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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末代回忆

发布: 2008-11-14 11:02 | 作者: 蔡翔



1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1976年10月的一个下午,调休,约了同事出门。天气很好,阳光穿过满街的梧桐树,一地斑驳的金黄。风暖,花未凋零,倒也少了几分萧瑟的味道。1976年的上海,白天也很安静,行人不多,车也少。有一种公交车,那时叫“长龙”,车身长长的,像是两节车厢拼接而成,每隔几分钟,就有这样的“长龙”开过,里面倒也不算太挤。自行车照例是多的,偶尔会揿几下铃声。

那一年,我从农村回到城市已有两年,在一家工厂做工。我做工的厂子是一家铸造厂,上海人一般叫做“翻砂厂”。工厂很小,几百人,1958年“大跃进”,上海的一些三轮车工人转行,白手起家,所以厂房、设备都很简陋。在上海,像这样规模的厂子很多,还有比这更小的,躲在里弄的一些民居里。在当时,这些工厂大都属于“大集体”,它们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区别在于:一是家属没有“半劳保”,而“全民”厂的职工的家属看病是可以在厂里报销一半费用的;二是当时“全民”厂的职工每月除了工资,还有5元钱的奖金,我们也没有,只有36元工资,那时叫“赤膊工资”。所以,这类工厂的青年,尤其是男的,找对象也都有点困难。当然,还有比这更差的,就是所谓的“小集体”了,一般也被叫作“里弄生产组”。

转过一个街口,看见有几个人在路边刷标语,司空见惯的事情,都没有留意。有一人眼尖,说不对啊,就都凑了过去。这一看,就吓了一跳,墙上大字刷着:“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四个人的名字上,照例打上了××。我们面面相觑,说是反动标语吧,刷标语的人一幅泰然的样子;说不是吧……大家学着电影里的台词说了一句:变天了。

现在想起来,工人的消息还是蛮闭塞的,大事小事都要等着报纸公开宣布。也是在那天晚上,我们才听到“四人帮”这个说法,后来还知道了“大快人心事,打倒四人帮”。

第二天上班,厂子里就有了议论,然后照例是集中学习,听文件传达,谈感想。感想是五花八门,但也都是些上得了台面的话。私下里我很想找人聊聊,但也都是些泛泛之谈。一般都知道会有些变化,但这个世界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那就谁也不晓得了。

我从农村回来以后,反而觉得城市很封闭。做知青的时候,有白天没黑夜的扯淡。谈些国际形势,说些国家大事,想着办法找书,然后讨论,人好像都是这样,没希望的时候,反而觉得希望很多。进了工厂,八小时上班,下班回家,好友都还在农村,也没地方可去,有书读的时候还好,没书读,就早早地睡觉。我后来发现,这个厂子里的工人,和我都差不多,所以,恋爱的风气很盛行,一对一对的,吃饭结伴,干活相帮着,也就是些男女搭配的光景。

1976年的上海,已经很生活化了,政治很近,但又很遥远。老人们想着在农村的孩子,年轻人想着恋爱和结婚。那时的工人,好像没有什么消费习惯,长了两只手,就是用来干活的。自行车坏了,下了班就在厂里修,厂子里都是些现成的材料。回到家,有个什么活,顺手就都干了,都是在工厂里学的手艺。在厂里,木工和油漆工是最受欢迎的,当然,还有电工。早早都拢上了关系,想着结婚的时候,给打套家具,铺个电线什么的。我后来结婚,家具是自己打的,房间也都是工友们相帮着刷的。都是现成的工匠,喊一声,就都来了。

