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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四五事件前后

发布: 2008-11-01 11:48 | 作者: 阿坚



镜头八: 隔离审查一个多月,不小心“抬”了个人

我被隔离审查的当天,便交待了主要“罪行”,也许因此我没被铐走,但也被吓唬:你还有重大犯罪事实没有交待,再给你两天时间,否则就逮捕法办。审查的第一夜,我被锁在办公楼的一间小屋里,但我有了定心丸:我不会被抓进去了。虽然在这小屋里不自由,但比起4月份抓人风潮时的惶惶不可终日我现在倒踏实了。交待就交待呗,人在无产阶级的铁拳边上,怎能跟它较劲。我已经被定性为参加天安门广场暴乱的反革命分子,从即日起停发工资,不许乱走乱动。我当时有点像在梦中:我是反革命?以后就完了?别逗了。

从这日起,上面派来的专案组组长和一个警察就天天到我的小屋来上班了。在座的还有我厂的孟书记;头几天还有一个记录员。隔离的第二天,照样是讯问。不许和任何人说话。我当然看到了同情或怀疑的目光,也有一半人似不知道。

这两天,他们专门提出一些问题问我。主要有:谈判小组到底是怎么产生的以及真正出主意的人反而没进小楼?我只好又重复一遍昨的话,只不过稍具体了点。我说的大致意思是:乱哄哄的场面,谁起个头一般都会获得大家响应;我看不出谁是头,连一个初中学生都能当谈判代表,这个谈判小组的素质可想而知;我不觉我被利用了,我想的就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一定要回花圈和战友。他们打断我:你不要老提周总理,你们就是打着悼念周总理的幌子进行反革命勾当。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我明白他们是想挖出一个有预谋和组织能力的领导集团——这好像是我国斗争史上的惯例,没有集团怎么能弄出反革命暴乱。

他们问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有什么具体的指名道姓地攻击中央领导的言论。我回答的也是事实:我没听见有打倒具体人的口号,只有“打倒法西斯”。我后来知道,直接攻击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人大部分都被抓了。

他们也详细问了另四名谈判代表的情况、尤其是在广场上的言行。我老老实实讲出那四人的体貌五官特征,也说出我所见到的他们的举止。还好,他们四人和我差不多,都没说极端的话以及做暴力之事。当然,他们四人万一有谁喊了“打倒江青”,我在被审查时也不会承认,因为用“广场各种声音很大、我没听见”来撒谎也说得过去,这种不损人不害己的作法是一般百姓的良心基础。

他们问:《告工农子弟兵》的诗在广场上念了多少回。我也据实而说:我念了一遍,是在大会堂东阶上。

我每天都要在专门印刷的审讯记录纸(黑色横格线,外带粗黑框)上摁下我的手印。那感觉像是承认这是自首书,心情略灰。

大概第三四五天,专案组叫我父亲来到了我被隔离的小屋。他非常生气,跟我说:你现在是反革命,必须老老实实交待罪行,也许还能得到宽大处理; 我们家不要你这个反革命儿子,从今天起我和你断绝父子关系——我回去就办和你脱离父子关系的手续。我爸训我是当着专案组的,他的愤怒很真实。大概几天后 我的户口就被转到工厂了——是孟书记告诉我的,他还夸我爸爸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因为被家里开除,我故意在专案组和那个警察面前表情凄苦,可怜兮兮的,这当然是想让他们早一点宽大我。其实我有点得寸进尺了:被抓与被隔离,后者太幸福了。

在隔离审查期间,我做了很多“认罪态度”比较老实的交待,但也总是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悼念周总理,还声称:我当时没觉做的不对,所以现在才没必要撒谎。可对方也嘲讽地问:既然你做的没错,为什么“四五”那天明明旷工去搞反革命活动反而让记考勤的给你记了全勤,你做贼心虚呗。

对此我真是哑口无言。也知道为我记全勤掩护我的组长赵师傅肯定为此受了连累。专案组透出这么个信息,他们说的是若不是你的那个“全勤”,你早就被抓起来了。我这次是亲身领教了国家机器的专业效率,在“四五”仅过了一周左右,他们就拿着照片来了。

记得在连续审我一周后,专案组长以及公安就不常来了。一周后,我只是根据他们的专题专问写些详细的“认罪书”。这样一个人是清净的,无人打扰,且去买饭也没人跟着了。停发工资(35元)后给我16元。在厂子里吃饭是够了。

工人就是以实惠方式帮助一个落难者。我不能与任何人交谈,但他们可以在排在我身后时与我耳语,意思是关心、坚持、别太倔什么的。

我在专案组面前丝毫不倔,也就比奴颜婢膝好。古有“苦肉计”,我玩的是“苦脸计”——永远愁眉耷拉嘴,眼睛不睁大,像是这辈子的“政治生命”彻底完了。

一天上午,专案组长及公安都来了。平常是组长来看我写的交待而公安不来。这次他们果然提出一个我早已预料却没说过的问题:你在广场上肯定有知根知底的同伙,这一点你一直隐瞒着。我矢口否认。他们说出:那为什么你在广场上早晨和中午的衣服不一样?

