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琥珀中的年月——对七十年代的一些回忆

发布: 2009-11-19 22:58 | 作者: 鲁双芹



      
       三
      
       1973年夏,通过和徐浩渊一起在河南插队的吴尔鹿、吴西乃,我们认识了张寥寥和他带来的一伙人——美院、工艺美院和文化部的子弟们:包括李庚(李可染之子)、现在成为著名导演的何群、武壮白、文化部的包乐安、史习习等人。但我记忆中第一次吴尔鹿带我和我哥哥去寥寥家是在那年冬末,他和母亲住在被专案组占据后剩下的两间小屋里。屋里很冷,炉子上水壶煮得嘶拉嘶拉响,炉边蹲着一只黑猫,目光炯炯地盯着我。他披着旧军大衣,掀开蓝印花布门帘,抱着把漂亮的、样子像大提琴似的吉他出来了,还从他父亲张仃——工艺美院的老院长——的书柜里拿出抄家剩下的毕加索和马蒂斯。我早在1966年8月美协的“黑画展”上,看到过张仃的彩墨装饰画,后来都被寥寥遵照父母的嘱托运到香山的老宅烧掉了。
      
       我一直对吉他非常着迷,寥寥唱的是我从未听到过的《金色的耶路撒冷》、《YESTERDAY》、猫王和“BROTHER FOUR”。他又带来了其他的吉他手,那时一个好吉他手在沙龙里是很受欢迎的。我记得有李世纪、唐克信、刘伟星(章乃器之子)等。这位不知何方神圣的李世纪弹一手好琴,当他在吉他上弹出强烈的金属节奏,用沙哑的嗓子吼出“你是灯塔”时,颇为震撼。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能把革命歌曲改造成摇滚乐——灯塔指的是毛泽东思想。我也听过唐克信弹的《蓝色的街灯》和《苦咖啡》,刘伟星则是缠绵迷人的夏威夷小调。壮白还带来过一个维吾尔吉他手——“新疆老客”和他的搭档张咪娜,两人在我家沙发上合奏《沙漠驼铃》和《爱情罗曼司》,那旋律至今还在我的心中回响。
      
       在我印象中,吴尔鹿和寥寥是北京最早拥有“BEATLES”(甲壳虫)唱片的人之一(大概真正的源头是当时外语学院的外教和留学生们)。那时拥有这样的唱片,不亚于今天的大款们拥有“奔驰”和“宝马”。这些唱片的来历和流传历程,大概足以写出一部传奇,也许可以追溯到张郎郎(张寥寥的哥哥)——因为“叛国罪”正关在监狱里。由于它们永远在流传中,我过了好一阵才真正看到它们——其中一张是寥寥最珍爱的《RUBBER SOUL》(橡皮灵魂)。李庚一提起这些唱片,立刻露出一副心醉神迷的神情:“我们坐在大树下,听他们唱歌……”我还以为他真的听过BEATLES的现场音乐会呢,后来才知道是坐在寥寥家栽在花盆里的橡皮树下。
      
       得天独厚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灵性,造就了寥寥神童般的经历,从小就在家庭杂志上写出惊人美丽的诗句,所以是被当作“天才”养大的。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写出不少大部头的长诗:《没有你的座位》、《革命》、《说谎的流星》等,还有正在朋友们中传阅、富有象征主义色彩的剧本《日蚀》。论起和诗的关系以及为之付出的努力,寥寥才是真正“被埋葬了的中国诗人”。如今他那些写于七十年代甚至六十年代的诗歌再也找不到了,就像徐浩渊说的:“想起那些永远遗失的美丽诗句,我至今依然难过”。
      
       我1973年的日记本上有他一首关于大海的诗:
      
           “我从不知道
               你是
           这样的自由
               又是
           这样的寂寞。
      
           当我看到你的第一眼时
           你就摘去了
               我虚无的冠冕。”
      
           “我忘记了陆地……”
      
           “你蕴涵着巨大生命的活力,
           却像死一样的冰冷。
           ……
           你像是我
                一见如故的知己
           你像是我
               从未谋面的父兄
           你像是我
               一无所知的故乡。
      
           你是如此无拘无束
           和平与凶残
          又是如此奇妙地
           与上帝同在……”
      
       这个时期流行的书目是《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往上爬》和《愤怒的回顾》。寥寥对现实始终保持着诗人的愤怒。当他不再写诗后,就专业喝酒了。后来的许多年里,他只看一本《西游记》,在他的床头还有一本英国人写的《误投人世》。但在偶尔清醒时,或逢年过节时,他会给家人或朋友写上一首充满感情的祝酒辞。
      
       在没有电视的年代,寥寥是远近闻名的口头文学大师,他不但讲《聊斋》、《水浒》、《三侠五义》,也讲斯坦贝克的《人与鼠》和考德威尔的《烟草路》(前几天我还看到这本民国三十五年的出版物,上面划满红线并写着密密麻麻的评语)、甚至讲《青春之歌》,只是被他演绎成荒诞的滑稽剧。人们给他沏上茶或胖大海,簇拥着他,等着听他讲故事。我妈妈刚看过一本书,立刻就要求他给再讲一遍,因为无论什么故事,经他一讲就面目全非,妙趣横生。我们在庐山时,林场的书记甚至从山上专程赶下来听他说书。在缺少娱乐的年代,这些“说书人”给人们带来现在难以想象的巨大快乐。
      
