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鹅湖里的梦奸犯
如果说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那个舍生跳楼的英勇情节给七十年代初的中国人上了一堂活生生的英雄课的话，它的另一部姐妹电影《列宁在十月》则在七十年代影响则更为巨大。电影中，巡洋舰“阿芙诺尔”号用主炮向冬宫开炮射击，导致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宣告了社会主义的诞生”。人们像打不死的妖精一样，潮水般冒着枪林弹雨冲向冬宫的大门。这些宏大场面，让我们这代人终生难忘。但这部电影中的另一情节，在当时的影响，完全可以和《列宁在1918》中的跳楼比肩，并表现得更为诡异和心照不宣。她那怪诞的气氛弥漫在整个七十年代里。
从1969年到1974年，我在靠近青年路的南署袜街小学读书，以学校为中心，周围有五家电影院。学校马路对面的省电影公司，我们经常翻墙混进去，那里常有市面上看不到的“内部电影”。七十年代中期，《山本五十六》、《沙器》、《山打根八号妓院》这些当时最禁忌的电影，就是在这里混的。
以此为轴心，附近有工农兵商场（现红旗商场）的人民电影院，文化宫电影院，春熙路的新闻电影院和科甲巷边的青年宫电影院。这五家电影院离学校都不过三五个街口，距离都不超过一刻钟的路程，是我们逃学或放学后在市内最大的精神乐园。每周至少有一两次混迹于此。以至到现在，看电影仍是我人生六大嗜爱好之四，其他的分别是：聚众喝酒（祸害得差点要离婚）或独酌、在桌上挑剔食物或到灶边谴责厨政、下班、混栽密集型植物、看电影、读书时打瞌睡（实际上患有晕书症）。
我家电影院右墙上收陈了两千多张一百年来世界上最好看的片子，这可能是从小混电影院的结果吧。赵无眠看了，说也要回去把片子一张一张用盒子装起来存列。那天宁浩和太太来了，我从来架子上拿了《疯狂的石头》给他说，真的对不起啊，我这里的中国片子没超过三十部，导演没超过十人。
1972年暑假前的一个下午，我和小老七、曾晓东等几个班上的“吠头子”混进了春熙路边的新闻电影院。那时成都刚刚开始放映《列宁在十月》，电影院天天爆满。黑漆漆的影场里正在放映《列宁在十月》。电影放到三分之一，出现了这样一个剧情：在莫斯科的一个豪华剧场里，舞台上正在上演《天鹅湖》第二幕那段王子和白天鹅的双人舞。忧郁的王子高高搂着更为忧伤的公主在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独奏乐曲中翩然起舞，台下是一群干柴烈火般的水兵和桀骜不驯的观众。镜头的特写是一个满脸油汗、嘴唇上有大胡子的胖水兵正握着一只硕大的鸡腿，大啖之时兴趣盎然看着王子高高托起白天鹅，悠缓地秀过舞台正面。在天鹅的超短纱裙下面，是这个世界上被塑造出来的最美丽角色的双腿，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从足尖到大腿根部，她几乎是赤裸的。当王子将公主高高举起，白天鹅在空中有连续两个大劈叉，在八亿中国人民面前，她的双腿张开到了极限，白色的三角舞裤的一个中心点，圆润而微微凸起。我感觉到全场观众都摒住了呼吸，倒抽着凉气，任由这双大腿洗涮着眼球，沉醉在这梦幻般的一幕中。
电影中这段情节一完，小老七拉着我说：“走吧。”我说电影没完呢，他的回答令我很惊奇：“我都看五遍了，后面没什么好看的了。”
小老七叫廖品富，家里排行第七，比我大两岁，降了两次级，打架、逃学、偷同学的文具盒和老师的圆珠笔，还敢和老师对打，是我们学校的“头霸王”。许多年后，我在大学毕业后打听过他，都说犯了什么弥天大罪，早被政府枪毙了。
