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花最热烈的时候已经过去，现在是所谓落英缤纷的时光。日本的自然世界中也有无数给人地久天长感受的事物，但樱花被特别地注意到，也许与人们对大地的畏惧 有关吧。樱花给人生命短暂易逝、易碎的意识。樱花之潮向着北方退去，东京的萎谢了，仙台的还在盛开，这样的后退一直到日本土地尽头的大海才结束。在樱花祭 祀中，日本人会把一个个白色的灯笼挂在樱树林中。白色在中国与死亡有关，那些灯笼一个个隐没向树林深处，景象凄凉，令人沉思，仿佛是一条条通往死亡的小 路。同样是樱花盛开的季节，在我的家乡昆明却非常热闹，欢乐吉祥。昆明是中国樱花最多的城市，也有民间的樱花节，樱花意味着好运、幸福和生命的灿烂。昆明 人常说的是“樱花都开烂了”，那是长久繁荣的象征。在中国的文化意识里，死亡并不强烈地存在，庄子为妻子的死鼓盆而歌，死亡被理解为变化，春夏秋冬、五行 轮回。人并不会死去，生命只是转换成了另外的形式存在而已。宋代诗人陆游在一首诗里写道：“零落成泥碾做尘，只有香如故”。死亡并不重要，身体的消失并不 重要，那么“香如故”就是最重要的，名就是最重要的，千秋万岁名比身体的存在重要得多。日本经常把某某节日称为某某祭，我参加的东京国际诗歌节就叫做诗 祭，祭是牺牲。而节却是庆祝，节是一节一节地生长变化，节制，并不是死亡。樱花确实给人牺牲的感觉，它的繁荣令人期待，但伟大的灿烂还没有开始，还没有足 够的持久，已经随风而逝。那颜色也是，淡淡的，红晕才若隐若显，死亡就猛烈打击，永远发展不到大红大紫。
参加了世界上最漫长的会议，一个讨论诗歌的会议，从早晨九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八点。没有午间的休息，接近午餐的时候，白衣侍者来到会议室，将餐巾铺 开，每人发给一盒便当。然后喝杯咖啡，继续讨论诗歌。自我，佛洛依德、全球化、国家与民族，东方西方……都是很大的题目。日本诗人，国家长期的和平使他们 的生活方式、教育水平、经济状况比较整齐，就像东京，已经没有贫民窟和中产阶级社区的强烈差别。知识结构处于相近的层面，教育高度普及的结果，说到自我， 大家都会提到佛洛依德、柏格森、荣格……如数家珍。而在中国,老一代诗人的知识结构与政治密切相关,热衷于臧否人物、历史。中年一代诗人的知识结构则受到 西方的影响。年轻的诗人崇拜时尚。知识结构不在一个平面上，参差不齐，诗人之间贫富悬殊，历史背景复杂，话题五花八门。教育的普及不仅仅是数、理化的普 及，也是哲学、社会科学、文学的普及，是柏拉图、黑格尔、康德以及福柯们的普及。我曾经在书店看到日本出版的绘图本的介绍海德格尔的书，是简易的大众读 物。而在中国，国家教育普及的只是数理化和政治，更注重所指。其它方面个人依靠的是自学。社会科学只是少数精英的象牙塔。西方知识已经成为日本知识分子基 础知识的一部分，诗歌讨论听起来就像是大学的学术会议。现代化其实是对人的全面教育和改造。这种教育就是改造消灭人性中道法自然的东西。日本是教育相当普 及的社会，日本教育与中国最大的不同是，日本教育注重的是能指，直接的知识学习，怎么做、是什么，比如，如何接听电话、如何走路，如何吃饭、如何应对危 险，如何穿过街道、如何着衣、在街上如何为迷路者指使道路……甚至入厕后用卫生纸，每次恰好扯下两张都要学习，对人进行细节性的教育训练改造。日本普遍遵 守规章纪律、彬彬并有礼其实是教育的结果。而在中国，教育主要是思想性的，还远远没有进入到细节改造的层面。过去中国的传统是文化而不是教育，文化是感化 人，教育则是设计人，教育的结果是人生变成了对付各种标准答案的无休无止的考试，就像地铁车票，上面印着个小箭头，你必须把小箭头对着剪票口，票才有效， 另一端的小绿灯才会OK！如果弄错了，票就进不去。考试已经成为日常生活，到处都是标准答案的开关，你必须随时学习背诵使用各种手册，地铁使用手册、电梯 使用手册、卫生间使用手册、会议使用手册、交通手册、汽车手册、电器使用手册、化妆品使用手册……否则就寸步难行。