1966年,十年以前,上海不是这样。人都涌到了街上,一堆一堆。有演讲和听演讲的,有撒传单和读传单的,也有单个或结着伙在那儿辩论的。工厂也和学校一样,有着林林总总的组织,工人不是参加这个组织,就是参加那个组织,回到家,说起来的,都是政治。工人有组织的时候,就成了工人阶级;没有组织的时候,就变成了做工的人。我1974年回到上海,在厂子里,遇见的就是这样一些“做工的人”,也就是“工人”。这个时候,社会趋于安定,组织是早就解散了,工会也就发个电影票、自行车票什么的。厂子里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也都是些原来的干部。有些大厂,还象征性地保留了几个“造反派”,像我们这类小厂,早早地就将这些“造反派”给开掉了。厂子里有个人,“文革”早期,是公司的造反司令,后来做过几天“革委会”领导。但是在我进厂前,就回到工厂,做起了搬运工。不过,工人对这些“造反派”也没有什么好感。一则这些人大都没有什么根基,尤其技术不行;另外他们有了权,胡来者有之,腐化堕落者亦有之。像那个“造反”搬运工,听说就是犯了什么“生活错误”。所以,“文革”十年,基本没有制度创新,尽管搞出了许多新名词。党支部还是在的,支部书记就兼了革委会主任;也有厂长,是革委会副主任;其余宣传组、组织组,等等,就是原来的科室,只是换了个名称,人还是那些人。只是那些干部不像原来了,每天在办公室喝茶、抽烟、看报纸,很舒坦。工人说:“越斗越坏”。我一开始听不懂,后来想想,差不多是这个道理。工人和干部,感情越来越淡,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干部的道理越讲越大,工人没法参与,也不想参与,倒是留出了许多的个人空间,也多了许多个人的想法。记不清是1975还是1976年,批判邓小平,大字报出来,工人们捧着大茶杯,一边喝一边看,看到“物质刺激”,就喝彩,说好啊。不是工人远离了政治,而是那时候的政治赶走了工人。所以,在我的印象里,那时候有“工人”,但已经开始没有了“工人阶级”。

所以,1976年10月,我们厂里的工人表现得比较平静,甚至有点麻木。政治热情早早地耗尽了,而且,大家也不知道后来会有那么大的变化,包括自身的命运。

先知先觉者是有的,但好像不在我们厂子里。当然,后来还是慢慢地“知觉”了,那是另一种叙事的力量。我们都被编织进一个新的故事,这个故事叫“现代”,或者叫“个人”。

2 还是有一些变化

慢慢地,觉出了一些变化。

学习是肯定的,每周都有几个半天是班组学习,全厂大会也是必有的。厂子里的学习跟我们农村差不多,唠磕。只是城里条件好,每个人都早早地泡上一大杯子茶。茶杯是那种搪瓷的,上面印着厂名,每年都会发。茶叶也是发的,不贵,涩涩的,但是很过瘾。这些都是当时工厂的“福利”。开会总是先读报,或者念个什么文件。读报念文件的时候,就有人打瞌睡。我们班组的老师傅阿祥是个胖子,别人读报,他就打呼噜,被捅醒,就不好意思地笑,还说听见了,听见了。问他,有时也能说出个子丑寅卯,也是一绝。讨论的时候就热闹了,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听上去离题万里,仔细琢磨,倒也不算太离谱。谈得最多的,就是忠臣、奸臣了。“四人帮”是奸臣,“老干部”就是朝廷的忠良。这时候,师傅们就来劲了,有说“岳飞传”的,也有讲“杨家将”的,说得高兴了,就有人唱,唱得都是跑调的老戏。

厂子里原来有个“理论小组”,一开始是为了批判邓小平,读的倒是马列经典。一帮小青年聚在一起,半懂不懂地读原著,渐渐地,也有了些理论名词。批判“四人帮”的时候,这些理论原封不动地也被搬了过来。当然,后来这些“理论小组”都被统统解散了。有一小姑娘,长得美丽,也是小组成员。那个时候的女工,也是要好看的,工作帽要带得稍稍往后,帽檐下好露出刘海;工作裤一般都会重新裁减一下,裤腿窄窄的;工作皮鞋是那种翻毛的,鞋底倒是很厚;两只手插在上衣口袋里,走起路来,一扭一扭,很好看。那个小姑娘,上班的时候也是这番打扮,围着的男工自然很多。后来学理论了,小姑娘的口袋里就多了一本《反杜林论》,说些很深奥的名词,男工们就很敬畏。小姑娘还喜欢替妇女说话,用现在的概念,就是很“女权”的了。这小姑娘那时很崇拜江青,大概觉得江青有点女界先进的样子。后来就有点灰头土脸了,《反杜林论》是不见了,有人逗她,说你现在还崇拜江青吗?小姑娘就急,说你不要瞎讲八讲。