我们几个摸黑走向大门，才发现早有一些人退场了。刚到大门口，前面有几个人被堵在那里吵吵嚷嚷。我们人小，一溜烟就梭到了门口边，我看见两三个戴红袖标的人正抓着一个想出门的男子，一边“啪啪”扇着耳光，一边大骂“老子就是要打死你这流氓！”挨打的男子捂着流血的鼻子嗡嗡争辩道：“我怎么了，打我？”打人的红袖标咧着嘴：“你龟儿子各人心头晓得。”
新闻电影院的大门就在路边，离我们班上最漂亮的小丫头之一的徐小英家的院子仅一街之隔。这时街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那个被打出血的男子被拉到了大门旁边一个有葡萄架的院子里，同样有两个戴红袖标的在把门。那男子被继续盘问：“为什么早不出来，晚不出来，看完这段光屁股舞才出来？”“是哪个单位的？工作证拿出来！”那男人又被狠狠揍了两下，拉到墙边强行蹲下。我看见墙角已有七八个面色难堪的男人蹲在那里，等着被单位或街道来人领走。
后来才知道，《列宁在十月》刚上映的时候，这段啃着鸡腿观赏“光屁股舞”的情节，立即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骚动。七十年代初的中国，交通靠走，通讯靠口，娱乐靠手，全国人民集体性压抑。记得鲍昆对我说过，他们那阵要分辨好人和坏人，只有一个标准：穿细裤腿的、紧绷着屁股的肯定是坏人。那阵民兵和居委会老太婆都随身揣着剪刀，朝那些穿钢管裤和留蜡波头（飞机头）的男女冲上去大开“剪”戒。前几天我读到李少君和韩少功他们编的《天涯》杂志，上面有祝勇的《革命时期的爱情》一文，谈到七十年代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大腿满台跑，人民群众受不了”。可以想见，一双赤裸的大腿对当时的观众感官刺激是多么强烈啊！只是剧情有些诡异和怪诞：舞台上这些翩翩起舞的芭蕾女子背后并不是英俊伴郎，而是每人背着一把砍头的大刀，舞台下一片裤裆在蠢蠢欲动。在我看来，《红色娘子军》这舞剧，更象一剂能够填饱肚子的春药，既满足了当时人民的性幻想和窥淫癖，又激起了旺盛的革命斗志，真是一石二鸟，何乐而不观赏呢？
听说《列宁在十月》开映以来，成都这边的民兵组织和革委会就自发组织起来，要判定一个人是否是流氓，就拿这段做试金石，只要看完这段就急急跑出来的，就铁板钉钉是坏人，思想肯定是肮脏见不得人的，灵魂注定丑恶的。
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期，时兴把犯人押上卡车，胸前挂个大牌子，写上某某罪，被枪毙的人还要打个红×，背上插个标。我亲眼看见有个游街的犯人，牌子上写着“梦奸犯”三个大字。全城人民都搞不懂这新罪名是啥意思，后来告示贴出来才知道，他在梦里和厂里的某女做爱，后来他把这事给同事讲了，最后传到某女耳朵里，某女觉得是奇耻大辱，无法嫁人了，就上吊自杀了。这性质看起来比看“天鹅湖”更恶劣，他成了“梦奸犯”，被判刑游街。
这段“天鹅湖”的情节在七十年代影响之深，以至于我在十多年后，还看到东北长春诗人邵春光诗中有一句“王子托着白天鹅的阴部……”到了九十年代初，我还看到钟鸣在一篇文章中，对在夜总会当老总的诗人杨黎描述道：“在走着模特儿的Ｔ型台旁，一手握着大哥大，一手拿着半个卤鸭子。”此情此景，完全是《列宁在十月》中天鹅湖情节的中国版。
