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几年以前，我就在“关天茶舍”等网络论坛上注意到了“易大旗”这个名字。与网络上大多数芜杂粗糙的文字迥然不同，那些出自于“易大旗”手笔的文章，无不嘻笑怒骂而一针见血，逻辑推理丝丝入扣，笔端又如梁启超般“常带感情”，因此对读者极具吸引力。由于“易大旗”的文章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文化与知识分子人格均作出了鞭辟入里的批评，故在网络上时时引起轩然大波。对其文章的评价也趋向于两极化：赞同者引以为启蒙老师，许多愤青读者正是阅读了大量“易大旗”的文字后，摆脱了精神世界中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毒素，而成为自由主义者；相反，对立者则将其列入所谓的“汉奸”名单之中，斥之为“民族虚无主义者”--我本人也曾有幸与之并列在此类名单之中，这大约是我与易大旗的第一次“神交”吧。
后来，我才知道“易大旗”原来是小说家孔捷生的笔名。由“孔捷生”成为“易大旗”，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成名的那一批著名的小说家中，其人生轨迹堪称一个罕见的例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文学是黄金时代，当然在这个黄金时代里也不乏诸多色彩斑斓的肥皂泡。小说和报告文学是这个时代最受追捧的文体，一个中短篇就可以让一名作家一举成名。孔捷生在那批小说家中虽然不是最有知名度和最受读者欢迎的人物，却是最有特色和潜力的作家之一。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屠杀，使得当代中国的历史轨迹以及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天安门屠杀之后，大部分作家都留在了国内，经过反复的检讨和重新的效忠，“过了关”的那部分人继续拥有“带着镣铐跳舞”的“写作的自由”。在九十年代来势迅猛的商业化浪潮之中，他们先是不知所措，然后迅速地参与其中，一瞬间便完成了由“理想主义文学”到“商业主义文学”的转变。延至二十一世纪初，这批作家靠着昔日如日中天的知名度和在意识形态的高压与市场化的诱惑中磨砺出来的生存术，大都成为有限度的经济自由化政策的受益者，并为自己分到了一些残羹冷炙而洋洋自得。
在当年的那些小说家中，也有少数人介入散文随笔的写作，比如王蒙和余华。王蒙是看不起鲁迅的，他认为鲁迅太“偏激”，他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大本所谓的“人生哲学”，其实是教导同胞们怎样才能把奴隶的位置做稳。王蒙自觉选择了“奴隶工头”的光荣角色。而余华在西方媒体上公然宣称，今天的中国早已实现了言论自由、写作自由和出版自由，因为他本人的作品从来就没有遭到过删节。其实，余华早已“挥刀自宫”了，哪里还需要中宣部检查官们的“大刀阔斧”呢？中国社会背景的变化，以及作家们无原则的退步和放弃，使得九十年代以来，文学逐渐退出中国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作家也不再是舞台上的主角。普通百姓说起作家来，再没有八十年代的尊敬和赞美，许多作家日渐成为媒体的娱乐新闻上明星故事旁边的点缀。
而流亡海外的中国作家群体，情形也并不让人乐观。由于缺乏恒定的信仰与稳定的价值坚守，许多中国流亡作家没有能像俄罗斯、东欧的流亡作家们一样，继续保持旺盛的创作能力，继续对国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命运作出冷峻的思考。在西方，他们“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因为生活环境的变迁、语言的制约以及对异质文化缺乏理解与接纳的胸怀，许多流亡作家在怨天尤人之中丧失了创作的激情。
有意思的是，在流亡海外的小说家中，我注意到有两位自觉地完成了颇具象征意义的转变：郑义转向对中国环境问题的研究，以厚厚的一本中国环境问题报告警醒国人，勿将经济发展建立在对环境的掠夺性开发之上；孔捷生则转向杂文创作，以“易大旗”的笔名在新兴的网络载体上纵横驰骋，成为若干文化思想论战的积极参与者。在我看来，小说家转而写类似于梭罗的《瓦尔登湖》的美文易，而改行做严肃、枯燥、一板一眼的环境问题研究难，这正是郑义的可贵之处；小说家在闲暇时刻写点关于阿猫阿狗的“小男人小女人散文”易，而改行写富于思想锋芒和逻辑力量的杂文难，这正是孔捷生的可贵之处。小说家需要的是讲故事的能力和控制语言的天赋，而杂文家还需要社会学、历史学、法学、哲学、经济学等多方面的学识和见识。因此，从小说家到杂文家，需要在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等方面实现巨大的调整。可以说，由“孔捷生”到“易大旗”，由小说家到杂文家，他完成的是深渊前的纵身一跃。
易大旗的杂文，继承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鲁迅所秉持的国民性批判的传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在小说创作和杂文创作两个方面都达到顶峰的作家，惟鲁迅一人而已。英国学者大卫-伊-波拉德在《鲁迅的杂文》中指出：“鲁迅的历史知识和他自己长期而苦涩的经历陶炼了他解释现象、从表面平常或孤立的事件中体察到重要性并把它们上升到关系民族状况的水平上来的能力。”（见《当代英语世界鲁迅研究》）显然，易大旗的杂文也有类似的特质，小说家的激情与社会学家的冷峻在其文字中得以融会贯通。