我说:咳,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非要和我换衣服穿,于是我的蓝工作服就换成了他的浅灰夹克。

公安说:夹克要花十几元买,工作服是发的,他不认识你干嘛这样。我只好说:他可能觉得我太出众被盯上了不安全。公安又问:他没说什么时候再换回来。我说约好第二天晚7点在西单体育场换回,但他第二天没来会我。

没想到公安非要我说出他的名字,我这次真是顺口诌的,说叫王德明。心说不可能有这个人,你们丫查去吧。

三四天后,他们又是全部上阵,说是今天给你一个立功机会,看看这些照片中人在广场上干了什么。大约三四张照片,我一个不认识。我不知怎么回事,将那几张照片摆在桌上,假装认真辨认。我无意拿起一张照片,随手一翻,见背面三个字:王德明。我心里呵呀一声,坏了,他们真地查出了几个王德明。

我还故做不屑的说:不是这个王德明。心里为这三四个王德明担忧,又一想他们没做过的事是不会承认的。

镜头九:弄出一尺多厚的交待材料,工友的仗义和管不住的春梦

我大概被隔离审查了一个多月。大部分时间是在不停地写交待材料和思想认识,那一个多月我写了一尺多厚的稿纸。

除了交待事实,我肯定也无数次地写过如下认识:我对不起党和国家,犯下了严重的反革命罪行;我上了坏人的当,成了他们反革命的工具;我冲击小楼、当谈判代表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我爬上纪念碑浮雕是反革命的跳梁小丑;我不听政府的话,赖在广场,起到了破坏和捣乱的作用;我念《告工农子弟兵》, 是把矛头对准了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我半道换衣服是想蒙混过关,但人民警察的眼睛是雪亮的;我要低头认罪。

我肯定也写了不少求饶的文字:念我还年青,请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我本质上是热爱党和毛主席的,不是故意犯的错误;我有技术有文化还可以为国家干很多事情;我要接受教训,抓紧思想改造。有一次我甚至假惺惺地问孟书记:以后我若特别努力的话,我还能入党么。孟给我的是蔑笑,他说:你先不要考虑那些事了,先交待好罪行再说。

总之吧,那一个来月,我把报纸电台上的极左语言用了好几遍。说空话大话谎话已经很顺嘴了。那么多令我恶心的文字出自我手,后来我都不太相信,可当时没觉得什么,只是希望早点结束审查。我的思想更是灰溜溜的,混一天算一天,尤其是想起很多人在监狱中受苦,我就特惭愧地认为:他们在替我蹲监狱,我替他们在牢外清闲——每天能吃肉,不挨揍,买饭时照样能看见靓丽的女工,我真对不起他们,我真是小人、胆 小鬼、软骨头——幸亏我不知什么有价值的地址,否则高压之下我当叛徒也说不定呢。想深了,我就自卑起来,一副甫志高的表情。

我们组的工人尤其组长和哥们赵X对我特好。有几次赵组长、赵X偷偷地给我送来好吃的。我劝他们快离开我的小屋,他们不在乎,还说:就算来做你的思想工作让你快些认罪。他们当然表示了:大家都希望你早些能自由,回车间,谁也不会拿你当反革命对待的,还说车间不少人挺佩服你的。

最出格的一次是朱师傅来找我,当时我已被审查了一个月,专案组不怎么来了,孟书记也不天天盯着我。朱师傅说:你肯定特想游泳,我带你去。他告我他提前看好了孟书记去公司开会了。我出小屋时虚掩上门,仿佛我去厕所了。我俩是跳墙出去的。久违的游泳池,久违的自由泳,太美了。一个小时后我悄悄返回,无人察觉。我继续以写检查来练钢笔书法。

