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龙套跑来的收获
剧团的学员生活，远没有想象中的好玩。每天除了练功和上课，吃饭睡觉，没有多少可说道的新鲜事。业务课分台词、形体、表演、声乐四个科目，也没有正式的教员，由话剧团的老演员分头授课，所以谈不上有多正规。
我们这批学员一共七人，两女五男，其中我的年龄最大，正好十七岁，最小的男学员刚刚十三。论条件学员各有长短，比如我，因为普通话和语文程度较好的缘故，上台词课就轻松一些，特别是朗诵诗文，常常得到老师表扬。声乐课马马虎虎，老师认为我的嗓子本钱还好，就是太紧，练一练也许还行。可是一到表演课，我就差大了火，做小品从来没有及过格。表演课老师说，你的自我意识太强了，太清醒，所以总是入不了戏，做演员最忌讳的就是这个。几句话已说得我满心沮丧，又赶上我进入了青春肥胖期，身体就像正往里吹着气的汽球，呼呼直往横里长，长高的可能性随之锐减，形体课就显出了我的劣势。总体平衡下来，我做演员的前途并不被看好，充其量也就是个跑龙套的条件。
眼看进入了1972年，演艺界已经不再是八个样板戏的天下，各省的剧团纷纷开始创作新剧目，虽然也都是革命斗争题材，人物全按照“三突出”原则来刻画，但舞台上总算有了些新气象。湖南省话剧团也排了一台反映湖南农民运动历史的大戏，起初叫《红旗卷起农奴戟》，后来改名《枫树湾》，几年后还改编为故事片搬上了银幕。
剧团有了演出任务，我们这些学员虽说都只能跑龙套，但总算有了上台的机会。我的角色是一个贴标语的儿童团员，几次上场都是台上人最多的时候，最露脸的一场，不过拿着一卷标语从右边跑到左边，找到景片上的钉子挂上去展展平，再回过头来，跟着大伙儿喊几声“打倒恶霸地主”、“一切权力归农会”，就完事了。因为演的是旧社会农村戏，大伙儿穿的都是破衣烂衫，特别是我们龙套穿的那些个，让我直怀疑是从废品收购站弄来的，穿在身上也没什么可美的。
每天如此，新鲜劲儿一过，我很快对这样周而复始的日子心生厌倦。有天表演课，我又被老师恶评了一把，心里对当演员已经完全失去了自信和兴趣，遂躺在宿舍的床上，看着天花板发呆。不期然忽地心生一念：像我这样的条件，当演员肯定只能跑一辈子龙套，不如早做准备，学着当编剧，这样即挽回了父亲的面子，又给自己找了条好退路。这个想法极大地激励了我，也给了我一种学习写作的动力，有段时间我一有空就去找团里的编剧们聊天，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我也曾把这个想法透露给父亲，他听了并没有像我预料的那样，表示明确的赞同，而是含糊其辞地说，写剧本可不像你想的那么容易。后来我才从母亲那里知道，父亲根本不希望任何一个子女继承自己的事业，甚至不愿意让我们学文科，以他自己的经历为鉴，他觉得远离意识形态的科技工作，才是孩子们应该奔的方向。文革前我大姐填写高考志愿，父亲非不准她填北大，一定要填清华，结果大姐第一年愣没考上，复读了一年，才按自己的选择，考上了北大东语系。
当演员没劲儿，当编剧没门儿，只好浑浑噩噩在团里混日子。直到有一天，一个女孩子的死，唤醒了我对人生与文学最初的思考。
春天的黄昏，霏霏细雨刚刚打住，我在文联宿舍大院门口看见草地上躺着一个女孩。只见她双手握着一根黑色的粗电线，喉咙里发出一串微弱而古怪的声音，随后有些白色泡沫溢出她的嘴角。举目一望，周围没有一个人，我不知道她到底犯了什么病，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想到去她家里报信。走到了她家的院门口，大门虚掩着，但我不敢推开它。