与某些流亡作家日益与中国国内的现实隔膜、最后走向“自言自语、自说自话”不同，易大旗的文章往往紧扣中国大陆“正在”发生的事件发言，诸如矿难、官吏腐败、上访潮、农民权利、司法不公、贫富悬殊等，诸如被中共设置为“禁区”的“六-四”、法轮功、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他均有若干鲜明的看法和独到的见解。近几年来，我在海外访问期间观察到了这样一种非常可悲的现象：许多已经在海外生活很久的作家，其潜意识里仍然“理所当然”地接受中共宣传部所设置的言论的禁区，他们的身体虽然生活在言论自由的西方世界，心灵却仍然被禁锢在密不透风的中国大陆。这是一种内化的审查机制，这是一种顽固的精神疾病，它缘于恐惧、缘于怯懦、缘于思维的惰性。易大旗则是其中少见的例外，他的文字真正做到了突破所有的禁区。同时，他的文字中也没有那种折射出内心怨毒的谩骂，而始终充满着理性的力量，这与他十多年来深入西方社会，真切体验西方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有关。
易大旗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他认为中国恶劣的现实情况是历史悠长的回声。这样一种思路贯穿在他的杂文当中：五四运动尚未真正结束，中国最需要的不是暴力革命，乃是思想启蒙。在五四运动被描述成“激进主义”，在鲁迅遭到贬斥，在启蒙遭到置疑的今天，易大旗的观点似乎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相当大一部分对中国大陆现状持否定态度的民众、学者和信仰群体，普遍认为中共仅仅是一种外来“邪教”，只要将此种外来“邪教”清除出中国，并将中国传统文化复兴起来，中国就有救了。如法轮功修炼者群体、历史学家辛灏年、政治活动家袁红冰等均持有类似的看法。海外学者如林毓生和国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朱学勤，也都置疑五四运动和启蒙主义的历史合理性。但是，与这些看法相比，我更同意易大旗在若干文章中所表达的观点：五四运动乃是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和精神的起点，五四运动乃是中国人认识自由、独立、平等、宽容等普世观念的起点，今天的中国需要的不是否定五四，而是重新进行国民性批判和文化启蒙。
中国传统文化的毒素至今仍然未能得到清理。仅仅批判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忽略传统之毒，无法让中国进入文明社会，无法让中国人过上文明的生活。我们不能为了实现反对中共时的“快意恩仇”，而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抽象出来、美化为一种顶礼膜拜的对象。因为中共不仅是一种外来之“邪教”这般简单，共产主义革命为何能够在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之内取得胜利呢？因为这两个国家的专制主义传统最为深厚。中共能够以武力夺取大陆政权，能够在崛起之初获得大部分民众包括知识分子的支持，表明其意识形态深深根植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之中--以毛泽东为例，毛根本没有读过几本马列书籍，他所喜好的乃是《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文史典籍，并俨然以秦始皇自居。在此意义上，毛乃是“传统中人”。李慎之曾经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一言以蔽之，乃是专制主义。今天的中国人并没有从专制主义的泥沼中解脱出来，却又在官方的主导下陷入了尊孔、兴儒学、祭黄帝陵等荒唐举动之中。因此，易大旗在文章中大声疾呼，鲁迅没有过时，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仍然需要举起反对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大旗。
易大旗以鲁迅为起点开始了他的杂文写作。这是一种反抗专制主义的写作，这是一种呼唤自由精神的写作，这是一种与五四精神对接的写作。我同意易大旗的观点，现在并非“复兴中国文化”的时候，而是“复兴五四精神”的时刻。我们的敌人仍然是专制主义--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渗透了专制主义的毒素；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体和精神里，也渗透着专制主义的毒素。任何讳疾忌医的作法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易大旗“刮骨疗伤”的姿态，使自己受到诸多的攻击和辱骂，其中不乏道德上的指责--“卖国贼”的大帽子满天飞舞，那些自以为“爱国”的人们根本不知道宽容为何物。历史学家徐复观曾经指出过：“古今中外，凡专以刑来实现道德，道德成为刑治的工具时，道德便变为刑的帮凶。”而正是专制主义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使得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成为泡影，“因为专制政治，一切取决于皇帝的意志，便不能允许其他人有自由意志，不能有自律性的学术思想的发展。”（《两汉思想史》）从易大旗所遭致的攻击和谩骂上，我看到了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根深蒂固和启蒙事业的任重道远。只是，我们既然已经启程，便不会止步，如同鲁迅笔下的过客一样，我们将大步行走在光荣的荆棘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