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候了，那一段历史，我还从未和盘托出。偶 尔在诗歌中写及当年之事，也会被别人指责为炫耀“流亡”，去他妈的，我自己是坚决不使用“流亡”这个鸟词的，既非流放，也不是亡命天涯。再说，“流亡”这 个词，已经被很多当年去国离乡的诗人用脏了。我用的词很诚实——“奔逃”，飞奔着逃跑，仓皇，无奈，一步一回头，时刻想回家。
2004年， 我出版了诗集《心藏大恶》，通过我的忘年老友，沈阳诗人李犁，联系到了大连出版社，最后由大连出版社出版，我自己发行。这本书在编辑的过程中，大连出版社 的编辑删除了我的一些诗，还都是我最著名的一些作品，比如《一把好/乳》、《强奸犯》、《淋/病将至》、《棉花厂》等等，这些诗曾经给我带来巨大的声誉和 争议，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这些诗，至今都很喜欢，我认为这些诗歌是中国诗歌走向21世 纪的开始，是崭新的最富生命力的声音，《心藏大恶》是我第一本正式出版的诗集，我无论如何都舍不得把这些诗去掉。那时真是过于年轻，对什么事情都不以为 然，我以为最坏的结果无非是这本书被/禁，还能怎么样呢？而且我觉得，中国已经在走向开放，对于这样一些诗，官方应该可以容忍，又没有赤裸裸的/性/描 写，无非是用词有些“狠”而已，我始终认为，我的诗歌，即使在写得最“狠”的时候，诗的内核都是“正”的。所以我没有接受大连出版社的意见，在印刷时把这 些被删除的诗又恢复了。我没有想到这会给所有与这本诗集相关的人带来厄运。如果我能够预见到，我绝不会那么天真和自私，一本诗集而已，谁能想到动静会那么 大呢。《心藏大恶》我印象中是2004年5月出版的，印了10000册，流向了市场。
很快，辽宁省有关方面就开始过问此书，但只是对出版社提出了批评。我一下子就放心了，并认为这证明了我的设想没错——中国的文化环境在变好。但突然有一天，风云突变，我忘记是哪一天了，应该是在5月底或者6月 初，李犁和大连出版社的编辑分别给我打来紧急电话，说有关部门的人已经从北京飞到了大连，正在查处此事，而且去了好几个高/级/官/员。我惊呆了，因为一 点前兆都没有，怎么检查组就已经到大连了，当天下午，我在北京放《心藏大恶》的图书仓库，就被另一队北京市的人马查封了。动作这么迅猛，我才意识到——出 大事了。大连出版社的编辑继续打来电话，我情况太严重了，是中/央/某/高/层/领/导（请原谅我不能在此说出名字）无意中看到此书，晚上打电话给最高的 宣/传/部门，宣/传/部门和新/闻出版部门凌晨两点开会，决定第二天一早就组成检查团飞到大连调查。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会大到什么程度。坏消息一个接一个的传来。
XL读书频道的编辑接到有关部门的电话，要求网删除有关《心藏大恶》的消息，编辑问为什么，对方回答：黄色、下流、反动。这就是对《心藏大恶》的定性，后来，我看到了有关部门下发的文件，这六个字赫然在目。
各地图书批发市场都接到指示，要求回收《心藏大恶》，一本都不准流入市场，甚至愿意花钱回购，只要不流入市场就行。
某开设我的个人专栏“心藏大恶”的著名文学网站站长，遭到北/京市相关部门的质询，要求删除我的专栏。该站长问为什么，对方回答，不要问为什么，这事大了。
大连出版社所有跟《心藏大恶》有关的编辑人员，包括社长、总编，全部被撤职。具体的经办人，包括帮我联系出版社的诗人李犁，都被永远禁止从事出版活动。
各地的报纸接到有关文件，认定此书为“黄色、下流、反动”并且不准再对我进行报道。直到2006年，《新京报》的王小山在报纸上发表了我的《文楼村记事》，报禁才被冲开，各地媒体才开始陆续能够出现我的名字。但也还有例外，至今，在XL博客频道的搜索栏，用我的名字搜不到任何信息。
各地出版社接到相关文件。当时，伊沙主编的《被遗忘的经典》选了我5首诗，我的名字放在封面（还是封底？我记不清了），书已下厂，被紧急叫停，删除我的诗，重新排版印刷，但封面和封底没有变。所以最后的成书很有趣，封面上有我的名字，但书里没有我的诗。
我知道事情正在愈演愈烈，但不知道到底有多大。我在北京的很多朋友都在帮我打听，但是消息一个比一个坏。
从直接查处大连出版社的某部传来的消息是，现在查到了我在大学时写的一首“恶毒”攻/击某领/袖/的诗。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我写过这样的诗，回家查当年在校期间的各种油印小报——查到了，不能说“恶毒”，但确有嘲讽。我一下子汗都下来了。
又有消息传来，说认定我是有组织的，什么组织呢？说是“下半身”是一个组织。天哪，我无语，一本文学刊物和一群写作的朋友，怎么可能构成组织呢？但我根本不知道该去找谁解释，谁又能听我说。“反动”，并且“有组织”，这样的罪名令我心乱如麻。我在北京的朋友们也都每天为我担心，更多的托各种关系去了解情况。
越来越风声鹤唳，尹丽川也被揪出来了，据说是我的档案和她的档案是同时被调查的，厚厚的两大摞。
