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 | 下一篇

走运的“海鸥教授”

发布: 2009-10-02 00:10 | 作者: 王瑞芸



       《万象》2009年第2期上有朱诺的一篇“海鸥教授”,非常生动地给我们介绍了纽约曾有一个未发迹的文学“天才”周·苟德(Joe Gould) 的身世故事:一位出生富家的哈佛大学文学专业的毕业生,彻底放逐于生活,镇日游荡纽约街头。他之所以获得“海鸥教授”的称号,是因为他常常在酒吧里给人朗诵诗歌或者学海鸥的叫声,换取酒钱。他对人声称,他讨来的钱将用于他的一个基金会,这个“基金会”专用于支持他写作,他要创作一部可以和荷马史诗相媲美的宏篇巨制--《我们时代的口述历史》,其独特处是要事无巨细,完全忠实地记录人们的寻常生活,那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部详细记载身边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史诗。当一位《纽约客》的记者邂逅了这位街头流浪文学家之后,写了个长篇特写“海鸥教授”发表在《纽约客》上。这位记者在文章里感叹,美国这个富饶的国度居然不能为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真令人扼腕。结果,文章在纽约甚至在全美国引起轰动,从此,这位“海鸥教授”开始不断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很多信封里装着支票或现金,甚至一个有钱人开始匿名为他提供长期的生活资助。于是他的生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他夹着半人来高的文件夹,住进了村里(指纽约曼哈顿下城的格林威治村)的一家旅馆,这里成为他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固定住所,当然房租是那位匿名人士支付的。”(万象,2009/2期37页)
       
       然而,这位”海鸥教授“在美国大众的热切期待和慨然相助之后,却并没有如负众望,完成他的文学巨著,他屡屡在热心者为他联系好的出版商前逃遁,导致人们怀疑他是否真的写下了那本巨著?直到他1957年过世,这篇“巨著”杳无踪影。直到2000年才终于发现了他的部份手稿,但实际只是些零散的日记而已,记录的是他吃饭洗澡这类毫无价值的琐事。他终究是个骗子,还是个天才,这样的问题对我们并不重要,他的故事里重要的倒是这样一个事实:美国人对于一个可能的文学天才所具有的尊敬和援手相助,他们表现出来的广泛热忱叫人动容。
      
       美国人怎么会具有这种素质的?天生的?
      
       应该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培养起来的,我们在这里只需拿出一件事来看,大概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这件事的主角就是世人皆知的画家凡高。
      
       我在美国住了若干年,潜心研究艺术,惊奇地发现,西方人对于凡高投注了特别多的注意,多到似乎过份。我们都知道凡高是一个优秀画家,但西方艺术史中优秀画家很多很多,但几乎没有一个画家像凡高那样反复地被书写,反复地被拍摄成电影广为流传。据初步统计,西方为凡高拍摄的故事片有十二部之多,其中美国至少拍了有七八部, 最早关于凡高的影片拍摄于1948年,出了法语和英语两个版本,最新的一部是美国演员Alexander Barnett自编自导自演的“凡高之眼”,拍摄于2005年。
      
       西方人为什么会对凡高流露出如此巨大的热情呢?那是因为,在凡高的命运里有一种让人不安的东西:一个真正有才华的艺术家没有得到社会的公正对待。他在当画家十年中,画了700多幅作品,只卖出去一幅,即使拿画送人,也只是被鄙夷到拿去堵鸡窝的门,或者挂在后院的树上被人当练习飞镖的靶子…… 若无他弟弟接济,他就会完全衣食无着。实际上,即使有他弟弟接济,他也活得相当委屈,没有人理解,没有人叫好,没有人注意,甚至还被人看成傻瓜和疯子,他彻底地孤独,彻底地被整个社会轻视。最后他委屈地死了,却为我们留下了如此灿烂的画作。念及于此,整个社会都觉得对不起他。显然的,他这个生命体供人反省的价值特别大,发人深思的纯度特别高:一个牛心左性的人,一个勇于立异的画家,尤其是,一个真正热爱生命,并肯燃烧自己生命的人,却一直被社会人群不见容,不看好,这是怎么弄的?西方人一次次拍摄他的人生故事,等于是一次次反省,一次次地对人群大众说:看啊,这样一个艺术家,竟然那样被对待,那么死去,我们究竟是怎么了?也就是说,西方人根本是在用电影,用传记在一次次向这个艺术家忏悔致歉,一次次击打观众和读者的良知觉性:好好地睁开眼睛罢,人之为人应该认识什么是价值,而且要懂得珍惜这样的价值,践踏这样的价值是有愧的,有罪的。在这样的反省中,西方人全体上下因此特别在意这个艺术家的悲剧,他们太在意了。他们在意到什么程度呢?
      