《列宁在十月》的情节也可能深深影响到我，那时我刚十岁，凄美的芭蕾身姿，舞台下的美味鸡腿，以及“阿芙诺尔”号巡洋舰巨粗的主炮。这几乎是人类生存下来的全部意义。食色，性也。炮，火气之出也。直到今天写到这里，我才幡然醒悟过来，为什么我长大后对芭蕾或有体操背景的女孩子情有独钟，为什么变成了“好吃狗”，以美食家之名错着牙齿到处吃喝和挑剔食物。我还变成了一个狂热爱着战列舰的超级军事发烧友，常常幻想着德国王牌“俾斯麦”号上的六门主炮的第一次齐射，在巨大火焰和怒吼中，她的目标不是莫斯科冬宫的大门，而是英国重型战列舰“胡德号”。近一吨重、有井口那么粗的炮弹掠过海浪，穿透了“胡德号”的舰身，瞬间将她炸成两截。这一壮烈景象，在我的梦中不知出现过多少次。这一切搞得我现在真的很困惑，是当年的《列宁在十月》改变了中国人的信仰和命运，还是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变换了我的人生？
上帝派来的机会主义者
我一直以为，从1950年代到2000年代这六十年的一甲子中，我们1962至1964年这3个年头出生的人是罕有的走运，是上帝派过来的机会主义者、投机分子和实用主义见证人，注定要让我们避恶扬善，在一生中排除种种险难而流年大顺。
运程一，错过了1960～1961年全国的大饥荒，闪过了最致命的一刀。
运程二，绕开了文革的巅峰时刻。从1965年至1967年，揪斗、大批判、大串联、游行，我们天天还是看热闹，像天天在过节。欧阳江河在1980年代末说过：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节日。
运程三，躲开了武斗。1960年代末，成都各处打得天翻地覆，几个哥哥和邻居的小伙子都被叫去保卫自己的组织了。晚上，我们这些五六岁的小孩子跟大孩子从附近的小巷梨花街靠近人民南路主战场，目的只有一个：拾子弹壳。远处砰砰嘭嘭在响，我们在全身发抖，猫腰靠着街边溜步，像一群胆战心惊的老鼠。当一颗流弹嗖地击中了旁边公共厕所门上砖墙的时候，溅落下来的碎屑落了我们一身，大家的恐惧这才大爆发，“哇”地一声，一窝蜂全跑回了家里。
运程四，逃过了上山下乡。哥哥姐姐们都到农村当知青去了，他们吃苦耐劳、偷鸡摸狗的土地成了我们常去撒野的地方，成了我们梦想中大自然的良辰美景，成了我们文革版的农家乐。每次我们跟着敲锣打鼓的卡车，一路红旗飘扬到了农村，从农民真诚的笑容中能深深感受到，他们是多么感谢毛主席啊！一夜之间空投了那么多的免费夯男和花枝乱颤的美女降落在了他们的广阔田野和草屋里。不久，邻居的大儿子刘克功回来了，还穿着走时的工作服，但已破旧了。一双军尿（绿色的仿解放军用尿水胶鞋）快掉了帮。他的头发脏、乱、差，特别长，快看不见脸了。第一次我对“长毛贼”有了鲜活的印象。用背兜装了一筐花生——回家带给父母的唯一礼物。他是爬火车回来的。花生是从农民地里一点点挖的，偷偷积攒了半个月。他回去时跳了一个“丰收舞”，把家里的肉、油都带走了。他的二弟刘克俊下乡到四川雅安的乌斯河山区，再也没有回来，许多年后在当地娶了老婆，在铁路站当了一名工人。
运程五，搭上高考的车。1970年代末，那时考大学是多令人向往的事啊。那是万分之一的机率，真是万人之上啊！在1970年代的最后一年我十七岁，拿着我的高考成绩单，翻开招生学校名录的最后一页，指着四年本科生学校的最后一栏——四川南充师范学院，一个离成都三百多公里远的川北小城里，说：算了，就它吧！上了大学。
运程六，八十年代初写了诗。到了八十年代中期，诗人是多么风光啊，在八十年初的大学里面，一个诗人基本上和一把红棉牌吉它等值，甚至略低。那时我们的学校有三千多人，写诗的只有七八个，多么稀贵的种类！但吉它更罕有，只有三把。数学系石方有一把百灵牌的，他天天打架，也帮人打架；化学系谁有一把，不熟，练古典弹法的。我有一把凤凰牌的大号宽板，是我那高年级姐姐女朋友送我的定情礼物。那时，诗人加吉它简直就是绝配，就像黄柯家的泡椒青蛙里的素底只能加不刮皮的丝瓜一样。
