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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故宫看大门

发布: 2009-11-16 17:26 | 作者: 维一



       1966年初中毕业。1969年先赴内蒙古阿荣旗挑水种庄稼,后去云南西双版纳砍树种橡胶。1972年回京,闭门读书,重新申办户籍及购货证。1976年故宫看大门。1978年社科院读书。1983年德国游学。1985年回国摆弄电脑考古。1989年後居美国,忙时谋生,闲时上网。
       
       七十年代一共十年。十年里的头一段我在云南农场刨地,后一段我到研究所读书,中间一段我在故宫看大门,过的是值夜、巡查、站岗的日子。
      
       记得当初,王世襄先生看见我站岗巡查有模有样的架式,就戏赏了我一顶“锡庆门行走”的顶戴花翎。我听了赶紧对先生揖手:“受之有愧,却之不恭。”嘴上虽这么说,心里其实还是很受用。文化革命这么些年,倒霉的事情一箩筐,得了这份差事还真是不容易。只是三十多年过去,和紫禁城又是相隔万里,时空距离都已久远,想得起来的旧忆像是断了线的珠子,串起来可就难了。两年多故宫“行走”的日子如今也就还剩下那么三五件事算是有个印象,不妨就一折一折记在这里。
      
       我本是“知识青年”
      
       我是1969年的年底和几个朋友到云南西双版纳的橡胶农场插队,一直干到1972年的4月。后来回到京城,理由却并非是“病退”或者“困退”,也就是病痛缠身,或者家庭困窘,这在当年是“知识青年”返城两个必居条件之一。据说为了“满足”这两个条件,当年各地知青办公室的办事员不知从中得了众人的多少好处,一时竟成了令人垂涎三尺的肥差。
      
       我是以探亲为由从农场脱身的,因而也就免去了上下打点疏通关节的尴尬。一路上走走停停,当年六月回到北京,借住在景山东街的教育出版社大院里。出版社是撤销单位,大院里的空房甚多,留守处的老高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爽快地借给我一间小屋暂住。谁知后来“造反”回京的人越来越多,且大都在京城里没有去处,不得不在大院里寻找栖身之所,搞得老高不胜其烦,也就渐渐对我们有了“请神容易送神难”的怨言。不过我并不为之所动,一直坚守到1976年将户籍转回到北京。
      
       有了正式的户籍,接着就要谋职。那时我的学历勉强算是初中三年,因为“文化大革命”,连毕业考试都没有,后来好不容易得了一张抬头上印有毛主席语录“知识青年要和工农群众相结”的毕业证书。这张印制粗糙的初中文凭我精心保留至今,为的是要时时记住那个年月。
      
       以此背景,我当然对前途并无奢望。区里经手安排返城知青的办事员问我今后的打算,我也直说,只要工作清闲,得空能让人看看闲书就成。不知道是人家嫌我没说实话,还是看我年轻力壮,好意分配我到东郊通县的一家无线电工厂,接着又分配至沙滩大街路北的液化石油气站。我一者说离家太远,耽误不起那个功夫;二者说搬煤气罐要的是一把力气,实在干不动。人家看我果真是不思进取,就说现在有个看大门的差事,一天干六个钟头,四天休息一天,这总归可以了吧。起先我以为是跟我开玩笑,后来说来说去,觉出人家不是说诳,还是个正经差事。我喜出望外,赶忙再细一打听,居然就在离家百步之遥的故宫博物院,更是让我惊喜有加。赶紧拱手谢过人家,满口答应下来。
      
       那年我二十六,古人说“三十而立”,总算抢在安身立命之前有了份生计。大约也是静极思动,我隐隐有些预感,从今往后或许真要有个大变化,莫非就应验在我走进这紫禁城么?只是我绝没有想到,其后命运的转变会来得那样快,那样急:进宫十天,京津唐大地震,天兆尽显;再过月余,毛泽东过世,政局大翻盘;两年之后,我离开了故宫,改头换面重新做学生。
      
