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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

发布: 2008-11-01 11:45 | 作者: 李零



车站送行

俗话说,生离死别。古人多少诗歌,全是写送行。“相送临高台,川原杳何极。日暮飞鸟还,行人去不息”,就是这种画面。出门不容易,出去一趟,不定回来回不来。生离和死别,其实差不多。掉眼泪,那是难免的。

一九六八年,大批知青在北京站和前门车站出发,场面很壮观。郭路生(后面会讲)写过一首《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很经典。火车开动的一刹那,气氛和心情什么样,他写得最好。

我记性不好,但哪天走的,绝对不会错。那天,车窗外,一轮明月亮晃晃。同行的王志敏(插友,后来在某警官大学当教授,已经去世)跟对面的中年人说,你知道吗?“八月十五杀鞑子”,蒙古人不过中秋节。他是借中秋的月亮找话茬。谁知道,对面是个蒙古族。人家说不对,中秋是各族人民喜庆丰收的节日,不是你们才过。

我走,是在大批人马后面,晚了点。当时特高兴,一点难过的心情都没有。学校,我不留恋。当兵有铁的纪律,可怕。工人围着机器转,紧张。我都不羡慕。这些地方,哪有农村好,广阔天地,漫长冬闲,更适合自由散漫的我。当时我这么想。

记得刚回学校那阵儿,大家乱掐,以为把别人掐下去,自己可以上大学,我实在看不下去,索性躲家里。解放军派王长安(高六七五班的同学)叫我,我不去。

我在郊区玩,游山逛景,主要是1967年,还有1968年的上半年。云水洞、沟崖、潭柘寺,我们到处跑,甚至蹬车子去海边,跟渔船出海捞对虾。萧漫子(插友,后来是一老总)就是这么认识的。

这等表现,上学肯定没戏。我早想明白了,就算有机会,也轮不着我。我是谁?黑帮子弟,打“文革”头一天就是(七九年,我爸才平反)。

插队,我不难受。我想,叫你们掐,怎么样?全是白掐。现在倒好,毛主席一挥手,都得往下走,大家又恢复了平等。我有一种解放的感觉,高兴还来不及呢,难什么受?

好些人,平常不露面,全在这儿碰上了,又是握手,又是拥抱。

突然,火车一动,他们拼命挥手,就像郭路生说的,“一片手的海浪翻动”。“一声尖厉的汽笛长鸣”,他们走了。

郭路生没写一个“哭”字,但所有人都哭了——除了我。

我心想,谁都得走,早晚的事。过几天,我也要走。

我没注意大家的脸,不管走的,还是送行的。

车一驶离,我就朝外走,大步流星。

走到出站口,转身,回头。这一眼可不得了,我愣住了,所有朝我走来的人全都泪流满面。

两狼山下竟夕谈

我到内蒙插队,本来是投奔张木生。我不跟学校走,自己找地方。学校说,你是自己找别扭。我跟学校吵了一架,动手摔门,咣的一声。漫子说我火气大。

招兵买马,骆小海(红卫兵的创始人之一,《三论造反精神万岁》的执笔人)说,要男女搭配,注意比例。他叫我网罗女生,我找了两人,她们又找了几个,骆小海的女朋友也在其中。有人说我别有用心(我心里说,不定是谁)。

想去的人太多。我们在丁小林(插友,后来是老总)家聚议,门口车子一大排,被对门一中学看大门的举报,全都收到局子里。背对背审问,出身好的先放,出身不好的后放。我是最后几人,天黑才放出来。骑到张进京(也是一发小,后来在科委工作)家一看,他在大哭,骂世界不公平。其实,他比我先出来。

结果,人少了很多。

到了临河,小召公社,光明大队,第二小队,我才知道,男生一地儿,女生一地儿,根本不在一块儿。木生更是远在北面的狼山公社,路很远。

有一次,我去看木生,在两狼山下。我们在饲养院的炕上聊了个通宵。我还记得,炕很热。

聊什么?我回忆,有三条。

第一,我说,“文革”和四清有关,四清和七千人大会有关,七千人大会和大跃进、三年困难有关,农村是个大问题。康生抓赵建民,说你们就是要开九大,通过投票,让毛主席下台,刘少奇上台,这是道破天机。问题的根子是大跃进。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要为彭德怀平反。四清,也是清算大跃进。毛主席咽不下这口气。“五七道路”,“军队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还是要重建他的乌托邦,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当年邹伏婴(也是一发小,现在在木生手下)的爸爸(邹鲁风,人大和北大的副校长)是怎么死的?木生,你还记得吗?两校调查团调查什么地方?不正是五八年放卫星最欢的地方吗?事实证明,这些地方后来正是饿死人最多,干部欺压群众最厉害,因而也最四不清的地方。刘要翻案,毛也要翻案,当然不可开交。

第二,我说,农村的现行制度弊病太多,我研究过我们小队的账目,中国的农民,经过查田定产定口粮,根本吃不饱也没钱化,五黄六月经常断顿儿,群众打欠条,把队里的积累都掏空了,半夜狗叫,尽是偷东西的。学大寨,评工分,不但评不出什么干劲,还惹下一肚子气。三年困难后,公社的壳儿还在,但基本核算单位不断下放,就差一步没到位。大家对集体不关心,关心的是自留地。包产到户,现在看,思路还是对的。