       1999年在洛杉矶美术馆办了一个凡高个展,美术馆没有想到,观众像潮水般地涌去,美术馆门前的街上人头汹涌,汽车淤塞,不知就里的人会以为洛杉矶再度发生街头暴乱。买当场票根本是免谈, 就是事先定好的票,也要在指定的时段内去,去了之后,还要再排上个把小时的队才轮得到进门。观众们都十分耐心地身贴着身,顶着加州著名的骄阳,在身穿制服腰索宽皮带的警卫把守下,在临时用线拦起来的指定空地上长蛇般排开,逶迤挪动,渴望去瞻仰那个命运坎坷的艺术家留下的东西。艺术成就远高出凡高的毕加索,就绝得不到这样的礼遇和公众的强烈反响。 因为毕加索活得很舒服,生前名利双收,这个世界没有对不起他。所以,毕加索在洛杉矶美术馆的个展,观众反映平静,没有人为毕加索的艺术疯狂。但对凡高,美国男女老少各色观众在他的画前热泪横流,追悔痛心,心潮澎湃,思绪无限……由于参观凡高画展的人数实在太多了,洛杉矶美术馆只好采取应急措施,在最后三天让美术馆24小时开放,这在美术馆的历史记录中前所未有。
      
       如今凡高的画价越是一路飙升,西方越是反省得凶。他们一点也没有觉得,后世耀眼的荣誉,惊人的画价就可以补偿这颗一度委屈的灵魂。再进一步说,他们这么做甚至都不是为安慰凡高的亡灵,倒是更加为救赎洗涤自己的灵魂。凡高名气越大,这种救赎和洗涤就更加有效。凡高已经被他们西方人做成了重新审视生命,净化心灵的永久话题。
      
       就是因为这样不停地反省,造成了西方人对于文化艺术的格外尊重,格外的宽容放开;当然更造成了对于每一个个体人格的格外尊重,格外容纳异端,因为他们绝不想让凡高的悲剧在自己的社会中重演,那不仅是“暴殄天物”,而且是极端可耻,他们决不让自己再丢这个脸。
      
       这应该就是“海鸥教授”个人奇遇之产生的社会土壤,美国的文化熏陶,良知培育,在在都推动着人心向宽容,理解,尊重,关爱的方向发展。没有这个宽广的人文基础,“海鸥教授”只配永远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永无出头之日,如垃圾,如虫豸,如蝼蚁,消失于无声无息。行文至此,读者大概可以同意,在一个社会国家中发生的所有所谓偶然事件,没有一件是偶然的,所有的偶然都有其必然作铺垫。
      
       这点感慨到这里原该发完了,可是联想到另一件事,因此还有些话要说。记得在2008年7月30日,偶然在新华网上看到一条滚动新闻:“历史上的今天:荷兰著名画家凡高自杀身亡。”这个细节曾让我欣慰,中国现在真是努力跟国际接轨了,一个外国画家的忌日,我们中国人居然乐意给他在网上发一条消息,体现了我们中国人有教养,懂艺术,知道尊重艺术家,哪怕他是外国艺术家,一样要尊重,这真是又得体,又风雅。
      