那个院子让人害怕，至少让我这个出身是红是黑尚无定论的走资派后代害怕。就在半年前，我们这个文化人聚居的院子里，忽然来了一群军人，他们下车东看西看，指指点点，然后吩咐小楼里的人搬家。两天后，小楼就腾空了，楼外边刷刷竖起三面墙，最大限度包括了周围的空地，墙基修到了正门口的大路上，传达室也被圈了进去，成为小楼的附属用房。白天，我们看见成队的大卡车，把砖头、沙子、水泥、木材，以及果树苗和鸡鸭送到院子里，晚上，可以听见开夜工的大兵们高声吆喝忙碌。若干天的热闹过去后，里边只剩下一片荒无人烟般的清静。听说那里头住的是京城迁来的一个空军中将，因为跟林彪的案子有牵连被贬到了这里，可仍然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不容分说就占用了这套房子，同时也占用了整个院子唯一可供人们走动的空地，包括孩子们最喜欢的一个小水塘。新漆的灰色大门总是森严地关闭着，偶尔进出的，是买菜的勤务兵或上学放学的孩子——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和比她略大些的男孩。
我从来不愿靠近那座小院，说不清是出于仇恨还是畏惧，假如不是文革让一切都乱了套，一个将军如何会凭白无故住到我们的宿舍里来，如何可以赶走别人还占去了公用场地？显然全院子的孩子都跟我的想法差不多，大伙儿表示愤慨的办法，是从来不理睬小院里的兄妹俩。女孩常常把大门开上一条缝露出脑袋，羡慕地看着在外边玩耍的邻家小孩，但一遇到这些孩子怨恨的目光，就赶紧把头缩回去。上学放学，她有时跟哥哥作伴，有时就只有她自己。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摁门铃就成了问题。门铃安得很高，高得让她踮着脚都够不着。有一次，她在门边跳起脚来摁门铃，怎么也摁不响，见我路过，就眼巴巴地看看我，又看看门铃，我明白她是想求我助一臂之力，但还是头也不回地走了过去。又过了几天，我看见她想出了自力更生的法子，踮起脚再举一根小木棍，将门铃摁响了。我因此对她有了一丝丝好感，她还小，还不懂得动用家庭的显赫凌驾于人，并且还算聪明。
现在这个女孩就躺在我的面前，躺在被雨水浸泡的草地上。我应该去她家里报信。
一推开那扇沉重的灰门，我就开始大叫：有人吗？有人吗？与其说是喊人，不如说是急于表白自己并不想偷偷溜进去干什么。没人应答，一连问了数遍，仍然没人应答。我不得不走进小楼，没敢从正门，而是从旁边的小门走进去。我希望第一个碰见的人，是那个闷声不吭的勤务兵，而不是这座楼房的大小主人。穿过锅炉房、厨房、餐厅，一直走到正楼的楼梯上，我的喊声依然没有唤出任何人来，整座楼如同被肃穆淹死了一样沉寂。我真的害怕起来，慌忙往楼下撤退，我怕楼上突然走出传说中的那个将军，对我大喝一声：你跑进来干什么？
果然，当我刚撤到楼下，楼梯上就有人对我这样毫无礼貌地发问。不过不是上了年纪的将军，而是一个年轻军官。我吓得忙不迭如此这般地对他说了，那人连呼糟糕，趿着鞋就往外蹿。
当我再回到草地上，已经有一圈人围在那儿。一个邻居正在用长竹竿把女孩手里的黑色绳索挑开，还有人在旁边变了声调地大叫：把电闸拉了！把电闸拉了！现场的气氛十二万分紧张。我这才看清女孩手里握的是一条电线，她触电了。
闻讯赶来的军医开始给她做人工呼吸。一下一下地挤压，使她小小的胸膛发出咔咔的响声，好像肋骨将要断裂。等她脸上的苍白一寸寸被乌青侵染了，嘴角涌出的泡沫渐渐减少直至干涸，满头大汗的医生住了手，表示他已无能为力。接着一辆黑色轿车将女孩载走，人群缓缓散去。大灰门复又关闭了，人们仍然不曾见到传说中的将军，听说他们夫妇正在外地。
肇事电线被高高吊起来，附近拉了绳子以免有人靠近。这条电线的来历有些特别，文革大乱时期，常有人借口抄资产阶级文人的家来院子里打劫，机关运动领导小组就给被劫目标每家装个电铃摁钮，用来告急。电铃装好之后，从未派过用场，电线却还一直牵在那儿。下午电业工人来检修线路，把这条电线拉下来忘了复位。当时整条线路都拉了闸，几个女孩就用它当绳跳。我猜想将军的女儿一定看到其他女孩跳绳了，也想趁着别人都走开的空儿去重复她们的游戏，她不知道电闸已经合上了。