第三,我说,知青道路,根本问题是去留问题。滕海青讲大实话,下乡是为了解决城市人口的压力。咱们这些人,少数人走,多数人走不了。好好劳动,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甚至比他们还能个儿,改天换地什么的,我赞成。问题是,你是这么表现一下然后离开,还是永远在这儿待下去。我的看法是,越是大喊扎根儿的,越是为了拔根儿,拔不了才扎,不管愿意不愿意。比如农民,他不扎怎么办。北京宣武区的孩子,胡同的孩子,穷人的孩子,不扎怎么办。我们点上闹分裂,有一争论。有人说,插队好比过河,有人踩着石头过河,有人是被踩的石头,重在表现。我说,不愿意当石头的才当石头。表现好就走,并不是广大知识青年的出路。

我胆小,这种反动话,只敢在底下说,绝不敢声张。木生胆大,什么都敢说。他写过一篇文章,讲农村问题和知青问题,成为手抄本。那是冬天里的一把火,几乎传遍所有知青点。

文章到处挨骂,人人都说大毒草。知青点的大字报,批判题目,经常是“老贫农怒斥张木生”。冬天回北京,大家都在吵。骆小海、孔丹、李晓东、徐浩渊(都是红卫兵时代的活跃人物),很多人都来找他。我吓坏了,劝木生藏起来,凡是认识点的人,一定要叮嘱,赶紧销毁,千万别再传。可问题是,覆水难收,这哪儿来得及。

更糟糕的是,有人设局,引他出笼,在黄以平家辩论。辩论双方,正方是张木生,反方是一○一中学的任公伟(该校的四三派领袖)。任有一拨人。

他们到处借录音机,幸好没借到。那天,骆小海、韩军去了,去是看热闹。他俩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元老,没错。但一○一那拨人把张木生想象成老兵,却是十足的误会。他们以为,中国的未来,是干部子弟与非干部子弟决战,两军对垒,没有中间派。我和木生,专门反对血统论,冤枉。但那个年代,血统是划分立场的关键。北京中学生,这个问题最突出。

我去,目标很明确,就是搅局。我想制止辩论,制止不住,只好破口大骂,骂任公伟没安好心,会才散了。

当时我想,完了完了,杀身之祸。

后来,我听说,那次辩论,一○一的人整了材料,上报江青、周恩来,材料被扣下。

后来,我听说,耀邦读过木生的文章,很欣赏。他是因祸得福,反而调进北京,成了农村问题的专家。他说,任公伟向他道过歉。

我逃出考古所,就是木生去调。他们的调令很管用。

记得我去农经所(社科院的农经所),陈一谘(前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头)送我一盒墨。他给社科院打电话,嗓门很大:李零本来就是我们的人嘛,前几年,他玩纯学术,脱离实际,现在,在党的改革精神的感召下,他终于归队了……

木生赶牛

木生什么人?我还不知道。我俩发小,太熟悉。你别看他现在是个领导同志,看病拿红本,小时候淘着呢。

这里讲个他赶牛的故事。

我在内蒙,跟马牛羊鸡犬豕接触最多。这种知识很宝贵,我叫“畜牲人类学”。畜牲被人养,它怎么孝敬人,人怎么奴役它,奴役怎么引起反抗,反抗为什么失败,这是门大学问。

比如猪和鸡,献肉献蛋,都是卖身不卖力,一门心思全在吃,记吃不记打。

猪会拱门,呼哧呼哧,登堂入室,直接上家里找吃的。鸡会上炕,站我头上拉屎。我生病在炕,门是破门,赶走一回又来,赶走一回又来。它们敢这么欺负我!我火冒三丈,随手抄鞋,嗖,但见门口方向,扑棱扑棱,有只鸡当场毙命。志敏回来,熬了鸡汤——那是老乡的鸡。

狗最忠诚,只听主人话,跟奴隶似的。人最喜欢狗,但骂不离狗。逮谁不顺眼,就骂谁是狗(他的意思是,贱胎孬种,不算人),根本不管狗的感受——反正它也听不懂。

马,老是一惊一炸,我就怕他尥蹶子。

还有牛,什么叫牛脾气,我深有体会。

牛很老实,但脾气很倔,力气很大。老实人发脾气,那才不得了。

我记得,队里阉牛,脖子上架根大杠子,四个大后生两边固定,提心吊胆。我呢,“甘居牛后”,两只手紧紧扽着牛尾巴,比牛更紧张。

手术开始。它稍一抖动,我们就东倒西歪,摔倒在地下。多少次折腾,才把丫骟了。牛蛋,个儿很大,热腾腾,被老韩拿去下酒。我很好奇,不知什么味儿,没敢开口。

记得有回,爬两狼山,有一地儿绝险,两腿打战。

他们那边挺荒凉,却是长城所在。

临走,木生说,我也进城,套个车送你。奇怪的是,他手里拿个蝇拂,好像老道。我纳闷儿,赶车不用鞭子,这算什么家伙?

上路,老牛拉破车,很慢。我说,为啥不用驴。

木生说,我有诀窍,你信不信,说快就快。

他把蝇拂的把儿倒过来,噌的一杵。果然,牛蹬蹬往前窜。我没看清部位,他说是牛屄。

但过一会儿,速度又恢复如前。木生说,没事,再来一下。牛又开始狂奔。

如是反复多次,木生很得意。

终于,“咚”的一声,老牛也会尥蹶子,重重踹在车帮上。

它竟掉头狂奔,往回跑。

我们傻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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