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开始诉苦了
后来马路上就热闹了，又是一堆一堆的人，说些消息，交流些看法，大字报也出来了。
那时候，我休息天就跑到淮海路，淮海路有一个地方专门贴大字报，居然还有小说。我这个年龄的人，好像都有读小说的习惯。回到上海，《朝霞》是每期必买的，读里面的小说，也读一个叫“任犊”的人写的文章，《走出“彼得堡》，名字就很响亮，文章也做得雄伟。当然，后来这个名字没人招领。
发现了大字报上居然有小说，就多了几分稀奇，每次去，就细细地在那儿傻看。小说都是些“文革”故事，可是和《朝霞》就完全不一样了。故事的内容都差不多，基本上是说有一家好人家，家里有钱，但都是善良百姓。“文革”开始了，造反派先是来抄家，抄去了好多金条，然后是开批斗会，家里大人就戴着高帽子游街，想不通啊，有一天晚上，肯定是风雨大作，夫妻双双上吊自杀，留下了一对姐弟。故事这就到了高潮，记得那天看到这里，天就将黑了，许多的人都将头凑得近近的。女儿好歹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啊，人长得漂亮，还文静，弱不禁风的样子。孤女无依无靠，怎么办，这时就来了个造反派，见了女孩眼睛放光，先是引诱，引诱不成就威逼，威逼不成，在一个也是风雨大作的晚上，就把小姐奸污了。小姐要自杀啊，但想想还有个小弟弟，上告吧，造反派早准备好了，反诬她腐蚀革命战士。女孩没办法了呀，只好哑巴吞黄连。没想到这就怀上了，小姑娘不懂啊，只好去找造反派。造反派当然不认帐，说姑娘是女流氓，还给造反派脸上抹黑。于是又开批斗会，又是游街。折腾下来，姑娘流产了，人也疯了，净赤着身子在淮海路上乱跑，那个小弟弟也被下放到农村去了……。读到这里，故事就很不情愿地结束了。看的人眼泪汪汪，有说“罪过罪过”的，也有说“作孽作孽”的。小说是通俗小说，还带点色情，和我们在农村讲的手抄本故事差不多一路格局，但效果却不一样。所以后来读到《文汇报》上的《伤痕》，觉得虽然精致了许多，但也没有太大的震撼。
“诉苦”本来就是中国革命的产物，所以“拨乱反正”，也没有太多的形式创新。后来有了地下刊物，都是手刻油印本，字体多为仿宋，也有新魏。有的刊物，纸张五颜六色，估计也是那些人从各自的单位里偷出来的。这都是当年红卫兵办小报的手法啊。就这一点而言，也可以套用一句著名的学者语录：“没有文革，那来八十年代”。
“文革”的时候，流行过“忆苦思甜”。蒸一笼窝窝头，不知道是些什么材料，难吃得很。吃的时候，要默念老一辈的苦难，想想新社会的幸福。但是效果甚微。“文革”中的掌权者，政治智慧都极差。“诉苦”就不一样了，“诉苦”有一种面向未来改变现在的心理期待。而且，那时的“诉苦”有个前提，就是“过去”都是“好日子”。比较麻烦的是，这个“过去”怎么定义。一般来说，在当时，定在“文革”前是比较安全的，所以“十七年”还能勉强算是“过去的好日子”。后来这个时间慢慢地也是悄悄地往前移，先是挪到1957年以前，代表是“反思”文学，惹了点麻烦，后来“文学性”了一下，得奖率就很高了。再往后就到了1930年代，大家一窝蜂地说些“风花雪月”，代表是上海，就像背自个儿的家谱一样，尽管他们眼睛一睁开，看见的就是五星红旗，但好像也没有妨碍他们怀旧。
我们厂的工人后来未必都读过《伤痕》，但淮海路上的大字报却不胫而走，当然，也包括我们在厂里的转述。那时，社会上很流行这类“诉苦”。干部讲自己的下台上台，知识分子讲自己的被歧视，资本家讲自己的金条统统被抄走了，我们就讲自己在农村的艰苦生活……。当然，干部不会说自己曾经也很官僚，资本家不会说他们的金条是剥削来的，我们也不会说，农民比我们更苦。我们在诉苦的时候，可能也在回避一些东西，回避的是什么，不要说当时，就是现在，也很少人去探究。我不是要指责“诉苦”，“文革”伤害了很多人，“社会主义”也伤害了很多人，这个苦当然要诉，把苦诉出来，极左政治就没有了合法性，这就是革命的教训，教训需要总结，不总结不行。可是，在个人的“诉苦”背后，同样也有阶层或阶级的利益。工人也有苦啊，工资普遍不高，家里人口多，“文革”十年，工资不涨，房子不分，老少三代夫妻共居一室，不算少。不过，工人不好意思诉这个苦，比起人家妻离子散的故事，这一点苦还真不算什么。所以，那时候，工人基本是在听别人的“故事”。后来，工人也有苦了，想诉的时候，这个社会又不流行“诉苦”了，说要一切向前看，看得最远的，当然是知识分子。
说起来，中国的下层民众，包括我们厂子里的师傅，是最有同情心的。听别人的“诉苦”，总是很容易走进那些“故事”里面去，跟着一起悲欢哀乐。慢慢地，工人也诉苦了。胖子阿祥最喜欢说他在解放前蹬三轮的故事。阿祥说蹬三轮好啊，自在，有米的时候，遛遛鸟，听听评弹，没米了，出去踏踏三轮，回来割一斤肉，买三斤米，又能混几天，哪像现在，天天拘在厂子里。我们就逗他，那你老婆怎么说当年老是揭不开锅，还说你老被流氓欺负。阿祥眼睛翻翻，有点发呆。我们又问他，你老实说解放前好还是解放后好。阿祥理直气壮地说：“当然解放后好，解放后有劳保，也没有流氓”。我们继续逗他说：“既然你说解放后好为什么还要说解放前好”。胖子阿祥的眼睛就翻大了，说实话，我们自己也被绕糊涂了。