我小学时练过欧体一年多,进工厂后爱临黄山谷的字。至于硬笔书法我在青工中可能是最好的。艺无止境,我在那一个多月,练习悬肘写钢笔字。这样写字特挥洒自在,但没练过的人极不适应。到后期我的检查,有时以《兰亭序》的笔意写,有时以怀素和尚的草书写,但不敢使隶书,怕他们以为我在玩。

真不好意思,我在隔离期间,还做了几次朦胧地流氓梦并且“放了水”。梦外我是反革命,梦里我是流氓。由于白天从事的是脑力劳动,是“文字”工作,觉就睡不太好了。失眠时想的更多的是厂里漂亮女工,今夜想这个,下夜想那个,每晚都挺专一的。

隔离审查让我烦了。毛主席什么时候才能发个最高指示,饶了我们这些青年呢。

镜头十: 由隔离审查改为监督劳动及终获平反

1976年7月的一天,已经隔离审查一个来月的时候,专案组向我宣布了:隔离审查结束,回车间监督劳动改造;随时要向组织汇报言行;你是反革命分子,在四五事件中有重大罪行,组织鉴于你认罪态度好才没移交公安机关;你的事还没有最后结果;工资恢复正常。

我又回到了车间宿舍。我坚信:我没什么事了,他们就是吓唬我。

回到车间当天,车间王主任过来对我很和蔼地说:好好干活吧。一个多月没干活了,乍一干跟参加运动会似的,痛快,抒情,弄得不少人以为我真在玩命劳 动改造重新做人。

说是“监督劳动改造”,其实没人监督,我只须每周向孟书记写一份假话连篇的思想汇报就行。我被家里“开除”,户口转为厂里的集体户。我无法回家也懒得回家。

我也去特艺总公司的德外一家厂子见了好友张XX。我跟张讲了:专案组问我那件换的夹克是谁的,我瞎编一人名,结果叫这名的有三四个。张XX说你其实没必要,我借你件衣服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在“监督改造”的日子,工友和师傅对我如常。除了干活,也跟他们一样打闹说笑,打牌打球。下班后常打一个小时的“三先”才散,挂赌,输的人请赢的三人去六部口喝豆汁吃焦圈,那时的豆汁才两分一碗。虽破费很少,但大家都很投入,牌出得照样惊天动地。。

十月初,有消息传来, 说四人帮被抓了,是以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为由在中南海抓的。

文革初期,几年北海公园不开放,据说江青住在里面。玉泉山自解放后也不是人民的公园,文革后期叶剑英住在其中,而民国时的中央公园(中南海)买票即进,1949年后成了毛主席的居处。反正国民党时的不少公园都成了领袖及其战友“为中国人民日夜操心”的地方了。幸亏毛泽东,说绝不住以前的皇宫,那是亡国的皇宫。百姓才可近瞻皇家禁地。像北京古典八景的“玉泉垂虹”、“太液清波”只能远观了。

粉碎四人帮正式公布于1976年10月14日,但大多数人是在抓四人帮的第二天就知道了。我当然乐坏了。说我是反革命的最高领导成了反革命,我不用废话就是好人了。

10月8号晚,我请我们钳工四组全体及车间好友去五道口餐厅大搓一顿。最贵的菜都要了,花了三十多元。那时一整只香酥鸡不过三四元,炖的整鸭四五元,里脊丁也就八九角。我那天没有喝醉,工友说我笑傻了、都不会说完整的话。

翌日在水房打水,碰到我的专案组成员、我厂的书记孟XX。他阴着脸说:听说你昨晚请客来着,告诉你,你的问题还没有完,天安门事件的反革命性质是毛主席定的,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我没和他顶,哼啊应着,心说以后我不是反革命不也得归他管,不能惹他。

四人帮垮台后不到一个月,在厂食堂就为我开了平反大会。是侯厂长主持并主说的,大意有:为赵世坚彻底平反,他是与四人帮斗争的战士;补发工资;当众销毁材料。会后即拿来我写的约厚一尺的东西,点火烧了。烧的时候纸乱飞,我和工友四处追捡,场面滑稽。这些让我脸红的东西、软骨头的证据烧了才好。我松了一口气,仿佛我叛变的证据全毁了。记得那会后,前些日子让我“别高兴太早、你的问题没完”的孟书记过来温和地跟我说:你是好同志,以前我们对你的审查是上级的指示,是四人帮的罪行,你不要记恨我们。我当然没说什么,只是点点头,人逢喜事,前嫌尽弃嘛。再说以后我旷个工、犯个错还要求孟书记高抬贵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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