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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与暴风雨的回忆

发布: 2008-11-07 09:03 | 作者: 严力



1954年8月我出生在北京,同年就被父母寄养在上海的祖父母家里。文化大革命那把火于1966年8月的一个晚上烧到我爷爷家。爷爷是上海名中医,叫严苍山,曾在1927年与同仁一起在上海创办了中医学院,编写过中医教材的《汤头歌诀》。他喜欢收藏古字画。抄家的红卫兵就从焚烧古字画开始,一口气烧掉了上千幅,并让我们全家带着纸做的高帽子站在旁边观看。几个红卫兵还用叉子捅死了爷爷养的金鱼,砸碎了我养蟋蟀的瓦罐,当时我只有害怕的份儿。

短短几个月,爷爷家被抄了五次,有一次甚至把墙皮地板凿开。更可怕的是,来抄家的人中有人把蒋介石戎装照悄悄塞进一个抽屉。那抽屉我是知道的,只放着空白药方、切脉用的手枕和大理石镇纸,还有我的几颗玻璃球。这照片被翻了出来,后果可想而知。到底是谁放的呢?这谜团永远也说不清楚。正是这个情节,让我对抽屉感到恐怖,很多年后顽强地转化延伸成一种意象:“我拉开一个个抽屉/ 翻阅自己经历过的岁月/ 抽屉里那些曾经提心吊胆的地下诗稿/ 如今安静得能听见养老的声音/ 抽屉里还有一叠已成为古迹的粮票/ 自从它们成为古迹的那一天起/ 我就知道虽然它被称作了文物/ 但绝不为这块土地上的农作物感到一丝骄傲/ 抽屉里还有两枚红卫兵袖章/ 一枚已生锈的半钢手表/ 几张一九七六年四月五号/ 天安门悼念活动的现场照片/ 它们具有同样牺牲后的肃穆/ 抽屉啊中国抽屉/ 甚至在黑五类肉体上/ 所拉开的抽屉里/ 也必会有一本红宝书。”

我爷爷的一条罪状,就是给许多“坏人”看过病。他1967年底被关了起来,不久便在隔离室了结了自己的生命。被隔离前,他让家人把我从上海送到北京父母处。对我说:“我保护不了你了,回北京找你父母吧。”这是我听到的他最后的声音。

1967年的北京,所有学校都停课了。1968年5月6日中央下发了《关于成立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柳河“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我父母紧跟着就被发配到湖南衡东县的干校。父母带走了只有10岁的妹妹,把14岁的我留在北京,为了他们将来回城探亲留条后路。

我脖子上挂着家门钥匙,与处境相似的孩子到处闲逛、打架,无所事事。我在了北京西城区社会路中学注册,由于学校停课,报到后就在学校的操场挖防空洞,说是为了防备苏联的飞机轰炸,再不就是学学毛语录或上街庆祝最新指示。

有件事情让我记忆深刻。1967年年底,当时我家住在三里河计委大院,不远就是三里河工人俱乐部。那天在俱乐部对面,一群与我年龄相仿的孩子们在交换毛的像章,正好有人拎着只公鸡走过。一个孩子说那是去附近复兴医院打鸡血,即抽出鸡血抽注入人的血管中,据说可包治百病。另一个孩子说我才不信呢,如果打了鸡血,说不定会像公鸡那样早晨打鸣呢!把大家都逗乐了。

1969年夏天,百万庄的朋友给我看了一份手抄的诗稿,一张皱皱巴巴的纸,歪歪扭扭的文体,是郭路生的《相信未来》,这首诗让我感到很新奇,是我识字以来第一次看到中国人自己写出这样的文字,尽管无人能回答未来在哪儿。那朋友说不要把《相信未来》传给你不相信的人看,因为有可能被告发。我认认真真把这首诗抄了一遍,经历过抄家的惊吓,不知道该把它放在什么地方最安全。最后我把它背下来撕掉了。