我想，当年工人的位置是很尴尬的，他们的命运和一段历史复杂地纠葛在一起，当这段历史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抹掉后，他们自己的“故事”也就没有了合法性。而且，慢慢地，别人的故事变成了自己的故事。所以，到了后来，许多人看《骆驼祥子》，记住的往往是虎妞，忘记的是祥子。而且，在潜意识里，他们还得陪极左政治一起认错，认错的对象据说叫“普世价值”。当然，在这个“普世价值”里面，是否还有他们的位置，这一点可以存疑。后来喧嚣一时的“去中国化”，背后实则就是去历史化，去革命化，彼此心照不宣。可是，认了三十年的错，即使不同意，好像也有点理不直气不壮。极左政治欠下的债，现在由极右政治来还，这就是目前中国知识界的现状。
我的师傅们肯定不同意我的说法，的确，在当年的“诉苦”运动中，我们谁不是满怀希望？“诉苦”不是发泄，是有未来的政治远景的。师傅们在别人的“故事”中也看到了自己的未来，这个“未来”很渺小，但实在。工资涨一点，奖金发一点，在农村的孩子早点回来，房子最好再分一点，孩子大了，要结婚。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那个“现代”的光明的故事结尾上。
4 社会上的变化越来越大
在我的个人感觉中，1976年以后的生活渐渐变得热闹起来。知青开始陆续回城，很多人找不到工作，个个闲得发慌，我也开始重新回到我的知青圈子。如果能把当时个人之间的闲聊记录下来，将会真实地再现一段历史，可惜，谁也不会自觉地对历史负责。在我的记忆里，聊天的内容是极其驳杂的，国际国内，无所不包。影响深刻的是，西方，当然包括美国，渐渐替代了越南、朝鲜和阿尔巴尼亚。在谈到西方的时候，也渐渐有了一种想像。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一想像并不是来自思想或知识，而是某些具体的“物”。
有这样一件小事。某天，我们在一个朋友家闲聊，朋友的邻居（也是知青）进来，先是发了一圈“三五”牌香烟，我们抽了嫌呛，但不敢说，那是邻居的海外亲戚带来的。邻居又神秘兮兮地说，海外亲戚走的时候，留下了几听罐头，说罢，就回去拿了一听。上面都是洋文，不认识。罐头我们见过，上海梅林厂生产的午餐肉，但不像。顶端有个小环，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我们找来小刀，像开午餐肉罐头那样，把盖子切开。里面是褐色的液体，一人问，能喝吗？邻居答，能喝。就一人一口。有说，咳嗽药水，也有说，中药。只是对那铝合金的小罐赞不绝口，说瞧人家造的，精致。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东西叫“可口可乐”。
慢慢地，洋酒进来了，“索尼”电视进来了，“雀巢”咖啡也进来了。说起“雀巢”，那时很受欢迎，欢迎的不是咖啡，是瓶子。用这瓶子装水，怎么颠，也不会撒出一星半点。有人用它喝茶，也是那时的时尚。后来，就没人用搪瓷茶缸了，领导在台上讲话，也都捧着“雀巢”。那时结婚，开始流行装饰柜――上海人叫“玻璃橱”，柜子里放些洋酒瓶、“雀巢”咖啡罐。过去，家里有海外关系，都不敢说，现在就是“身份”了。没有海外亲戚的，就托人要几个空的瓶瓶罐罐，放在柜里，洋文的商标朝外，也很好看。
晚清的时候，中国和西方遭遇，看见的是“船坚炮利”；1970年代的末期，则是“雀巢”和“可口可乐”。“物”带来的是一种想像，而在这一想像中，“物”也被严格地身份化，甚至层级化。就好像我们不会喜欢“三五”和“可口可乐”的味道，但肯定觉得它们比“大前门”和厂子里发的“盐汽水”高级。在“船坚炮利”的震撼背后，是“天下”；在“雀巢”和“可口可乐”的惊叹后面，则是“个人”。