八十年代初，朦胧诗的春风还没有刮到我们这个僻远的学校，我们最多也就朗诵一点叶芝的“当我老了”，艾略特的“四月是一个残忍的季节”。那时，你会庆幸自己是个诗人而飘飘然，感觉像最穷苦潦倒的时刻，有人突然落下一个鼓囊囊的钱包而心中窃喜。照李亚伟的话说，有很多女生“隔着操场爱你。”
八十年代中期，几首诗把这个国家全焖翻了。全国人民老老少少集体说看不懂，太朦胧。那些掌握话语权的老中青诗人拼命证明自己智力如何不行。北岛、顾城、舒婷、芒克、杨炼等所到之处的诗会，就是当地的重大事件，其盛况之烈远胜今天最潮的摇滚音乐会。
我真的有幸在这个时候成了诗人。1982年我们一大伙人搞了“第三代人”诗会。1984年大学毕业，立刻冲进了成都这个诗歌大澡堂中，那时虽然成都诗歌门派林立，互相毁誉，甚至在大街上大打出手，但仍然大诗人辈出，灿烂若星辰。我现在还没想透，为什么在1980年代时期，在成都会突然团体出现那么多好诗人呢？当我读到杨黎“A不等于A了/A等于红色/开始跪了下来”。宋渠、宋伟的“这是我所见到的一代新风/正从身体的内部吹拂你们”，张枣“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就落了下来”……这些只有天才禀赋的人才写得出的句子让我目瞪口呆，柏桦的《震颤》，欧阳江河的《悬棺》，小翟的《静安庄》，这些充满伟大性灵的诗歌震撼了我的心灵。李亚伟、马松、胡冬、廖亦武、赵野、何小竹、孙文波、肖开愚、石光华、吉木狼格、刘涛、小安，诗歌之卓越让我惊叹不已，拍案后再读。
我那时二十出头，心头很虚，感觉像个土包子。但我立刻明白了，诗歌在此时正经历着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一千三百多年前的盛唐诗事正在我的面前翻版。成都的这群诗人和北京、上海、南京等全国最棒的诗人一起，正在为中国诗歌垒砌新的高峰。它的高度之巨，犹如一枚刀锋，恐怕在今后的几百年内难以超越。
运程七，最该坐牢的时候进去玩了两年。在1970年代初读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学校请了一个曾在几十年前参加过“五四”运动的老人来给我们作报告，大谈当年在成都如何配合北京罢市、罢工和游行，以及和警察发生冲突被抓。我们大家羡慕极了，坐在台上的老人完全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啊！我真的幸运，八十年代末来了，最该以身相许的时候身陷囹圄。这样，许多年后，也像当年那个作报告的老人一样，当孙子问我，“爷爷，那个时刻，你在做什么啊？”假如我说，“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可能和一群朋友天天在喝酒吃肉打麻将。”这样，我们绝对会遗恨终生。如果我淡淡笑着答道：“我妈妈常常教我，人应该分得清善恶是非。那时候，我为这句话有幸坐了两年大牢。这得谢谢我妈妈。”
运程八，赶上经商大潮做了老板。如果说人生阅历是一笔可观财富的话，那我们都是一群腰缠万贯的富翁了。话虽这样说，但在1992年，全国人民都挽起裤腿下海经商，彼时，我刚从牢里出来，正好30岁。而立之年，身无分文，家里所有的信件、稿子两年前用两个大麻袋被搜走了。一个大男人，30岁了，拿什么来立呢？总不能光着个卵蛋而立吧，也不能赖在家里啃老吧。
