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游戏”走进哲学，身份就不同，比如有一个“美的游戏说”，那颇了得，游戏连着的是美，这时候，游戏就显着高级，表示人做着正事，却又能不拿它太当个事，听着就透出十二分的潇洒，简直要叫人仰望。
那么游戏究竟是好，是不好?这个倒难，说哪一头，都会得罪了人，不如只说游戏的状态，那就是：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无牵挂地放下。总了归齐，游戏就是这么一回子事，不复杂的。
只要人愿意，世上有很多事是可以拿来玩(游戏)的，玩股票，玩古董，甚至一直可以玩到爱情，但少有听说玩艺术的。爱情似乎还玩得起，往往走了一个，还可以有替补的，艺术倒有些儿玩不起呢，因为艺术关乎着名和利。说来，我们人要的东西也不算很多，差不多就这两件儿。因为要得少，这仅有的一件两件就显得严重了，输不起的。因此我们满眼看见的都是为艺术认真而且奉献的人，奉献青春，健康，乃至身家性命，我们口口相传着艺术大师的种种故事：比如年轻的达芬奇孜孜地画蛋--那是真刻苦，比如年老的毕加索能在画架前一站五七个小时--那是真勤奋;我们绝少看见拿艺术当游戏的人。因为--真的--艺术不是好玩的!
然而，我们说“绝少”，不是全然没有，艺术史中倒也找得出一个两个拿艺术当游戏的玩家。而且，他们玩起来，还不是一时的，是一世的，那真叫敢玩，会玩，结果呢--还是先不说结果吧，说出来，人未必肯信，不如先看看他们是怎么玩的，自自然然再把我们带到结果上，这样可不妥当些。
这里要说的是两个外国人，一个是有头有脸的现代法国艺术家--杜尚，一个是无名无位的美国工匠--罗迪。
杜尚(Marcel Duchamp 1887-1968) 生于法国，少年习画，而且成就不坏，二十来岁已成为巴黎绘画界的先锋派画家，属于最早探索立体主义团体中的成员。1913年，他有一件立体意味的作品《下楼的裸女》，在美国1913年著名的“军械库展览”中引起轰动，使得他当时在美国人眼里比毕加索还要有名，他被视为最出色的欧洲现代画家。这一切对于一个年轻画家真是顺顺当当，前程似锦。可是突然，他一下子中止了这个前程。不是他的身体出了毛病，也没有失恋之类的打击，更加没有事业上的任何不顺遂，契机只是件小事：他的一幅作品送展览时，评审人希望他稍稍作些改动。那绝非声色俱厉的批评，更非断然拒绝，因为评审人跟杜尚的哥哥是朋友，而且这个要求是请杜尚的亲哥哥向他转达的，算得温和有礼。杜尚当时听了也并没有火冒三丈，只是“一言不发”，乘了出租车去把那幅画取了回来。但此事让他决定不再跟这些现代艺术家们一起玩了，因为跟他们在一起，艺术显得越来越不好玩了。 “那时立体主义不过才流行了两三年，他们已经有了清楚明确的界线，已经可以预计该做什么了，这是一种多么天真的愚蠢。这件事使得我冷静了。我对于这些曾认为是自由艺术家们行为的反映是，我离开他们去找了个工作，我成了巴黎一家图书馆的管理员。”(“杜尚访谈录”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P6—以下只列页码)
杜尚一个人躲到边上，做了图书馆管理员，想什么着呢?他没要怎么着，他只想“不怎么着”。他进入艺术，只是想照自己的意思做点儿什么，并不想拿艺术给自己谋求什么。“绘画对于我不是要拿出什么产品或要表现自己的压力。我从来都没有感到类似这样的要求：早上画素描，中午或是晚上画草图等等。”“我没有打算，也没有任何建设性的计划。”这是个典型“玩玩”的心态。
他这种态度真是有点“不端正”。当时和他在一起从事现代艺术的画家们可没人这么想，因为艺术真的轻视不得，我们只消来看一个事实：在20世纪初期，巴黎的艺术家正赶上了千载难逢的西方艺术的转型期，只在二三十年中，许多汲汲无名的画家一跃成为大师，其过程简直就象个魔术。比如，在1890年左右，人可以在巴黎画店的箱子里随便翻出一张德加的单色版画，只要10个法郎就能买下，即使在1895年，马奈画的大幅肖像画，2000法郎还找不到买主，而凡高的画在1897年，500法郎一张也卖不出去。塞尚的画在1897年，五张油画放在一起才卖出了900法郎。然而到了1910年， 德加画的“芭蕾舞女”，已经卖到了43万法郎一张!艺术家的暴发走运几乎象火箭升空，想想也让人心痒难耐。当时恰好又是艺术上的“乱世”，谁都可以拉大旗造反，闹好了就能一夜成名。结果弄得当时欧洲几乎每两三年就有一个新流派出来。只看巴黎1910年的独立沙龙展，竟展出了6000件作品，那是多大的声势，多浓厚的渴望啊。退一步说吧，即使一个艺术家没有能耐独创新风格，跟着上船也行，人多势众，推波助澜，落后便可以一起在船板上分胜利果实，忝列于美术史的“XX主义”标签之下，落个小名家什么的当当，也挺不赖。那个时候，巴黎艺术界人人都象一支快要离弦的箭，准备着往各个不同的方向飞出去，在艺术上大捞一把。可在这个大好形势下，杜尚这种人居然“没有打算”。他是说说而已吧?