被黑色轿车载走的女孩，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听说这件事差点要了将军的命。不久以后的一个晚上，那个院中之院又有载重卡车驶入驶出，又有大兵们负重的吆喝声传出来。等到早上人们出门路过时，发现平日里紧闭的大灰门彻底敞开着，门口留下许多脚印和车辙。跟搬来的时候一样神秘，将军家又搬走了。
空下来的小楼让邻居们好好参观了一阵子，孩子们欢天喜地重新占领了楼前的空地。令人扫兴的是，那口小小的水塘被填平了，上边种了桔子树和蔬菜，还砌了一溜结实的鸡窝。过了些日子，小楼的院墙和大灰门被拆除了，楼里搬进去好几家普通人家，除原有的正房外，将军家扩建的面包房、锅炉房、警卫员、勤务兵住房，至少可以住上两家。大路中间墙基的疤痕开始还有点碍眼，日久天长，风吹雨打人走车压的，也就完全消失了。一切都恢复了原来的模样。这家人旋风一样来了，又旋风一样去，渐渐很少再有人提到他们。只有我，一经过那块草地，尤其是小雨淅沥暮色渐浓的时光，就禁不住想起那个躺在草地上的女孩。
一连好多天，女孩的死都占据着我的头脑，挥之不去。凭着我涉事未深的直觉，认为害死她的正是显赫的家势。假如她的家庭不是这样盛气凌人，她也许可以跟别的孩子一块儿跳绳，不必等到其他人散去再独自捡起带电的电线。我就此忽发奇想，要是把这个女孩的事情，写成一个独幕剧剧本，可能会很有意思。春天的黄昏、湿漉漉的草地，还有草地弥漫的某种特别的气息，都随着这个当时太过超前的念头，鼓荡着我的心。
终于有一天，我鼓起勇气，把我的想法跟团里的一个编剧谈了，那人听了哈哈大笑。我被他笑得莫明其妙。等笑够了，他才说：小蒋，你大概还完全不明白剧本的创作规律，这里边必须有革命斗争的精神内涵，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还得有跟英雄对立的反动派，你这里边呢？有什么？谁是英雄，谁对立面？这怎么可以写成剧本呢？我被他说得无地自容，承认自己对写剧本一窍不通。编剧又给我作了一番革命戏剧“三突出”原则的启蒙，我心不在焉地听着，也不知他在说些啥。
我最初的文学创作冲动，就这样被编剧的一通笑谈给奚落得烟消云散，当编剧的野心也随之云散烟消。我又回到了练功、上课、跑龙套的日子里去。在此期间，剧团的领导班子作了些调整，由单纯以军代表为核心，改为军代表和业务人员相结合的模式。文革前有名望的演员们又有了一席之地，湖南省话剧团名演员叶向云，此时也从下放地调了回来，担任了业务团长。我把这件事当成一个好消息，飞快地报告了还在家中等待党组织结论的父亲。结果又一次燃起了我父亲把我弄出话剧团的希望，因为在此之前，以他的身份，根本无法跟军代表对话，现在的叶团长怎么着也是文革前的老熟人嘛。于是，父亲开始给叶团长写信，一次次表达他希望我继续回学校读书的愿望。叶团长拿着父亲的信，征求我的意见，说：你父亲认为一个孩子连高中都不能读完，是做父母的失职，这话说得很重哩。我心想，你叶团长就是演员出身，他总不能跟你说一个孩子学生不当当戏子，是做父母的失职吧？我当时已经感到自己当演员当不好，当编剧又当不了，也就动了回校念书的心。
于是，在进了剧团将近两年之后，我拿着一封介绍信走进长沙市教育局，要求回校读高中。那个坐在办公桌后边的中年男人，似乎对我这个奇怪的举动既不理解也不支持。他冷淡地问我：你在剧团玩了两年，还有心思读书吗？这个“玩”字让我听着很刺耳，马上顶了他一句：不是玩了两年，是工作了两年。这种态度显然让对方不快，他歪着头想了一想，给我出了一个难道，说：市里的高中班插不进去了，你要真想读书，只能去二中的路口分校，那儿离长沙市有百多里，你愿意吗？我明知他要为难我，又不愿意求他，就硬着头皮说：去就去。那人说：你还蛮犟哒。我不理他，直直地看着他，等他转开介绍信。那人见我这副模样，也就不再说什么，拿起笔在我的介绍信上批了几个字，又拿起一个红色印章，按了印泥，重重地盖在那行字上。
我的人生道路，从此又一次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