再后来，就有了“三洋牌“的录音机，有双喇叭，也有四喇叭的。我个人意见，录音机的历史意义要超过电视。电视里的节目还是有国家管的，录音带却通过各种渠道浩浩荡荡地流了进来。最早听到邓丽君也是在一个朋友家里，不像后来，小青年可以拎着“四喇叭”，里面大声放着邓丽君，招摇过市。一开始还不行，还是“靡靡之音”，得在家里偷偷地听。那时就听迷了，即使到现在，我还是很喜欢邓丽君。我曾经和人说，一个邓丽君，就终结了“东方红”，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话有点糙，意思放在那儿。也有人批评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充满“杀伐之音”，这话对，也不全对，哪个国家的文化没有“杀伐之音”？好莱坞的“杀伐之音”不见得就比我们的弱。问题是，社会主义，无论是制度，还是文化，都过于刚性。严肃，但少活泼；紧张有余，轻松不够。说起轻松，丁玲1950年发表《跨到新的时代来——谈知识分子的旧兴趣与工农兵文艺》，实则正是对一些读者给《文艺报》的来信的答复。当时的读者意见就认为所谓的“工农兵文艺”单调、粗糙、缺乏艺术性，而且太紧张，即使工人也不喜欢看，甚至认为“这些书只是前进分子的享乐品”。他们需要“看点轻松的书”，“喜欢巴金的书，喜欢冯玉奇的书，喜欢张恨水的书，喜欢‘刀光剑影’的连环画”，等等。到了1980年，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这里面当然有政治的因素，却也没必要把所有的帐都算到政治头上。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我们这里，“新文化”的传统过于强大，以至于造成对通俗（“庸俗”）的粗暴排斥。即使“垃圾”，也是要生产一点，社会上，各色人都有。何况，我也不相信一个人高雅到整天看《红楼梦》，对“通俗”文化就没一点兴趣。“高雅”和“通俗”，各归各的评价系统，最好。
我想，在那个时候，我们对邓丽君的热爱，并不会就此认定邓丽君比“东方红”（音乐史诗剧）更艺术。但是，许多人对邓丽君的确百听不厌，这又怎么解释？没有什么太过深奥的理论，“可口可乐”和“邓丽君”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奇的领域，还多少带有一种“犯禁”的快感。如果要研究1980年代，不能不谈“快感”的重要作用，实际上有点近似齐泽克所谓的“快感大转移”。这一“快感”也正是被社会主义过于（甚至禁欲的）刚性的制度和文化所生产出来的。如果说，“文革”早期曾给许多人带来一种“犯禁”的快感，1970年代末期的邓丽君，只是重复了这一“快感”而已。后来，李谷一的“气声”唱法因《乡恋》的被禁／解禁，又一次地再现了这一“快感”的生产过程。但问题好像也没有这么简单，固然，在所有艺术争论的背后，都有意识形态的积极参与，而最终，邓丽君也被迅速地符号化。可是，我们又为何也认可并加剧这一符号化的过程？毫无疑问的是，邓丽君提供的是一种个人生活的幻觉。我们那时太想有一种轻松的、自由的、闲暇的、富裕的甚至多愁善感的个人生活，并且积极地妄想着从公共政治的控制中逃离。这并无不当之处。但谁也没有考虑这个“个人”到底是什么，它后来又凭什么组织了1980年代的“宏大叙事”。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研究过1980年代的“回乡客”。1970年代末期，有不少香港人回上海探亲，后来，台湾也有人回来了。这些港台的“回乡客”中，有许多是极普通的，也就是一般所说的社会下层，我们叫“做工”，他们叫“打工”，差不多的意思。他们带来电子表和游戏机，也带来一包一包色彩鲜艳的旧衣衫。我就有这样的海外亲戚。上海人过去爱嘲笑“乡下人”，后来不怎么嘲笑了，可能那时候，在香港人或台湾人面前，上海人也变成了乡下人。他们对那些精致的洋玩意啧啧称羡，穿上贴着外国商标的旧衣服招摇过市，津津有味反反复复地听着那些香港或者台湾的故事。在我的记忆里，这些海外亲戚从来不谈他们的艰辛和压力，甚至窘迫和潦倒。只是炫耀自己身上手上的金项链和金戒指，当然，还有自由。黄金生产出一种富裕的幻觉，也反衬出人民币的贫寒。这些故事四处流传。
大概在这个时候，工人才真正开始不满，这种不满完全来自同一阶层内部的比较。人们开始憧憬另一种生活，不安于斯。许多人都觉得自己的能力受到了压抑，付出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而在另一个自由的星空下，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发财致富。的确，1980年代的幻觉之一，就是每个人都在高估自己的能力，而且都开始觉得自己是社会主义的被压抑者，甚至被剥夺者。数年之后，我几次回厂，工人和工厂已经没有了什么感情。他们津津乐道社会上的发财故事，疯疯颠颠地买这卖那。但是雷声大，雨点小，折腾了半天，我好像没有看到一个人跻身上流社会。再后来，工厂倒闭了，工人失业了，这时候，工人才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原来和工厂紧密地纠葛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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