我们这些大院留守的孩子整天混在大街小巷,打群架,惹是生非。消息传到五七干校,不少家长专程回北京把他们带到干校,免得出事。就这样,1969年10月我来到湖南衡东县的“五七干校”,进衡东第二中学上初中,除了学语录和报刊文章,还学了几句万岁之类的英语,再就是每天到农田干半天农活或上山砍柴。

1970年的夏天我16岁,只身从湖南回到北京,回来不久,就认识了在白洋淀插队的计委大院的姜世伟,也就是后来的芒克。年底我被分到北京第二机床厂,住在工厂宿舍。1972年我因打桥牌结识了同厂技术员陶家楷。我先认识学光学仪器厂的大学生葛正榕,他有四分之一法国血统,看过很多文学书籍。他教会我们打桥牌,开始与其他社会上的高手比赛,除了陶家楷,还有聂卫平的哥哥聂继波、吴尔鹿等。我们经常在中山公园里面打牌。陶家楷那时候生活很潇洒,他往往只有一身衣服,有一次到我宿舍把衣服洗了,就穿着内裤坐下与我聊文学,一直聊到衣服差不多干了再穿上离开。我为他买来白酒,他更来劲儿了。他聊的东西很杂很有意思,能背诵不少现代派的诗歌,主要是苏联诗人从二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作品,与我们有着相似的背景,感觉挺亲近。不久他带我认识了赵振开,也就是后来的北岛。就在这个时期,我还认识了写诗写得铿锵有力的毛头(多多)和岳重(根子)等一批比我大几岁的哥儿们。毛头有一笔财富令我羡慕,那是几个厚厚的几大笔记本,是他从各种书籍(包括黄皮书)摘录的诗句。每次借了一本,下次再换另一本。

岳重19岁那年(1970年)写出《三月与末日》等8首长诗,此后就没再动笔。物以类聚,我们这帮人常聚在一起,其中有从农村回来等待再分配的,也有像我这样在工厂上班的。我也是那时候开始写诗的,把这些内心的秘密锁在抽屉里,或与小圈子中的同伴们分享。

1972年某一天,我和芒克去铁道部宿舍找鲁燕生,在他家里看到一幅奇怪的画,后来才知道此画的作者叫彭刚。当时在北京的圈子包括张朗朗、张寥寥、鲁燕生、鲁双芹、彭刚、刘羽、陆唤兴、申丽玲,以及晚几年出道的画家张伟、李姗、唐平刚等。我们互相借书,特别是西方文学作品。大家都没钱,有点儿钱就凑起来买酒,只要酒够多,总会有人喝醉,但更多的时候是酒不够,喝一会儿就没了,很扫兴。

1979年我开始画画。最难的时候根本买不起画布颜料,就用酱油、红药水和紫药水代替,朋友们送来几块纤维板当画板,或捡来木条钉画框。这方面给我帮助最多的是石京生,他在美术公司上班,每天画的都是政治宣传画,那是个倒胃口的活儿。能画自己想画的东西,在那个时代还有一个阻力,就是家庭。全中国城市的孩子都住在父母单位分配的房子里,基本如此。住在父母家,就意味着全面的管制,写几首诗往往不太受注意,但大张旗鼓画画就不行了。面对着那些他们根本看不懂的画,他们就发愁,进一步担忧这是否会带来政治上的麻烦。在与针锋相对的角力中,他们最终说服了自己:这总比出门交不三不四的朋友要好些。有一次,妈妈发现找不到更换的床单了,发现是我把三条床单全当成画布了,她说:“你不能让我们睡在你的画上吧?”,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听到她这幽默的表达,意味着谅解和宽恕,让我记一辈子。几个朋友听说床单可当画布用,就把家里的床单偷出来送给我。

我发现在我的工厂宿舍地下室就是图书馆,于是撬锁取书,每次三五本。阅读推动了写作,相辅相成。我最初写诗为了悼念爷爷,他是自杀的。现在想起来,自杀成了我写诗的主要诱因之一。那时候自杀的人很多,身边朋友的父母有投井的、割腕的、上吊的、跳楼的。自杀使我产生很多想象,有一阵满脑子是各种各样的自杀方法,包括我“创造”的一种:把台灯的电线紧紧缠在身上,然后用脚踩一下开关。