会议是日本著名的诗歌出版社思潮社组织的，这个出版社五十年来一直坚持出版诗集，在日本文化界德高望重。社长小田已经是耄耋老者，白发苍苍，走路摇晃，功 莫大焉。故事说，五十年前，这个出版诗集的出版社面临倒闭，唯一的编辑小田辞职离开，走到门口的时候，忽然想到，我离开的话，就没有人做这件事了，转身回 去，一干就是五十多年。他被视为日本最天才的编辑之一，发现了许多诗歌天才，德高望重。按中国的习惯，他就是大人物，领导，当然要在主席台中间正襟危坐， 发表指示。然而，会议始终，领导同志只是或垂手而立，站在后排洗耳恭听，或坐在一旁，认真笔记。社长，主编都是做事情的，联络各种事项、准备麦克风、在诗 人面前必恭必敬。就是最后发言，也就是感谢大家赏光而已。会议没有主席台，某场有个台也就是为发言的诗人说话方便。诗歌会议，主角就是诗人，大冈信、吉刚 增造、谷川俊太郎都是七十以上的垂垂之人了，个个叨陪末座，认真聆听年轻诗人高谈阔论，除了事先招呼过，没有人随便缺席。在日本，写作已经专业化，圈子化 了，诗人要么住在艺术家社区，要么在大学教书，有着共同的知识结构。写作更接近于专业的修辞游戏，而不是为天地立心。心这个东西在全面量化的商品社会里， 太难叵测，只有马尔库塞所谓的空心人才可以生存下去,诗人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文人.在中国，文人与知识分子不同，知识分子是专业人士，文人则接近于古代的巫 师，负有为天地立心的大任。我与一个在大学教书的评论家就天才问题进行讨论，我发现，在民主制度下，天才已经过时，民主不相信天才，民主尊重每个人的智 慧，民主就是为所有人提供平台，百花齐放，民主社会其实是庸人的乐园。民主对于天才人物来说，是一种暴力。尼采当年忧心忡忡，呼唤超人，尼采已经预感到民 主社会对天才的威胁。在讨论中，日本同行经常喜欢问为什么，他们喜欢得到答案，而且不习惯中国诗人普遍地对问题的非理性的缺乏逻辑的不确定表述。这种深入 的讨论令我发现，明治以来的日本，受西方的影响已经至深，脱亚入欧那已经不是表面上的换个西服，而是思维方式的完全转变。“科学的本质在于‘测定可以测量 的事物，以及使不可测量的东西成为可测量的’”（K•洛沦兹）但日本依然不是西方，西方是自然的，日本是不自然的西方。日本过去也学习中国，那也是不自然 的中国，我的意思是，在日本，我总是感觉到某种做作，这并非贬义，描红必然是僵硬的，不自然的。被模仿的对象，在其本土，总是有一种土生土长的混沌感，一 个原始的自然之场。而模仿者是场外的，被模仿的东西对于模仿者来说，那是一个对象，由于对这个对象的心仪，模仿者总是要升华对象，升华就使对象脱离了场， 升华就是做作。
就是在东京，诗歌也依然微弱地存在，诗歌是最后的道法自然，诗歌来自心灵、经验而不是知识。现代日语已经被改造，有过去时、现在时，精致准确了，更适合量 化世界。日本诗人很孤独，比在中国孤独得多，日语早已经不是松尾巴蕉们写俳句短歌的日语，他们既要保持心灵的敏感、直觉、“诗关别材”的原始力量，又要面 对“知识价值革命”，面对铺天盖地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图书馆……而汉语，本身就是诗性的，不确定的、混沌的、黑暗，言此意彼，难以捉摸，知识对这种 古老的巫术般的语言总是无可奈何，这古老的语言每天都在产生数以吨计的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