       后来到故宫应卯上了班,我才知道,在故宫看大门算是“警卫”,也就是准警察,说起来还有个“警级”。朋友们知道了都暗暗称奇,说你一个在“文化革命”里头让人家审查来审查去的人,这回怎么自己进了审查别人的队伍了。我听了也不恼,学着石挥在《我这一辈子》里演的那个老巡警说的话自我调侃一番:“我这个警卫就是个‘看宅门儿的,头一样,先省鞋’。不过这回看的是一个顶大的宅门,给皇上看家护院。”
      
       自我从王世襄先生手里得了“行走”的雅号,就再也不提“看宅门儿的”俗名,见人光说“锡庆门行走”的官称。没想到的是,如今几十年过去,我早已离开故宫,也远离了故土,在朋友间“锡庆门行走”的称谓却仍然和我如影随行。
      
       初进宫门
      
       那天去故宫报到,进了神武门,进门靠左手一侧是一幢坐东朝西的大厢房,叫东大房,这里就是故宫警卫队的队部。神武门里的另一侧,与之相对的是一模一样的一幢厢房,坐西朝东,叫西大房。那里是警卫队的上级领导警保处的办公室,里面坐着处长,副处长。后来才知道,东大房和西大房原先都是宫里敬事房,惩诫太监,打屁板的地方。
      
       那天一同到警卫队报到的连我是三个人,一个姓刘,另一个姓贾。互通了姓名之后,再细一打听,他们两位也都是插队转回京城里来的“知识青年”,于是不免惺惺相惜,相见恨晚了一番。
      
       警卫队的田队长、刘副队长、文书老王和两个小队的队长与我们一一见过。开场白说的是故宫警卫队的工作多么重要,审查多么严格,又是如何千挑万选才决定录用我们三人。此时当着领导,我当然知趣得很,跟着小刘和小贾,忙不迭地说,真是感激组织上的信任和照顾。
      
       套话说完,田队长补充说,根据上级的决定,除了故宫四座大门的定岗和夜巡队之外,准备在外东路的锡庆门,也就是绘画馆和珍宝馆的入口处墙外再增设一处岗哨,为的是加强对珍宝馆的守护,只等锡庆门外的住房改建完成就开始建岗。田队长指定我为锡庆门新设的内岗小组成员,而小刘分在东华门,小贾分在神武门。
      
       接着,田队长谈到待遇。他说警卫队的人员虽然还算不上是警察,但一切按公安系统规定行事。现在我们的工资是二十六块,转正后就算是公安十二级,也就是最低的一级,工资每月四十一块五。至于以后什么时候擢升,那就要看各人的道行和运气了。对这一点我倒是心安理得,当时全国上下,一般民众谁都没有加过工资,十几二十年过去,差一级就是一个月多五六块钱的事儿。再说,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吃肉有肉票,穿衣有布票,抽烟有烟票。有钱没票,钱也是等同废纸。我早就听说,大学生毕业是五十六块,学徒工刚去是十八块,三年出师三十二块。这样比起来,我们当警卫的还真是多快好省。所以听到这里我就连忙接过田队长的话头道:“确实公平合理,我们很知足。”田队长一听这句话立刻就眉开眼笑了说:“看来到农村插过队的年轻人就是不一样,懂得轻重,知道好歹。”没有想到,我有口无心的这番实话实说竟然歪打正着,头天上班一开口就让领导受用不浅。我自从云南农场回京,至今已脱离社会四年有余,应付这类套话的功夫居然仍旧不俗,心中也不免暗笑,只是强忍不露而已。
      
