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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散兵游勇生活

发布: 2009-11-16 17:20 | 作者: 蒋子丹



       蒋子丹,女,1954年出生于北京,祖籍湖南。高中毕业后做过话剧演员、出版社校对员及文学编辑。1983年开始写作,1987年入湖南省作协当专业作家。1988年迁居海南岛,先后在《海南纪实》和《天涯》杂志当编辑。1995年以后曾任《天涯》杂志主编、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2005年9月调任广州市文联专业作家。出版小说集《左手》、《桑烟为谁升起》、《黑颜色》等七部,散文集《乡愁》、《一个人的时候》等五部,以及长篇小说《长大不容易》和长篇散文《边城凤凰》,部分著作被译为英法日文在境外出版。
       
       在同龄人里,我没当过知青,没当过工人,没当过女兵,也没参加过那时大伙儿都驱之若骛的高考,整个是一散兵游勇。这样的经历写出来也许很平淡,但无论如何于个人是一段成长的经历,于时代是一个小人物留下的印记。历史万花筒中的图案,不正是由各种颜色小碎屑的活动映射出来的吗?
      
       逃避下乡的日子
      
       我出生在北京,九岁才因父亲调动工作回到故乡湖南。刚来长沙的时候,家中随之而来的三兄妹满口的京片子,对处处湘音的交际环境很不适应,没几天就开始学习方言,说起南腔北调的长沙话。父亲对此非常重视,也非常不安,他把我们三个叫到一起,很郑重地宣布了一条诫律: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坚持说普通话,谁要是违反纪律,每天晚饭后分配的糖果就要被取消。对这样强硬的规定,我们既不理解也不想服从,就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在家里说普通话,在外边说长沙话。
      
       父亲是一个满口湘音一生未改的人,他为什么对这种操了大半辈子的口音如此忌讳,以致要叫他的儿女避而远之?我在多年之后才得知了答案,那时候父亲早已化作青烟,不知飘去何处了。
      
       专门研究三十年代左翼作家群的学者杜元明告诉我:据他掌握的资料,我父亲在当时的青年作家中,是个沉默寡言的人,除了同乡张天翼,以及朱凡、邵荃麟、吴组缃等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外,与外界交流甚少。究其原因,竟是他那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极大限制了他的交际活动。早年的父亲在他的家乡涟源,曾经是个聪颖善辩谈笑风生的青年才俊,十里八乡小有名气。后来到了外乡,口音不通使他感到极大的窘困,渐渐变得孤僻起来。与他多年共事的人们,回忆我父亲的时候,都一致认为他是个忠厚老实不善言辞,并且也古板固执的人,跟他早年在家乡的形象相去甚远,口音使其然。这样的经验导致父亲对下一代的口音格外重视,以避免子女们再跟自己一样受困。
      
       口音可以改变人的性格,甚至于改变人的运命,看似有点耸人听闻,但后来发生在我生活中的事情,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普通话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远不如现在这样普及,我自小操得一口京腔,使我在同学里有些特殊。从小学到中学,我一直是学校广播站的播音员,逢有重大活动,也常抛头露面。不承想,就是这么一种连雕虫小技都算不上的本领,最终改变了我的人生,让我在下乡插队的前途已成定局的时候,获得了一个逃避的机会。
      
       那天我正在广播室播送一个通知,有人跑来通知我到校教务室去,说是省文工团到中学来招收小学员,来人从广播里听到了我的声音,要让我去面试点见见面。
      
       我走进面试点的时候,例行的考试已经结束,校文艺宣传队的男孩女孩,还聚在那儿探头探脑,显然在焦急地等待消息。记得主持考试的人见到,二话不说就让我朗诵一首诗,我便选择了毛主席诗词中的《七律·长征》,按照当时流行的腔调,铿锵有力地念了一遍。他们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主考人又问我会不会跳舞,我说不会,他说,那就做一节广播体操吧,第七节。我按他的吩咐做了这节跳跃运动,窗外传来一片笑声,宣传队那帮自以为美的孩子们,肯定觉得我这么一个比业余还业余的选手,居然来参加专业文工团的选拔,太滑稽了。
      
       事情的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文工团的人临走时通知的复试名单,整个学校只有我一人。一个星期之后,我去省歌舞团的排演场参加了复试,来自全省各地的几百名中学生应招来而,其中有一百多人被省文工团下属的话剧团、歌舞团、湘剧团、花鼓剧团、木偶团录取,充当演员和乐手。后来声斐乐坛的作曲家谭盾也是这一批考入湘剧团乐队的学员。我被话剧团录取,经过一番周折,侥幸通过了政审,成为七个新学员之一。
      
