞都是自编的，从电视上学来的。她就像一个机器跳舞娃，一跳起来就停不下来。她的脸象是陶瓷没有表情，到后来我都有点恐怖的感觉，搞不清她是个玩具还是个小孩。
我们在继续聊天，从窗外传来大狗的臭味。而且在夜色里，有时会隐隐传来零星的枪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