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班生的快乐记忆
长沙市二中路口分校离市区的确很远，我提着背包和水桶脸盆，挤上长途汽车，颠簸了两个小时，才算到了那个地方。
我把介绍信交给了校办，在操场的树底下等待分班，正赶上课间操时间，好多同学都围过来看，胆大的还东问西问的。当他们听说我是来插班的学生，脸上都露出一种疑惑的神情，我想可能是我的年纪比他们大了两三岁，模样也已经不大像一个学生了。
我在树底下等了又等，直到第三节课下了课，第四节课又上了课，才有一个年轻的女老师从办公室方向朝我走过来。
那个女老师笑盈盈走近，开口叫我，叫的竟是我家人所用的乳名，叫我吃惊不小，定睛一看，原来是九年前跟我同住一院的邻家姑娘林小连。那时我家刚从北京搬到长沙，文联的房子还没修好，就被安排在省人委的宿舍暂住。那是一个闹中取静的院中院，听说解放前是湖南省长何键的公馆，有两栋小楼。当时住着三户人家，除我家和林家之外，还有一位姓王的副省长家。三家人每家都有四五个孩子，冬天堆雪人打雪仗，夏天支着帐子露营，彼此混得挺熟。后来我们家搬离了那里，又兼文革烽烟乍起，各家的父母都逃不出游街挨斗的圈，也就完全断了来往。文革高潮时候，我曾在街上碰到过一次林家妈妈，大热天戴着一顶蓝色工作帽，低着头匆匆而行，我一看原来她被剃了阴阳头，也没敢跟她打招呼。
林小连把我领到她的宿舍，让我先歇着，因为我插班的事老师们需要认真讨论一下，还得等一等。我说，不就是个插班读书的事，有那么复杂吗？林小连告诉我，现在教育部门正在抓教学质量，每个年级都分成高中低三种层次的班，分校的这五个班，十七、十六班是高班，成绩、纪律都是最好的，十五、十四班是中班，情况中等，她教的十三班是鸡毛班，都是些让老师头疼的学生，如果不是这样，她早把我插进她的班上了。见我还没太明白过来，她索性直言相告：因为你在剧团工作了两年，老师们也不知道你还能不能安心念书，所以各班的班主任都不大想接受你。
这个说法让我大受刺激。想我自上小学以来，从来是班上的学习尖子，今天居然落到一个无人接收的地步。这让我想起了父亲的“戏子”说，原来社会上对演员的看法都差不多，只不过他把这个让人不快的词说出口了而已。当时我就暗暗下了决心，非得学出个样子给你们看看。
老师们讨论的结果还算好，尖子班的蔡杰老师发了善心，答应先让我插到他的班上，不过也要先试读一个学期再说，假如实在跟不上趟，再作调整。就这样，我委屈地成了一名试读的插班生。三十多年后，早已退休的蔡老师到海南来旅游，闲聊天的时候说起这一段，师生二人都哈哈大笑。蔡老师回忆说：那会正赶上邓小平重新出山，分管教育口的工作，提出要狠抓在校学生的教育质量，层层都有考核制度。两年之后再次批邓的时候，这些被指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大回潮。我重新回校读高中，正巧赶上了这一波，想来也还算走运。
就这样，我又成了一个在校高中学生，马上投入了紧张的学习。记得当时那一学期已经过去好几周，再有两三周就要段考了，我得一边补旧课，一边上新课。分校对学生管得很严，每天除上正规课时，早有早自习，晚有晚自习，晚自习之后半小时，一拉熄灯铃，教室里就没电照亮了，大伙都得老老实实回寝室睡觉。这就非常限制了我的行动。为了加班补课，我用墨水瓶做了一个小油灯，熄灯后再自学两小时。林小连见我学得辛苦，知道是心理压力所致，就给我支招，叫我别参加迫在眉睫的段考。理由是万一没准备好，仓促上阵，考砸了脸上不好看。这些话又一次刺激了我的自尊心。我向她表示，这次考试我肯定得参加，不光参加，还得考好。我的行动，也许感动了老师们，只要我去求教，都能得到很耐心的帮助，连我每天晚上违反规定，在课室里点灯熬油不按时就寝，都没人来干涉我。