       于是,我好奇想知道,我们中国对于中国本土的艺术家也能一样尊重吗,或者说,我们中国对于我们历史上悲剧性的艺术家也一样愿意拿来反省吗?于是,我在网上输入“潘天寿”,因为,潘天寿是中国现代画家中最为悲剧性的人物:成就极大,却遭遇极惨,在文革中摧残至死,中国人有没有拿他来对自己的良知作一点反省呢?结果,我在网上看到的是一连串闪光耀眼的消息:“潘天寿画作频创天价”,“潘天寿价值百万画作神密露面”,“北京神密买家浙江夺宝,潘天寿力作成囊中之物”,网上断不会在醒目的地方公布这样的消息:“1966年 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潘天寿被关进牛棚监禁达三年之久。 1969年4月,重病中被押往工厂劳动。由于心力衰竭引起昏迷,此后即卧床不起,送医院治疗屡遭拒绝,1971年9月5日天明前,潘天寿在冷寂黑暗中长辞人世。”
      
       这就叫人诧异了:凡高的命运是个悲剧不假,可是若拿来和我们中国艺术家潘天寿相比,凡高死亡的悲剧强度远不及他,艺术上达到的成就也未见得超得过他。不错,凡高身前从没有象潘天寿那样被认可过,画到死也一直汲汲无名,简直要活不下去,着实可怜得紧。可是我们冷静一想,这样一个当时的无名画家,被社会冷落,倒没有显得这个社会特别没有良知,因为社会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冷落着所有的无名鼠辈。不然,你叫社会怎么办?让每个人成名五分钟?反而是我们中国画家潘天寿,一个已经被社会认可的大画家,甚至是被国际认可的大艺术家(他是受聘为苏联艺术科学院名誉院士中的唯一中国艺术家),再看画史上对他的评价:
      
       “中国画,自唐人物山水花鸟画分科后,经五代之徐(熙)黄(筌)二体之变,到宋徽宗(赵传),工笔花鸟达到第一个高峰,明代陈淳(白阳)、徐谓(青藤)写意花鸟兴起,经历了三百年,达到第二个高峰,出现了八大山人。后派系林立,斗艳争妍,又经历了三百年,出现了第三个高峰--潘天寿。其中虽有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大家,但都是走青藤、白阳的老路,而潘天寿奇才,风格颖突,无人可匹敌,领一代风骚。”(参见《中国花鸟画发展史》)瞧,就是这样一个体现中国艺术高峰的艺术家,社会却能活活地整死了他。这种例子,在西方的艺术史上,我们从来从来从来没有看到过。
      
       再有,凡高的死,主要是他自己想不开,他太性急了些。他贫困不假, 他弟弟对他叹苦经不假,可是每月50法郎的生活费没少给过他一次,他并没有饿饭,他完全活得下去的。他自杀那年才37岁,他只需再“挺”个二十年,挺到五十七岁--根本还不能算老,鲜花和掌声就会向他潮水般涌来。可是他缺少耐心,一使性子就寻了死。整个事情如此而已。
      
       可是我们的潘天寿,比他难多了!囚禁牛棚的三年中,无休止批斗的非人待遇--我们简直不忍心再去触碰那些令人心碎的细节,而且他是个年过70的老人啊!然而,他置身在那样无涯的黑暗与委屈中,也没有轻生弃世,还自我鼓励着“莫嫌笼狭窄,心如天地宽。是非在罗织,自古有沉冤。”但是,纵然有这样的胸襟,有这样的自励,社会却不肯给他生存的空间,一寸一厘都不给。他病重,医院不肯收他,他垂危,医生不肯去看他,直逼到他在我们这个空间里消失才罢休。
      
       这样的悲剧命运,荷兰画家凡高如何可比?我们甚至不难设想,红头发急脾气的荷兰人凡高,放进中国潘天寿的处境里,他有可能自杀多少次!可是,活该凡高命好,偏巧是个洋人,他个人悲剧在西方社会中被一再讲述重现、追忆反省不算,在我们中国居然也能得到在网上发消息纪念他的忌日待遇。到了这一年的9月5号,我们会指望能在同样的位置看到:“历史上的今天:中国著名画家潘天寿逝世”的消息吗?
      
       鉴于上述感想,我写了篇关于反省潘天寿的文字,送到一家体面刊物,编辑看了皱眉笑道:现在你还来写潘天寿?你怎么现在还想到写潘天寿?!
      
       当时,我没有争辩,走了出来,心里想着:凡高死了多久了?1890年;潘天寿呢?1971年……
      
       现在我则想,“海鸥教授”若出生在中国试试……不过,我谅他没有这个胆量!
 

发表评论

seccode



View My Sta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