       1976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像每一个中国人一样兴奋,惶惑不安,充满期待,然而仍旧在我们的小圈子里玩着自己的游戏。1977年底,一直活在寥寥的讲述中、神话般的人物张郎郎终于从狱中归来了。他样子像个腼腆的中学生,显得格外年轻。我们都认为是监狱生活使他永葆青春——那时他从来没有讲起他在死囚牢里的经历和爱情,我们无法想象他是在何种情境下守望着自己生命“宁静的地平线”(编者注:《宁静的地平线》,张郎郎关于七十年代的回忆文章,收于《今天》总第83期)。他刚刚适应了外面的生活,就加入了我们的活动——和我儿时的邻居刘索拉及她的女朋友们一起玩儿,在南沙沟韦萘(俞平伯的外孙)家聚会、跳舞、朗诵、演戏——我们照着剧本演过肖伯纳的《朱古力军人》。索拉有次被她妈妈从韦萘家床底下给拉了出来,让她回家复习功课,准备考音乐学院。
      
       不知是在谁的倡议下,1978年我们搞了一个小小的有奖文学竞赛“狗头金”。奖品是一座黑陶的斗狗塑像。那是一次盛大的文学活动,参加的有寥寥的《价值》、郎郎的《树熊都都》、范小玲的《最后来的姑娘》、于小康的《陈旧的故事》、李之林的《迎春花》、宫小吉的一篇描写地震局里的人如何勾心斗角的故事,名字忘记了。而我只负责制作了投奖的纸盒子,上面用水粉画上装饰图案,然后请每一个读者投下自己的一票。最后结果是寥寥的《价值》获奖,写的是一个叫“宗璞”的破落贵族子弟如何通过买卖一幅古董扇面维护自己尊严的故事。这次活动使大家尝到了游戏的乐趣,1979年7月,寥寥和文化部的包乐安任主编,开始办手抄杂志《渡过忧愁桥》(简称《桥》),并自画封面和插图,我也在上面发表过一些散文,很多人参与过,甚至新一代的文学青年——宫小吉的侄子宝宝(现在已经是某德国汽车公司的代表)也投过稿,描绘了一个少年初次的暴力经验。寥寥的侄子——青年影星耿乐曾写过一篇有趣的短文,像一幅速写,勾画出年轻人眼中寥寥的形象。《桥》一共出了十几期,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前几天和包乐安核实《桥》的创办和停刊日期,我问他当初是不是迫于压力散的伙,他说是渐渐自己就散了。是的,八十年代后人们都各奔前程,有更多更好玩儿、而且能给自己命运带来实际变化的事情可干了。
      
       七十年代末期,绘画小组早已经被桥牌牌局取代。打牌打腻了的时候,为了换换花样,我们在铁四、国务院宿舍徐晓天及百万庄计委宿舍张澎家里举办过各种内容的讲座:有李之林主讲的卡夫卡和存在主义;寥寥讲的现代绘画;李维华讲的神经内科学和宫小吉讲的结构主义;还有从社科院请来的专业人员讲的佛教史。在这期间,爱好文学的人们仍坚持各自的写作,在圈子内交换彼此的作品:有宫小吉的《好猫咪咪》和《弥勒外传》;李之林的《吴小彦回忆录》(小彦是文革的第一个牺牲者吴晗的女儿,是李海平当时的女朋友,1976年自杀);寥寥的“黄色”小说,或者说是青春小说《何言的迷茫》(手稿现在我手里);牟敦白的《哲里木,你这荒凉的土地》等。
      
       这座由寥寥赢回来的“狗头金”至今仍在我的书柜里,而它的作者雕塑家史习习——我的同龄人——因为胰腺癌已经过世了。在北京的拆迁改建大潮中,无数房子被拆掉了,铁四这个历史悠久的活动中心,让我们保持了30多年的周末聚会的场所,却依然存在着,虽然如今只剩下了我们和李之林——还在坚守着心灵的孤岛。当年的朋友们从海外归来,仍然能凭记忆准确无误地找到这里,寻找和重温他们的过去。2000年后的一天,彭刚突然出现了,他1973年就消失了,出人意料地考上北大化学系,后来去了美国,如今在硅谷拥有一家自己的硬件公司。此次是去新加坡开会路过北京。他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美国人,我得不时提醒他说中文,由此我明白了为什么有人说彭刚在美国患了“失语症”。没有人能像他这样彻底地改变自己,他以令人惊异的方式加入了这个令我们深感迷惑的新世界。
      
       波德莱尔说:从打开的窗户往外看的人,决没有看着关闭的窗户的人看到的多。顾城有句著名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想起我们青年时代所做的种种事情,和后来的世事沧桑,相信没有人像我们这代人经历过如此巨大的变化和那样奇特的生活。我不禁问自己:我们究竟为什么要读书,要写作?为了寻求知识和真理?在黑夜中寻找光明?还是由于无聊,籍此逃避现实?也许二者都有,这都是真的。活过七十年代的人,相信都有过同样或类似的经历。人们走出了七十年代,以各自的方式走入八十年代,走到今天,这个中国历史上最令人兴奋的时代,有人却始终留在那里,带着伤痛和残疾,作为那个逝去的年代被淘汰的古老价值观的见证——也许我知道更多关于他们的故事。
      
       七十年代,像一艘浮出水面的航船,静静地行驶在遗忘之海上,在黑暗中闪耀,神秘而温暖,由于年代久远逐渐变形和放大,呈现出另样的美丽,那是我们的黄金时代——凝结在琥珀中的年月。
      
       2009.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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