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看到西哲罗素说，“某种高洁和自豪，甚至某类的自以为是，都是最优良的品格中的要素，”这真是一句颇能鼓舞人心的话，因为事实上，诗人们都是自 认高洁的（“云洁何曾洁”不算），自豪乃至自负更是不乏其例。但是，作为一个年复一年计算音节的人，我时时感到渺茫的却是，放在一个更其长远的历史之流中 来看，“我们的写作不可避免大都会是微不足道的”（余笑忠语）。我不无悲哀地认同这样一种警醒。
而作为一个在野之人，我又时不时要感到痛心疾首，特别是看到身边一些颇具潜质与才华的同道，一日日陷入一种缺乏节制因而明显不恰当的写作野心（抱 负？）之中，不禁令人怀疑其意义何在。怀疑之余，也不免瞎操心。何以如此？究其实，我想不外乎内外的原因：一方面，个人虚荣心的无限膨胀，一些无厘头的名 头和蝇头小利也从中作祟；另一方面，无所不在的体制因素，呼风唤雨地诱导着那种无警惕的虚荣心，吸纳、侵蚀着年轻诗人的天赋（毫无疑问，由于可想而知的原 因，尤其是女诗人）。在此，我只说现象、判断和感受而无意冒犯、论证。必须承认，这内外交加的原因，是互为作用的。但我比较能够原谅年轻时虚荣心的发作 （谁不是这样过来的呢？），时间也许会起到其应有的解毒作用；但是，对于体制不可一世的诱奸，我真是无能为力——除了痛恨。痛恨之余，我也不是无话可说， 那就是：必须与之清醒地保持距离（如果说不是坚决地反抗），这样的距离完全是必要的，除非其写作的动因和目的本不在写作之内。
杨晓芸保持着她必要的距离和清醒。
她的距离感几乎是先天就具有的。我时时觉察到她身上有着得体的傲骨。她是那种本质清高的才女。这样讲并非说她身上缺少亲和度，不，这要看是对什么人。 她有她明确和真实的认同，对于她认同的东西（比如写作倾向），她会小心翼翼地表示好感。而她的拒绝、不认同，她有坚定的沉默。这样的人，很似我理解的“傲 气不可有傲骨不可无”的真人。
她从来不是那种大红大紫、四处受宠的诗人，虽然这在她应该说不难（请原谅我这样说）。我有着某种奇怪、固执的信念：对这样的诗人我必尊重有加。相反， 我从来蔑视那种还未造反就准备好了招安的“诗人”。我并不主张盲目的反抗（我信奉“非暴力不合作”），但我终不理解那些受宠幸诗人暧昧的表情。面对漆黑一 团的体制庞然大物和深刻的荒谬性存在，我们又怎能如鱼得水而心安理得？受宠就值得怀疑，邀宠就是无耻。所幸杨晓芸这么多年的写作是沉潜的、坚实的，因而她 的文本表现越来越出色。我们不能相信一个利欲熏心或自我膨胀之人能够将天然就是孤独者之事业的诗歌写作进行得日益深入。杨晓芸和这个小到“诗坛”、大到世 界的存在物保持着距离，这固然是其命运的一部分，但并非不值得我们为之感到庆幸。
她的清醒同样是我时时感受到的。我曾邀她做个有关个人写作的访谈，她的低调、自觉、执着同样给我深刻印象。对于个人写作倾向的反思、调整，是在不无痛 苦的心境下真诚做出的。无论哪个时期的诗风变化，都是以个人真切的思考为前提的。不讳言地说，某个时期，有论者直言其与某著名诗人风格的近似之处。我倒是 把这看作某种“习相近”的现象。但很快我就看到了她在吸收不同写作风格和资源上的有效努力。
在我邀她所做的那个有关个人写作的访谈中，她表达的一些看法，至今则不仅给我清醒的印象，更是我每每读来就必深受感染并深长思之的：
诗是有爱的人的专利品。这样说应该不过分。有爱，才有关注生活的巨大热情和捕捉力，才会潜入生活，接受生活的烟熏火燎，并对种种现象予以解析，品尝，直 至把玩出其中的美学意义，这是我理解的感受诗意的过程。一个真正有诗性的人，即便一时无诗，或一生无诗，她也是一个诗人。
我的诗歌诞生于我的“非说不可”，“不吐不快”的强烈表达欲。非说不可，那么它一定是重要的，它在严重影响你了，就是你的一种病，你必须正视它，冷清地 剖析它，弄清它在生活中的来龙去脉。是的，生活，一首真实的诗，它无不弥漫着浓浓的烟火，有着“肉身”的气息。我坚持认为，惟有真实的、日常的事物才能更 好地为呈现真相服务，才能使诗歌具备人性的温暖。
我活着，我经受，我说出，我能把握和改变的只能是我。我的生存态度和能力决定着我的命运底色。叵测的命运使我成为悲观主义者，但我因此更爱它，正如费德 里柯·费里尼所说：“我还未曾失去前行的信心，即使这段旅途似乎绝望而阴郁。”如若我还在写，我亦是靠自己劳作不止的生命写下去。对于我，诗歌的意义到底 是什么？“我不想要什么东西，只是想从深渊伸出的双手里救出自己。”弗兰茨·卡夫卡这样回答。
对于诗歌和写作这样清晰、深入、整体性的思考，完全有理由使人相信，杨晓芸是一位深谙诗之秘密的真正的诗人。我这里说出的是我多年中积累起来的若干有 关她的突出印象。对于这样一位诗人写出的饱涵热情、爱和对生活命运深沉理解的诗篇，则更需要关注诗歌写作的有识之士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批评，这是毫无疑问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