       田队长对警卫队确实有份自豪感,告诉我们,警卫队员还要发放统一的制服。他扯了扯自己身上的外衣道:“我这件就是。”我们听了连忙凑近细瞧,可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与普通的外衣有何不同。他看我们一脸的惶惑就说:“当然,这和平常的便服没有什么不同,但它确实就是‘警服’”。我们听了也知趣,没有接着深问。大约是田队长觉出我们喝采不够热烈,就又补充说:“除了一年一套的单外衣,我们还两年发放一次棉衣、棉裤、棉帽、棉大衣……”他说到这里特意顿了一下,见我们还没反应,就更加重语气地大声说:“外加一双皮靴。”田队长没有再说下去,可我们看着他一脸的期待,立刻明白了,初来乍到,此刻一定要给田队长捧捧场才行,于是三人齐声啧啧地说:“真不错,真不错。”话到嘴边,脸上也就跟着泛起笑容。我偷眼看去,田队长这时终于显出释然的微笑。
      
       后来才知道,我们的制服是到城南天桥劳动保护用品商店买来的,灰色涤卡,上下四个兜,没有一点与众不同。尽管如此,我还是和警卫队的同僚们一样,终日穿着警卫队发放的制服,穿这件,洗那件;穿那件,洗这件,而且无论冬夏总穿着队里发的皮靴。其实凭良心说,那时布票紧张,谁能穿上没有补丁的衣服就算不错,更别说有白给的制服穿了。如果有制服,无论是警察还是军官,也无论是开车送货的司机还是纺纱织布的女工,谁都是白天黑夜地穿着发来的衣服,好省下布票给家里人用。记得1987年我陪哈佛大学来访的蓝贝格教授夫妇在饭馆里吃饭,看见对面桌子旁边坐着一位身穿大红制服、袖口滚边、胸口上还有绣字的青年人,蓝太太就问我:“这位是个将军吧?”我回头打量了一番,告诉蓝太太:“我看不像。我们这儿将军都要按资排辈,等熬到了,也就该拄拐棍了。”我见蓝太太还是一脸狐疑,就冒昧地回头问年轻人。那人听了哈哈大笑,他的同伴也都笑弯了腰说:“这制服是火车司机的。”
      
       警卫队的制服当然没有火车司机的那样体面。后来我听说,这些警卫队的行头还是通过走夜巡的胖子老王凭关系才买来的。虽说是从天桥劳动保护用品商店买,但是由你买还是派他买,据说很不一样。老王说过,布面看着都是的确良卡叽,但此种双层涤卡面料最结实,一年之后再发新制服,这身还像新的一样,可以脱下来给儿子穿,儿子穿不下了还可以收起来,以后给孙子穿,说得上是传代的玩艺儿。老王是田队长原先从故宫窑厂带来的,河北南洼一带的人,为人很江湖,在京城混了这十多年,也见过些世面,三教九流里认识不少人,所以警卫队购置服装的事每年全是由他经办,而他每回也都办得妥贴体面,不是皮靴的猪皮毛眼打磨得精细,看着简直像是牛皮;就是长大衣里絮的都是当年的好棉花,穿着感觉跟鸭绒差不多。每次老王办货回来,为了邀功,都会将其中的奥妙一一指点给大家知道。我们当然只有点头称是的资格,的确是自愧不如。
      
       老王也能吃,饭量奇大。有次为了和我打赌,他在食堂当着大家的面一口气吃下去七个窝头,吓坏了我。他说其实还能再吃,我赶紧劝住,只好输给他五斤粮票。他将我递上来的粮票举给大家看过,小心在怀里收好,说是要换成全国粮票寄回老家去,今年家里又是一个饥荒年,正好派上用场。老王话多,而且嘴上没遮拦。他家在农村,领导想不到他,“家里的”也就多年调不进京城。他每次走夜巡到了锡庆门,过来歇脚,口中必是那句“光棍苦,光棍苦,裤子破了没人补”。我听了便说,你有老婆,有孩子,算什么光棍呢?他听了,不以为然地凄然一笑,对我说:你还小,没娶过媳妇儿,你不懂,这活光棍可比真光棍还苦呐。
      
       我从老王那里知道许多乡下的苦事。虽然我也到过农村,像山西雁北,算得上是相当贫困的乡下,但终不如他说给我听的那样切肤,那样实在。有这样既懂得生活的甘苦,又有精明头脑的老王每年给队里办制服,众人能不放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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