杨路有天问我，你挣钱干什么呢？我回答，“买个房子，不大，能住就行了。”“然后呢？”“再去买一斤钉子”我说。
“干什么啊？”杨路很奇怪。
“把自己钉在屋里，写完五本小说，一部长诗再出来。”这是我的理想。
许多年过去了，房子越来越大，但这一斤钉子却越来越贵，直到今天我好像根本买不起它了。理想越走越远，变成了遥远的梦想，我最后看见她正慢慢蒸发为空想。我担心自己会变成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或变成一副空空如也的头脑，高高升起来，悬浮在世界上，像寒星一样闪烁？
在锦江的沙滩上找金沙
在七十年代初，站在锦江大桥上，突然感觉到有人和你打招呼。你转过身，那是人民南路广场上巨大的毛主席像正在向你招手。你面对的是成都最南边的南门火车站，再近一些是跳伞塔，然后是川医（华西医大），再近是二十五中学。靠近河边是气象学校，桥的右边是我和杨帆幼儿时入托的锦江幼儿园。
大桥的右边，沿锦江而上，远远能看见三站地远的地方是老南门大桥，也就是现在的彩虹桥。现在的人在大桥边弄了个水泥的船型楼房，里面塞满了吃喝。桥洞下面是一个平缓而宽阔的斜坡，像桥洞里伸出了一个巨大的绿舌头，河水从舌头上哗哗流过，在边缘上激起一道白色浪墙。从小就知道只有这桥不能跳，不管你从桥墩还是从桥拱上往下跳，落点都在吐出来的舌头上，这会要了我们的小命。只能像滑滑梯一样从长满青苔的水坝上冲下来，这正是水中游戏最精彩的部分之一，那时候，我们把这叫做“冲滩”。
锦江大桥的左边，沿河而下，仍能远远望见三站地远的地方，是新南门大桥。这是我在小学二三年级时和建娃（戴永建）放学或逃学后最爱来“冲滩”的地方了。我们把衣服和书包塞到塑料袋里，从老南门下水，把头枕在吹得涨鼓鼓的塑料袋上，躺在清凉的水面上顺水漂流。夏天的阳光晒着我们的肚子和脸蛋，小鸡鸡冲着一朵又一朵飘过的白云。河水一直把我们冲到新南门。回家进门前，必须再用水洗下手臂。那时，家里人看你是否逃学下河洗澡了，只要用指甲在你晒黑的手臂上一刮，如果手臂上出现一道白印，你就非得吃笋子炒肉（用竹尺子打屁股）不可。
河水从老南门流下，穿过南门大桥到新南门，再东到九眼桥，老成都人称这段河水为“锦江”。在七十年代，锦江的两岸，特别是在新南门和南门大桥靠锦江宾馆这段河面，两边都有十几米宽的沙滩。因为河水的上游是岷江的支流，江水穿过青城山脉夹带而下的泥沙里有细微的金沙，夏日骄阳下，远远望去，沙滩上常常有闪烁着的点点金光。等我们走近去搜寻时，金沙却混杂在沙里怎么也找不到。沙滩上还能找到细小的贝壳和螺蛳壳。在冬天和春天的枯水季节里，河水浅而清澈。2002年秋天，我在巴黎塞纳河上看到清澈的河水拍打着秋日的河岸，当时就想起了七十年代的锦江河水。在靠近桥洞的地方，有大量的鲞草，挽着裤腿就可以走到这些鲞草边，拿起簸箕向草丛里一撮，肯定就有小鱼小虾。到了夏天，只要不是洪汛期，水势就很平缓，真是一个天然的游泳场。
我就是在这段河面上学会游泳的。小学一二年级，暑假里常和罗鸿、戴永建来这里游泳。虽然也去游泳场，但都和家里的哥哥姐姐去，被管理得像个龟儿子。这里玩的就是自由啊，撒野啊！把衣裤扔在沙滩上，可以在水里打泌头儿（潜水）、冲仰粉儿（仰泳）、冲滩、甚至拉屎、撒尿。我第一次在水里拉便便，一个人站在水里动也不动，脸挣得发青，别人根本不知你在干嘛。先是一大串气泡“咕咕咕”地冒出水面，然后一大截黄金居然就从你胸前浮起来了，它像一条吻别妈妈的鱼，依依不舍，顺水缓缓向大桥游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