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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与暴风雨的回忆

发布: 2008-11-07 09:03 | 作者: 严力



从1973年到1978年,我主要是和芒克、北岛和多多来往,当时写诗的还有马佳、鲁双芹和鲁燕生。见到郭路生大约是在1976年前后,那时候他神经已出了毛病,经常住院,偶尔出来待几天,见面机会有限。

在与北岛交往中,最清晰的是1977年他过28岁生日,约我和芒克及另两个朋友一起去颐和园。那是8月2号,下着小雨,我们躲在颐和园长廊附近的小茶馆联诗。每人写一句,由芒克开头,交给我,我写好一句再传给下一位。我们一口气写了四首诗,感觉好极了。1976年夏天,北岛的妹妹因游泳救人而被淹死了。他伤心透了,借助这悲伤的动力,他完成了中篇小说《波动》。我和芒克去他家安慰他和他的家人。从那时候起北岛就开始泡病号不上班,在家写诗看书。羡慕之余,我也如法炮制,小病大病都去看医生。

在我的读书清单上,诗歌部分大都是俄国的,有普希金、叶賽宁、马雅可夫斯基、叶普图申科,还有法国诗人波特莱尔、艾吕雅,西班牙诗人洛尔迦和美国诗人惠特曼等。我偏爱洛尔迦和马雅可夫斯基。这些诗句都抄录在多多的那些大笔记本上。多多富于雄辩,在争论中总是振振有词。有一天我们在北岛家争吵起来,起因是我和毛头对北岛的某一首近作的质疑。而芒克和北岛则认为这代表了意象选择的新方向,譬如北岛的新诗集《峭壁上的窗户》。我和芒克也常为诗争吵,吵过难免闷闷不乐,但很快就和解了。

1978年秋天,北京“西单民主墙”逐渐形成气候。一天,北岛和芒克来到我家,一起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北岛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办一份自己的文学刊物,人马齐备(我自然是其中一员),缺的就是启动资金。他们知道我刚从上海带回几张名家字画,或许有可能换成钱。我坦率地告诉他们,这是我爷爷留下的最后几幅字画,上面还题有我爷爷的名字,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后来他们通过别的渠道解决了资金问题。记得芒克对我说过:哥儿们,造反挑头的或许有牢狱之灾,万一出事,你要没进去的话,一定要来看我。

年底,《今天》创刊号问世。芒克嘱咐我选些作品发表,而我的那些诗正在修改中,于是拖了下来。另一个原因是我开始为绘画着迷,这显然受到我的女朋友李爽的影响。她自学成才,在北京青年艺术剧团当舞台美工。我常陪她去写生,也偷偷用钢笔画些小草图。我一边画画一边修改诗作,最终整理出七、八首,交给芒克,他从中选了几首,发在《今天》第七期上。

1979年是惊心动魄的一年。我疯狂地投身艺术。那年6月底,我和李爽去看了张伟、李姗、冯国栋等人参与的“无名画会”在北海画舫斋的展览。画舫斋是北京市美术家协会的展览场地,举办民间画展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无名画会”大多数作品是风景和静物写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冯国栋和张伟的两张画,前者很现代,有一种横空出世的感觉;后者色调低沉灰暗,描绘了工人生活的艰难。那显然与官方美术的主流大唱反调。不久,我还在“西单民主墙”看到贵阳五青年的画展,其中一个画家叫尹光中。他们把画挂在墙上,虽说是风景写生,一看就知道是我们这样的异类。这一切都令人我激动不已。

1979年7月某日,黄锐来到我家。他是《今天》的创办人之一,也是封面的设计者。他是敏感地走在中国艺术前列中的一位。黄锐原本是来选李爽放在我家的画,却看到满墙都是我近几个月的画作,他马上说这些画不错,要我也参加“星星画会”。黄锐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严力一听邀请他展览,就乐坏了,据说当晚就把胃给喝坏了。”我确实乐坏了,刚画了几个月,被这个伯乐发现了,一高兴自然要喝了酒,但并没有把胃喝坏,把胃喝穿孔是1980年。“星星”筹备期拖得很长,从年初到年中,直到1979年7月黄锐和马德升最后拍板,先找北京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刘迅申请办展览。刘迅专程来到黄锐家,浏览了集中起来的作品,他很兴奋,当即表示同意,只是北京市美协的展厅已排满,要等到明年。而大家一合计,说不能再等了,实在不成就露天展出吧。时间定在国庆节前后。展览地点难定,一是西单民主墙,二是圆明园,三是复兴门广播大楼前。有一天,王克平与朋友约好去美术馆看展览,发现美术馆东侧的小花园是个好地方,更重要的是具有对抗的象征性——美术馆正要举办《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展》!