       消息一出,同学老师们纷纷祝贺我,因为大家都知道再过一年,像我这种情况的学生,去向肯定是农村无疑,能在这时候获得这样逃避下乡的机会,自然令人羡慕。而且,除去可以免当知青这条之外,省文工团的架势也很唬人。当时各省的剧团都在学习中央“样板团”的经验,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发了统一的灰色制服和军大衣,出门时排着队浩浩荡荡招摇过市,叫市民们都很眼热。
      
       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个人人看好的事情,在我们家里却引起了轩然大波,最后我以与父亲断绝父女关系为代价,坚持了自己的选择,还多亏了母亲从中力挺。
      
       现在想来,父亲对演员的职业一直带有某种偏见。文革前,他身为省作家协会主席、省文联副主席,从来不曾跟剧团打过交道,审查新剧目,也只跟编剧们谈创作,决不涉及其它。逢年过节,演员们一伙伙到我们院子里串门拜年,一次也没到我家来过。听说我打算缀学去当演员,父亲勃然大怒,坚决不同意,非叫我继续留在学校把高中读完。周围所有人包括家人都不赞同他的这种想法,连一向很尊重他的母亲,也站到了他的对立面。母亲对他说,这种书读不读都无所谓了,读完了还不是个下乡插队?父亲说,下乡插队就下乡插队,我宁愿让她下乡也不能让她去当戏子!父亲的话说得很出格,要是以往,母亲肯定会退让的,但这一次可能由于事关女儿的前途,她的拧劲也上来了。母亲说,你要让老六放弃机会,除非先把老五从乡下调回来。老五是我的二姐,三年前去洞庭湖区当了知青,年前碰到湖区发大水,有阵子连饭都吃不饱,用军垦农场喂马的饲料充饥。母亲一提二姐,父亲自知过不了这道坎,蛮横不讲理地说,无论如何不能让她去当戏子,她要去了,我就不要这个女儿了。
      
       事情僵到这个程度,我心里很着急。虽然姐姐她们打起背包奔赴农村的时候,我曾经只恨自己年纪太小,不能跟她们一块儿去。后来知道了知青生活的甘苦,绝非想象中那样,一群有志青年在青山绿水间战天斗地挥斥方遒,所以,早已将当知青视为畏途。还有一个不能否认的原因,那就是文工团的灰制服和军大衣,对我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也唤起了我的虚荣心。情急之下,我向班主任龙老师求助,龙老师也替我着急,答应到我家来当说客。
      
       龙老师的丈夫是个军人,她刚刚作为随军家属从内蒙调来湖南不久。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蒙族,但她脸上的确总带着一种蒙族人才有的曛红,在冬天里喜欢像蒙族人那样用头巾将头裹住。龙老师到我家来的那天下午,仍然像往常那样裹着一条深绿色的方头巾,有一撮花白头发,从头巾的边缘露出来。这撮头发让我对她游说的效果增加了信心,我以为,凭着老师的资格她有可能将父亲说服。
      
       我把龙老师引到父亲的书房,虚掩着门从门缝里偷听他们的谈话,一颗心紧张得差不多要从胸腔里跳出来。我看见龙老师把绿色头巾取下来,跟父亲寒喧了几句,不知是不是父亲威严的相貌和表情使她不安,转入正题的时候,她的手开始不断地搓揉那条围巾,半天才小声地对父亲说:现今的学校教育很糟糕,学不到多少东西,而且明摆着高中毕业后只有一个前途就是下乡,能有去当演员的机会实在难得,也不应该放弃。父亲想必早已明了龙老师的来意,也预备好了说辞在等着她,龙老师话音未落他已经沉下了脸,说:别人这样说我还不以为怪,可是你为人师表,不想着怎么教导你的学生好好读书,反而跑来说些这样不合身份的话,你自己觉得对头嘛。龙老师没想到她会碰到这么一位直言不讳的家长,当时就红了脸甚至红了眼圈,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匆忙告辞走了。我和母亲追到院子里去送她,母亲跟在她后边大赔了一通不是,龙老师好像并不想再跟我们说什么,连围巾都没顾上围,骑上自行车就走了。冬天的风把她的头发吹得飘起来,看上去她的白发着实已经很不少了。
      
       我终于在母亲的支持下去了话剧团。父亲说到做到,跟我断绝了父女关系。不过所谓断绝关系,一没有条件登报公示,二没有办法在更大范围里声明,而且父亲既没有限制我回家,也没有干涉我跟母亲的往来,他所能做的,就是在大约半年时间里,对我不理不搭。现在想想,只是一种吓唬小孩子的伎俩。
      
