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郎终于离开普林斯顿，和他的洋太太开了一辆旧VOLVO，里面装着他写小说用的计算机，车顶上绑着他唯一值钱的新沙发，奔中西部去了，他一副下决心离群索居的样子，叫大家送他们时都有些心里酸酸的。他自己也说，我走了，你们少一个说书的，少个逗乐的。在普林斯顿的流亡生活里，能给所有人带来开心的，唯有这位装着一个机器心脏的「脱口秀」张郎郎。
我是到普林斯顿大学才认识郎郎的，在此十多年前，我曾听一位中央美院毕业的朋友，把张郎郎当作一个怪物的故事讲给我听，这位朋友和张郎郎同班，都是学美术史的，说著名焦墨山水画大师张仃的儿子，「文革」中因为把江青在延安时的一些秘闻当故事说﹙看来天性好说故事﹚，被打成反革命，判了死刑，后来总算没给毙了，蹲了十年大狱。出狱后到香港做买卖去了，张郎郎什么时候成了作家，我不知道，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小说是一个中篇叫《老涛的故事》，讲一个著名剧作家的辛酸史，文笔来得老辣、俏皮。他在《九十年代》上发表的那些精彩的短篇，我是到海外才读到的。
那次我刚在普大安顿下来，便来了一位鹰鼻下总是笑瞇瞇的、满口胡同里京腔的汉子，一见面就插浑打科说笑话，说他自个儿糊里胡涂搅进天安门广场，又糊里胡涂来了美国还糊里胡涂被人们怀疑是特务等等。张郎郎自称出了监狱之后，白捡了半条命，怎么活着都合适；再加上心脏动了手术，从此「没心没肺」，这次同他见面，我才听说他在香港混了几年，把老婆也丢了又独自回北京来，做某家大公司驻京办事处的主任还兼着一家美术杂志的经理，还帮助美国驻华大使夫人做些同北京文化人交往的联络工作；他还在最靠近天安门的南池子口上买了一个四合院，进进出出都有自己的小车，在北京也算得上是最早进入现代化的「单身贵族」了。
他也说不明白，好好儿的日子口，怎么就过不耐烦了，要来美国当流亡者？后来，我们几个在普林斯顿合租了一栋大房子，在一起厮混「人民公社」的生活，郎郎最早买车，所以是大家的义务司机，但他不会做饭，永远是吃「蹭儿」。
有回吃饭喝粥时，郎郎侃了一段在监狱里当「未决犯」时喝稀粥的故事，说的是一个顶了强奸犯罪名进来的小伙子，常常怀念自己庄上的白薯粥,「那粥稠得能插上筷子」。这个段子，后来郎郎写成了一个极好的短篇，发表在《民主中国》上，张郎郎的「未决犯」生活，是此地中国人圈子里最吸引人的故事，郎郎讲起他当年如何进死囚号子、如何天天同死刑犯一道拉出去陪绑，如同讲「刘姥姥进大观园」一般绘声绘色，每每把所有人的眼珠子都讲直了。
我总想刑场陪绑这种事，叫杜思妥也夫斯基干了一回就让他终生受刺激，而对郎郎来说好像看不出留下什么痕迹。他有时只是说：我这人盲目乐观、没心没肺，就是坐牢落下的。后来，普大东亚研究所要我们每个人都讲一个题目，郎郎就讲了「中国监狱的分饭制度」，他还在黑板上画了一幅北京半步桥监狱的平面图，他说，同任何一个杜会一样，分饭制度就是监狱里的游戏规则。郎郎私底下也跟我讲过一些监狱里的恐怖故事，那是他从不在公开场合讲的，比如，他曾讲过一群满清八旗子弟在青龙桥监狱的故事，他亲眼看他们拖着铁缭，如何走出一种复杂的步伐，让镣铐在地上敲出节奏，一个个走向刑场。这是「文革」中的故事，叫我听来比爱新觉罗·溥仪的《我的前半生》精彩多了，我一直希望郎郎把这个故事写成一部长篇，就叫《青龙桥》。
可是，郎郎一直没写这个故事，他写了另一个故事，也同坐牢有关，说的是他在北京做少年时的初恋故事，以及读中央美院后如何同几位法国朋友来往而被当成特务抓起来。他写这个故事的由头，是因为他夏天去了一趟巴黎，特意去拜访其中一位叫玛丽亚娜的，二十多年前常同郎郎他们去北海划船的法国女留学生，如今已是巴黎高师的副校长，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好像是毕竟蹲了十年大狱，总想找回点什么似的。这个中篇《玛丽亚娜》，后来发表在最后一期《广场》上，郎郎对自己的心态嘲弄得很厉害。说起来在这群流亡者当中，竟然还会有张郎郎这么个「延安牌」的，乃是货真价实的「马背摇篮」出生，与李鹏、李铁映等都是延安保育院的前后期，他也是从北京育才学校、一零一中学一类中共贵族学校出来的。所以，北京高层的内幕也是郎郎脱口秀的重要保留节目，郎郎很有些热线通北京，不过他总强调自己的非政治化态度，常常很悲壮地自称为北京的「十二月党人」。
为了证明自己是延安人，郎郎在派对上出的节目，最拿手的是两首陕北民歌，他边跳边唱，用的是最土的陕北方言:
你妈妈打你，
你跟哥哥说，
为啥要把烟油儿喝？
你妈妈打你，
你不成材，
刮风下雨你穿红鞋
这个段子，是普林斯顿最受欢迎的保留节目，郎郎不知道把它表演了多少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