1973年秋,应芒克之邀,我求人开了三天病假,加上星期天,和芒克一起来到白洋淀。乡下的荒凉反倒使我精神一振。芒克和老乡们的关系很好,有好几家人请我们去住,最后还是住在芒克最好的朋友福生家。在淀上划船,芒克讲起当地知青的故事。我望着湖水蓝天,想起马雅科夫斯基的《穿裤子的云》。芦苇呈黄绿色,在风中起伏,我突然有一种想写情诗的冲动,却转化成一首与阶级意识相关的《穷人》,经不断修改最后是这样定稿的:“无数块补丁,/一左一右,/在月光下劳动,/好面熟的风,你补着残破的天空。”进村前我看见穿各种补丁衣衫的农民在地里捆干草,地平线像一根无限长的扁担,扁担上是正暗下来的天空的份量。

那时白洋淀两派武斗刚结束不久。有一天,我和芒克与村里的朋友在淀上划船,突然两只船包抄过来,上面是持枪的军人,原来他们是在收缴流失在民间的枪械。此后我们再也不去划船了。趁芒克与老乡叙旧的工夫,我独自跑到密林里或山坡上写诗,在那儿的感觉太棒了。大自然带来的原始动力正改变我的写作,有时粗糙,却指向内心。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北京街头到处都是地震棚。我下班后常到芒克搭的渔船形地震棚去串门。我们正处在追求女孩子的年龄,那是我们的主要话题之一。芒克有意把地震棚搭成渔船形,对他来说,白洋淀依然是挥之不去的情结。正好白洋淀的福生来北京办货,邀请我和芒克去参加他妹妹的婚礼。所谓办货,无非就是扯几块花布而已。当时芒克没工作,我正好刚发工资——40块零一角,买了个闹钟,剩下的支付来回车费。

福生让我作为女方亲眷,为他妹妹扛嫁妆送到男方家去。这可把芒克乐坏了,他不断地在送嫁妆的队列前后吆喝。我这个城里人首次参加乡下婚礼,还扛着个木箱走在队列最前面,真有点不好意思,低头往前猛走,差点闯进别人家,引起一阵阵哄笑。芒克就借机跑到前头,让我跟住他,他在我耳边不断嘱咐:“如果新郎家对你招待不周,倒茶递烟不及时,你就可以扛着箱子回来,他们就只能再来求你,你就是大爷!”芒克越说越高兴,一路上至少重复了三遍。

虽说是参加喜宴,我目击了农村生活的艰难。那年白洋淀干过淀,新蓄水后的小鱼苗还没长大,许多渔民只好到天津等地打鱼,这样的收入不稳定,时常会断顿。与渔民们喝最便宜的地瓜酒时,他们那一声声叹息触动我的心。

几天后回到北京,我下班后常和芒克一起住在他的地震棚里。他写下这样的诗句:“让渔船像酒杯一样相碰,/当我们再次团聚时……”那段时间芒克写了不少诗:“我真希望让马车直接把太阳拉进麦田去。”而我也写了这样的句子:“我穿著两只渔船的鞋在淀里走动,/没发现什么鱼来提出抗议。”因为没有鱼。1976年8月下旬,芒克很神秘地对我说:“哥儿们,你的生日让我忙坏了。”说着递过来一本棕色笔记本,厚厚的,原来他手抄了一本他自选的诗集给我作生日礼物,其中有他最新的长诗《我属于天空—1975》,最后还引用了我的一句诗:“轻轻地垮了过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在他选抄的诗句中有:“我遥望着天空,/我属于天空……”,“当对面的山谷又送来了我的呼喊声时,/我的声音震动了我的心。”“看,那是辆马车,/看看吧,那是拉满了庄稼和阳光的田野!”谢谢芒克,那是我二十三岁生日。记得北岛也有关于天空的诗句:“有了无罪的天空就够了,有了天空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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