的确有很多人对杜尚非常不服气，觉得他后来在艺术史上占有那么重要的位置，享有那么大的名声，哪里会是无意的。这是拼命有意都难求的事，怎可能被他无意无为就轻易得手了。他八成是在装模做样吧，虚伪!
话说到这里就难了，人的思路要走深一些才行，我们有世道，有天道，就世道来说，一切须得有为，才可以成就;就天道而言，却正和世道相反，一切须得无为，才可以成就，(老子早看到了这一点，因此拼命劝人无为)， 而无为后的结果必有大成就，想小都不行。杜尚后来被世人看重和抬举的成就便是从无为里生长起来的。我们若一味以己度人，囿于“世道”看“天道”，自然就死活看不明白杜尚一生所呈现的独特风景，那真是可惜了。
杜尚是否是个骗子，我们在这篇文字里懒得操心，(乐意的人何不自己去钻研求证，写出书来都成) 这里我们只说他游戏艺术。
要游戏任何事，先要有个前提：无求。从杜尚一生的形迹看，他的确是生性散淡之人，对名和利的欲望少到几乎没有。在物质上，他一生什么也不积累，“我从某个时候起认识到，一个人的生活不必负担太重，不必做太多事， 不必要有妻子、孩子、房子、汽车。”他果然身无长物，住处“简单得象个船仓”;出门旅行不带任何行李，只把两件换洗的衬衫都穿在身上，牙刷放在口袋里。在名声上他也不作任何积累，在他年轻时主动退出立体主义团体后，从此不加入任何艺术团体，从不标榜自己，从不为自己做宣扬，从不主动参加展览，他对自己的一生一无所求。他自述：“我不是那种渴求什么的所谓有野心的人，我不喜欢渴求。首先这很累，其次，这并不会把事情做好。我并不期待任何东西，我也不需要任何东西。期待是需要的一种形式，是需要的一个结果，这个情况对我来说不存在。” (P88)
唯有到了这个地步，人才能完全轻松，唯有真正心地轻松，才有兴致去游戏，而且一切皆可成为游戏。杜尚对于艺术的态度完全是放松的，他若要做个什么，可不存什么“创新”、“革命”一类的严肃念头，那就沉重了。杜尚才不肯受那个累。他做的任何独一无二的作品，其主要动机是好玩，“好玩”和“消遣”是他常挂在嘴上的词。比如他在1913年做的“自行车轮”--把自行车轮装在凳子上，他这件东西一不小心居然成为西方艺术史上第一件“动态雕塑”。可这么件重要作品，对杜尚而言“那只是个消遣。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要做它，或者任何意图要展出它，或者用来说明什么。不， 没有这一类的事。”(P44) 他的第一件“现成品”--在一张风景画片上加了两个点，起名“药房”， 也“只是我脑子里的一种消遣而已。”(P45)，结果，他的现成品又是一“不小心”，成为西方现代艺术史上最重要的，对艺术改弦易辙的革命。他还有一件作品，“罐装的偶然”，是把三根形状奇怪的尺放进一只盒子里，那三把尺是根据三根玻璃丝自由落体的偶然形状做成的。这的确等于是把偶然装起来，“这个主意让我觉得好玩，……我总是由‘好玩’的想法来引导自己做事的。”(P44)
杜尚的确如此，一切出于兴趣，他画《下楼的裸女》，是因为“没有人画过从楼梯上下来的裸女，这是很滑稽的。”，当他欣赏美国，批评巴黎时，他不说巴黎保守，只说“他们不会找乐”(“巴黎的人总把偶像放在他们肩膀上，他们不会找乐，他们从来不会说：‘我还年轻，我可以做我想做的，我可以跳舞。’”P108) 当他说道达达主义的愤怒和进攻性时，只说，“当你想要进攻时，你就不能发笑了。”
杜尚一生就是这样玩过来的，什么负担都不掮在肩上，他不光不需要家室，也不需要工作，(他只在需要钱时，去做一点点事，比如给美国的阔小姐们教法文，物质上的开销极小，以便保持自己自由。) 有了他认为好玩的想法，他就做个作品;没有时，他就玩棋。他一生“深深的被下棋吸引有40到45年之多”，他在棋上下的功夫远比在艺术上下的功夫要多得多。 他那么迷棋，是因为“其中没有任何社会化的打算， 这是下棋的最重要之处。”(P8) 而艺术家们的社会化打算往往十分明确，而且十分强大。因此他“和艺术家混在一起，使我不大开心。”(P6) 而“棋手中的情况比艺术家的情况要叫人好接受得多。棋手们是一群迷迷瞪瞪的人，两眼一抹黑，带着眼罩，在某些方面有些象疯子，这实际上也是艺术家们所应该具有的，但是通常艺术家们不这样。这就是为什么下棋让我更加有兴趣。”显然的，下棋既没给他带来过名(要有，也只在一小撮棋手中间)，更没给他带来过一分一喱的利，可是这有什么关系，他又不在乎这两件东西， 要是在乎，他就不是杜尚了。
能这样真正游戏人生的人的确不大多见，采访过杜尚的一位法国人卡巴内叹道：“在那个年头，当时的画家们都成群结党，互相交换他们的研究发现，错误并且友情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让我吃惊的是您却需要自由，你的格调让您保持距离， 并隐退。除去您受到艺术风格的短期影响外，你保持的距离不仅是为了和运动、风格、观念分开，而且还和艺术家们分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