       然而在当时,父亲这样的表示,除了给我的心理造成了不小的压力,更让我感到无比委屈。想着文革正乱的时候,我的同学和邻居家里,都出过儿子女儿参加造反派组织,写大字报声明与父母断绝关系、带人来抄自己家的事。而在我们家,全家人都把父亲的安危放在第一位,外边的疾风暴雨从来不曾影响我们对父亲的信任,反而不断增加着我们与父母的感情。作为最小的女儿,我一直代表着远在外地的哥哥姐姐,在父母膝下尽孝。父亲关在专政班的时候,逢到探视日,我都背着衣物食品,到河西的省委党校(那会更名为五七总校)去看他,往返要走上三四十里路,中间还要乘轮渡过湘江。换季的时候,背着沉重的背包,走去走回来,绳子把肩膀上的皮都勒破了。记得父亲曾经抚摸着我的肩膀,察看我的伤口,眼睛里透着一种我几乎从来没见过的温和的目光。我有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家庭,严父慈母,兄弟姐妹众多,父亲对于我们而言,永远是高高在上不可以随便亲近的家长,尽管被关了牛棚,挂了黑牌子,他的地位也从来没有改变过。他的一个温和的注视,已然深深激励了我,路因此不远,包因此不重,肩也因此不痛了。可现在,他说不理我就不理我,好像我进了剧团,就真的辱没了蒋家的书香门第。幸好这件事我没敢在团里声张,不然说不定又会引来革命群众对他进行一次封建旧思想的大批判呢。
      
       为了改善我与父亲的关系,我和母亲想尽了各种办法,都没能凑效。其中最滑稽的一次,是我买了一本郭沫若著作《甲申三百年祭》去讨好他,反而更惹得他生了一场气。那天我路过书店,看见柜台里除了这些年从来不变的那些书以外,多了一个新面孔,也就是这本郭著,心里很有点惊喜:这会不会是一个对父亲有利的信号呢?虽然我的年龄刚刚十七岁,但经历过五年的文革风暴,多少有了见识,心里总为父亲的政治前途担忧,变得颇为敏感,以为要是这本书的出现真的意味着某种文化大环境的松动,父亲说不定一高兴也就原谅了我。
      
       父亲看见我,仍然黑着脸,叫他也还是不理。我把书掏出来,放在他书桌上,想借故跟他说说话。没想到,他一看那书名,拿起来就给扔到字纸篓里,嘴上仍然一个字不说。我心中暗暗叫苦,又不知他何以对郭沫若如此不屑。一直到好久以后,我才在他的一个老朋友那儿得知了缘由。父亲早年在上海加入了左翼文人阵营,追随的是与郭沫若甚是不和的鲁迅先生。据说鲁迅对郭沫若有一句著名而苛刻的评价:流氓加才子。等于在弟子们中间给他定了调。加之我父亲是一个认死理欠灵活的人,认准的事情不会轻易改变。我不明就里,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送给他这么一本不恰当的书,那还不是自找没趣?
      
       我跟父亲的关系就这么僵持着,父亲毫无和解的表示,让我简直觉得这辈子都只能这么僵持着,没有和解的机会了。实际上我们之间的和解在不久之后就达成了。促成和解的契机,竟是龙老师的死。
      
       去了剧团之后,我一直想着去看龙老师,她为我去工作的事来我家,被父亲说了那么重的一些话,让她难堪不已,使我对她抱了深深的歉疚,可又怕见到她之后不知该说什么。表示感谢的话已说得太多,批评父亲的话,我又不敢说,磨磨叽叽的,终于没有去成。也就两个月之后,突然听到一个悲惨的消息:龙老师在骑着自行车上班的路上,被一辆运红砖的拖拉机撞倒,当场身亡。听说拖拉机司机在交警面前辩解,龙老师在他的车前边,头巾被风吹开了,她突然松开一只手去抓头巾,身子一偏就倒在了拖拉机的前轮子上。
      
       我从剧团跑回家去,径直跑进父亲的书房,等不及他把目光从报纸上移开,就辟哩啪啦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他,那种口气就好像他对龙老师的死负有责任。父亲听了半晌无言,然后说:你去送个花圈吧。这是他与我“断绝关系”之后,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我们父女之间的冷战从此结束。
      
       我带着花圈到龙老师的灵堂去吊孝。龙老师的遗像挂在一面很宽大的墙上。照片上的龙老师神情有点呆板,没有戴头巾。我看来看去,觉得她肯定是一个蒙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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