段考成绩公布的时候，我把老师和同学都小小地震了一把。我的数理化语文政治和英语六门平均成绩为97．4分，名列全年级第四名，而十七班全班六十个学生，只有我一个人英语考了100分。蔡杰老师乐得合不拢嘴，马上表态说：试读结束，留在十七班当学习委员。又过两个月，等到这个学期结束的时候，我的名字在全年级的成绩排行榜上，已经跃居为第一位，并且在以后每次大考小考中，各科平均总成绩都在全年级名列一二名，其中最好成绩为六门功课平均99．5分。
比起在剧团里有些无聊的日子，农村分校的生活既艰苦又充实。优秀学习成绩带给我的成就感，让我沉浸于奋发向上的好感觉里，完全忘记为毕业之后是否要下乡担心。稍微让我感到不适的，是每周一次的劳动日，因为体力关系，也因为不擅长体力劳动，一看到劳动日的标志挂出来，我就本能地发怵。分校的教学楼后边，是一大块红土丘陵地，上面种植着一行行茶树，在整个秋冬季节，我们的劳动就是给这些茶树松土和施肥。到日子不管男女同学，每人一副笨重的木头粪桶，一趟趟把掺了水的猪屎人屎，挑到分管的茶树跟前，再用同样笨重的木头粪勺，一勺勺浇到树根上。这种劳动不光考验我们的体力，也考验着我们的心力，因为我们的劳动几乎完全看不到成果，更不要谈什么收获。
在那些寒冷的日子里，我们跟前的茶树撑着布满尘土与蛛网的老叶子，在湘北凛冽的风中一天天无动于衷地看着我们劳作。我不止一次对着满山如仿真盆栽般毫无生气的老茶树发愣，不相信它们还有长出新芽的一天。然而就在我的心情渐渐变得与老茶树一样无动于衷的时候，一夜的早春之雨就将整山整垅的新茶叶催将出来，同学们欣喜的惊叫也像夜来新绿落满茶树枝杈。我们摘下一片片新茶，断不曾想到这其实就是的岁月消息。有收获的劳动叫人愉快无比，那天食堂里刚好有豆豉辣椒炒油渣的加菜，弥漫在四处的香气更让饥肠漉漉的人无比愉快。散工之后，我跟一个女同学坐在台阶上比饭量，吃了一份又一份，最后一数饭瓦钵，我身边三两的钵子一共六只，如果食堂没有克扣斤两，那我这一顿足足吃下米饭一斤八两。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谁信？
天渐渐冷下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带来的一床棉被已经不够了，同学们纷纷打起了合床共被的主意。我也和一个名叫陈昶的女生结成了互助组，将我们的被子一铺一盖，再加上两个人的棉袄，夜里睡觉就踏实多了。当然，这种踏实除了抵御寒冷，另一个原因是可以缓解对“鬼”的恐怖。在我们学校周围的野地里，常常有飘浮不定的小火苗闪烁，有时候，还会有高一声低一声的啼叫声传来。物理老师对我们说：小火苗是磷火，属于自然界的常见现象，啼叫声出自一种鸟类，也不足为怪。但是老乡们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说无论是火光还啼叫，都是“鬼”弄出来的。每天晚上，我们躺在床上侧耳细听，只要一有风吹草动，一人带头尖叫，全寝室立刻尖叫声一片，直到老师来敲门制止。
转眼间大半年时间过去了，在嘻嘻哈哈的氛围中，原来以为会让人不堪忍受的分校生活，很愉快也很迅速地成为了记忆。高一学年结束，我们被轮换回城区校本部的时候，我对这个地处偏僻的分校居然有些不舍呢。
我拿着满是高分的成绩单，高高兴兴回到家里向父亲交差，已经接近旧历年关。时逢在北京工作的二哥也回来探亲过年，又有传闻说，父亲的历史问题已经有了结论，恢复党组织生活指日可待，家中的气氛自文革以来从未有过地好，我跟父亲的关系经过前面的起伏跌宕，也前所未有地亲近了。然而，人生无常，生命无常，那时候，我一点不曾想到，这就是我和父亲共同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