后来,形势稳定了,这类班组学习也渐渐少了,再后来,就没有了。一上班,大家就在车间里劳动,没有了热闹,也少了许多的议论。

再一个变化,就是干部了。原来厂子里有规定,每周四下午,是干部劳动日。这一天,干部们就穿好工作服,到车间来“劳动”了。这些干部有些原来也是工人,但是办公室坐久了,就有点生涩,干起活来笨手笨脚,工人就在边上戏谑,多出了许多余兴节目,干部也不生气,起码脸上是要笑的。所以,每逢这一天,车间里总是其乐融融的样子。慢慢地,干部不来了,有事到车间,公事公办,脸上都很威严。

实际上,“文革”的时候,上海的工厂管理还是蛮严的。“抓革命,促生产”,当然“促”的方式很政治。比方说,那时候流行“义务劳动”,到了1976年10月以后,慢慢就取消了,这一点,很多人还是很高兴的。再比方说,厂里原来有保卫组,说是抓阶级斗争,但主要抓生活作风,保卫组长姓张,在生活作风里,最喜欢抓未婚先孕,当然,这一条后来也没有了。张姓组长整天无所事事,后来就下放到车间,做了普通工人。

我们那时候的厂长姓孙,基本上每天都泡在车间里,人很和气,工作衣脏兮兮的,也不洗,倒不是要表示什么,是真忙。厂长对工人,尤其是对有技术的工人特别尊重,生产上有什么问题,总是要和师傅们商量。师傅们也喜欢他,说孙厂长人好,懂技术。不过师傅们也说,解放前的厂长可不是这样,肚子里都是洋墨水,西装笔挺,尖头皮鞋锃亮,看见工人是不爱答理的。现在想起来,我们厂长应该是“鞍钢宪法”的产物了,也算是改造过的技术干部。不过,说是厂长,好像没有什么权,想求他办个事,比如说换个工种什么的,递多少烟上去,也不管用。打倒“四人帮”,孙厂长更忙了,但还是没有什么权。

有权的是我们书记,姓王,人很威严,没见他笑过,蓝的卡的中山装,风纪扣总是扣得一丝不苟,皮鞋是方头的,但也锃亮。老工人对他倒蛮尊重,说书记威严像个领导。年轻人就不一样了,比方像我。有一次,我任务完成了,躲在一边睡觉。书记下车间视察,我也木知木觉。工友们就吓唬我,说领导瞪了你一眼,我说我正在做梦呢。我后来学习“鞍钢宪法”,联系实际,觉得厂长是被管好了,但管厂长的书记好像还不如被管的厂长,蛮官僚的。我想,大概书记没人管,说是有个“职代会”,但也形同虚设。过了好几年,说是要厂长负责制了,老厂长退休了,新厂长来了,新厂长没人管,也变成了官僚,把厂子卖了,也没人管他,那是更厉害了。当然,这是后话。

渐渐地,说是要整顿了。过去,厂里经常要搞个什么文艺活动,刚打倒“四人帮”的时候,公司汇演,诗朗诵、三句半、对口词,我都写过,也就是些“大快人心事,打倒四人帮”之类。不过,那时候,小青年都蛮喜欢的,有点现在的卡拉OK的意思,老工人也喜欢,说热闹,厂子里有活气。后来就没有了。再以前,我们活干完了,就早早地洗澡,然后焕然一新地坐在食堂里,吃两个肉包子,抽烟说话,等下班的铃声。现在也不行了,澡堂门被锁了起来,这一点,大家意见很大,但这个时候,不作兴贴大字报了。

老工人最想不通的是,“四人帮”打倒了,邓小平出来了,可“物质”还没有“刺激”,就问领导,什么时候发奖金,领导就烦,说现在工人的政治觉悟是越来越低了。所以,感觉不太像知识分子总结的那样“群情振奋”,倒是有点乱哄哄的样子。

不过,变化还是有的,变化最大的,是消息多了,而且都是好消息。有说“大集体”要改成“全民”厂了――后来证明是胡说,证据是“全民”、“集体”基本都倒闭了;也有的说,要涨工资了,还要发奖金。这倒是对的,后来工资涨了,奖金也发了,但没有维持几年。最好的消息是在乡下的知青可以回城了,这是真的,所以大家都高兴。那年头,家家都有人在农村,所以觉得这个世界真的要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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