美术馆位于北京市中心,东侧小花园处在十字路口,人流量很大。九月二十五日晚,参展艺术家在黄锐家开会,商定具体事项。展览日期定为九月二十七日至十月三日。然后由大家分发油印的请帖,并分片张贴手绘的海报,我和王克平负责大学校园和主要路口。九月二十六日上午,我与克平骑车去海淀区贴海报。展览馆、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师大一路下去,贴完天已擦黑,没吃没喝,我提议在外面随便吃点什么,克平说还是省点儿吧,于是各自回家。

9月27日一早,我们把作品悬挂在中国美术馆围墙栏杆上,并在树上挂了个捐款箱,有不少人往里投钱。观众越聚越多,其中包括文艺界美术界的名流。美院附中的学生利用课间休息边看边临摹,“四月影会”的朋友们拍照助威,池小宁甚至用16毫米的摄影机拍纪录片。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江丰也来了,当场表示支持说:“露天美展这个形式很好嘛,美术馆里可以展,美术馆外也可以展,美术学院里可以出艺术家,美术学院外也可以出艺术家。”江丰为人正直,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刚恢复工作,在美术界有很高的威信。他还问起有什么困难,我们说晚上没有地方存放展品,希望能存放在美术馆。江丰马上答应,并责令秘书通知美术馆馆长。副馆长、著名女画家郁风下来看了一遍,大赞说:“有些作品就是参加国际展览,也不逊色。”

但在第三天——9月29日早上,公安局以影响街头秩序为由禁止我们继续展出,并贴出相关的《布告》:“最近发现有人在美术馆街头公园张贴海报和搞画展,影响了群众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北京市革委会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九日《通告》的有关规定,美术馆街头公园内,不准搞画展,不准张贴、悬挂、涂写各种宣传品和大小字报。违者按《治安管理条例》和北京市革委会《通告》处理。此布。北京市公安东城分局(章)北京市东城区城建局(章)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赶到美术馆东门厅,里面有五十多个警察,我们的展品全部被扣。王克平到附近一个研究所借用电话,先打给人大法制委员会一个熟人,他回答法制委员会只管制定法律,具体执行他们无权干涉。他又骑车找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员徐意。她天生爱打抱不平,马上拨电话询问北京市公安局,值班负责人态度坚定,坚决要取缔这个展览。徐意说,她希望尽量避免发生冲突。随后她又打电话给文化部,希望文化部出面调停。

我们马上找来白纸写成抗议书。记得我和赶来声援的北岛一起,举着抗议书站在街头公园长椅上。突然出现了一帮捣乱的小青年,满嘴骂大街,动手动脚。有人悄悄告诉我们,说这些流氓是警察带来的,并指着一个警察,他果然像教练一样站在后边抽烟。

在关键时刻,几乎所有民刊的头头聚在赵南家开会,向北京市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承认错误,否则将在10月1日上午组织抗议游行。刘迅代表北京市委出面斡旋失败。10月1日上午9点30分,大家聚集在西单民主墙前,先举办抗议集会,然后从那儿出发,终点是北京市委大楼。一路上警察在维持秩序,游行队伍打出了“要艺术创作自由”的旗号。在北京市委大楼前再次举行集会后,宣布解散。一直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大家饿坏了,一起来到附近的东风市场二楼西餐厅欢聚一堂,除了“星星画会”的成员外,还有一些民刊的朋友,总共二十来人。当时由我来保管露天画展的捐款,总共有三百多元钱,这顿饭花了一百多元。在欢庆之余,其实大家心里悬着:谁能保证明后天我们中间哪个人不会失踪?

黄锐有一天通知我说,《今天》将办诗歌朗诵会,10月21日在玉渊潭公园。这是《今天》在玉渊潭公园举办的第二次朗诵会,第一次是在79年的4月,那次是芒克通知我的,他还调侃说就在咱们认识李爽的那片小树林。那是1978年秋天,我和芒克一起约了李爽,说要看她画写生。李爽说,另一个画家唐可能也会去。等我和芒克来到玉渊潭河边,发现只有李爽独自在画写生,这是个正面的信号。芒克鼓励我再单独约她,她果然没有拒绝。玉渊潭公园对我们这群地下文人来说是一个风水宝地,游泳滑冰写生谈恋爱,现在居然办起朗诵会。     

第二次朗诵会比第一次更热闹。黄锐画了一张抽象画做幕布,很显眼很另类。听众有七八百人,芒克和北岛微笑着与各种人打招呼。这种场景不适合用绘画来表达,最好是摄影,可惜我没有相机(不久我用我的一张画跟一个法国人换来个照相机)。那天回家凭冲动试图画抽象画,浪费了好几块纤维板,都不成功,也许我还没找到画抽象画的音乐感。不久,黄锐画了一组抽象画《春夏秋冬》,或许就是玉渊潭朗诵会那幅画的灵感的延续。

“星星画展”于当年11月底在北海公园画舫斋开幕。由于展览往后拖了两个月,大家做了更充分的准备,加上一些新成员加盟,整个阵容比在露天展时更成熟更多元化。应观众的要求,展览延长了三天。“星星”事件在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特别对于中国美术界形成的冲击,意义深远。1980年8月,第二届“星星画展”在中国美术馆正式展出,距露天展仅不到一年的时间。

1980年年底,《今天》被迫停刊。

严力: 1954年8月生于北京。是先锋艺术团体“星星画会”和《今天》的成员。1985年到纽约留学,于1987年在纽约创立“一行”诗刊。出版多种诗集、小说集,并举办过数十次艺术展览。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目前定居在上海和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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