有关方面终于直接召见我了，审/问，审/问，我努力装作坦然，我想告诉他们，我只是一个诗人，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对方的沉默令我无奈。他们问到了“下半身”，令我心惊肉跳。
从各个渠道去打探消息的那些平常被认为是眼首通天的人物全都不约而同的给了几乎同样的答案——问到某一个层面，就问不下去了，回答是：这水太深，你最好别问。
尹丽川也很害怕，她搬着电脑，到处混迹，不敢在家里住。
这时，香港诗人郑单衣给我发来邀请，请我去香港参加国际书展的诗歌朗诵活动。我正好在北京憋得要死。就去香港参加这个活动。很担心出不了境，但没有出现任 何障碍，我一阵窃喜，觉得可能真的没什么，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参加完国际书展的诗歌朗诵活动，诗人姚风邀请我去澳门一游，从澳门回到珠海。
我定了从广州回北京的机票。在从珠海去广州的长途巴士上，我想约杨克喝喝茶聊聊天，我还是那年《中国新诗年鉴》的执行主编嘛。拨通了杨克的电话，约好广州 见。突然，连续三个从北京来的电话几乎前后脚打进来，问我现在在哪里，让我马上跑，一分钟都不要停，说是有关部门马上就要行动。三个电话，来自三个不同的 渠道。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将手机关掉，SIM卡扔掉。我那时很冷静，在想怎么才能抓紧离开广东，但我身上没有什么钱，什么都没有，怎么走？到了广州该联系谁。谁会帮助我。而且我不能直接找跟我很熟的朋友，我担心他们的电话被监听。
到了广州，我找的人是诗人燕窝。没有任何人会想到我会找燕窝帮助我。因为我跟燕窝在诗歌理念上分歧很大，日常也毫无交往，甚至在诗生活的论坛上还狠狠的吵 过一架，我还专门写过一首诗骂她。但就在此前不久，燕窝曾经为《诗生活月刊》对我做过一个访谈，在访谈过程中，我感觉她是一个很大气的有侠肝义胆的女诗 人，不矫情，很坦率。燕窝也压根没想到我会找她，并且是托她帮这么大的忙。说大很大，但做起来也简单，我要通过燕窝联系我在广州最好的朋友，小说家盛可以 和诗人阿斐。
见阿斐，是因为我既然已经到了广州，并且很块就要奔逃出走，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不知道猴年马月还能再见，那我总想见我的朋友一面再走啊。
而盛可以则给了我最大的帮助，帮我做好了一切出走的准备。并且她一直很安静的平稳着我的情绪。给了我很大的力量。
然后就出发，先到深圳。我通过很曲折的方法联系到在北京的朋友，让她们给我送钱来，我需要一大笔钱。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那时，在北京，尹丽川、 金海曙、阿美、李师江、巫昂、南人等我最好的朋友正在日夜为我担心，她们，还有水晶珠链、张亚璇们每天晚上都在一起商量对策，现在我想起来，心中都觉得温 暖。她们派出了最不会引起人注意的女诗人水晶珠链飞来深圳给我送钱。水晶是80年代出生的小美女，那么年轻，在那样的气氛下，顶着那么大的压力飞到深圳来与我汇合，令我动容。
离开深圳，去了香港。我的朋友郑单衣热情的为我安排一切。最后，安排我去了马来西亚。
在马来西亚。举目无亲，语言不通（华人毕竟不多），我挥金如土，以此在抵消心中的惶惑。每天在街上漫无目的的暴走，一走就是十几个街区。换了好几个酒店， 住很大的套间——不管明日，只管享受，但真的是享受吗？内心的不安一分钟也不会平息。思乡，思乡，思乡，真想不管了，回国算了。但是永远接不到任何转好的 消息。
我从吉隆坡打的前往马六甲，马六甲万种风情，大海一望无际，我在人群中穿梭，在大海边漫步，心中却一片死灰。那种不知道明天自己在哪里，不知道明天自己该如何，不知道明天自己会怎样的悬空感，令我内心一片空白——除了不安。连恐惧都没有，只有不安。
有一次，不小心进入了一个盛大的集市，我是抱着看热闹打发时间的心态进去的，挤进人群深处，才发现全是马来人，一个华人都没有，我这张华人的面孔，非常突兀的挤在人群里，周围充斥了不祥的目光。那时才有了恐惧感。仓皇逃窜。
我当然还有办法与国内的极少数的朋友保持一定的联系。
但是没有任何消息告诉我那边到底怎么样。仿佛石沉大海。只是有警/察去尹丽川家找她，没找到，也就罢了。通知我出走的那些消息渠道几乎全断了，他们好像全 都放弃了徒劳的努力。一些人甚至开始所要相应的好处——否则，就不出手了。因为事情太大，必须要足够的好处在行？还是帮忙太久，没点好处对不起他们自己？ 我不知道，有些好处我真的给了，托人给的，给得不少，但最后还是：这事太大，没有办法。
有的想办法可以让我去德国，申请XX避/难。但我不能选择这条路。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对政治有兴趣的人，怎么谈得上XX避/难呢？那不就真把“反动”坐实了吗？说实话，我仔细翻检过好几遍《心藏大恶》，真没觉得有什么反动的。况且，我很清楚，XX避/难了，就真的再也休想回国了。而我必须回家，我做梦都想回家。我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老婆还在每天但惊受怕。
有的想办法让我去丹麦住一年，居住到某到风景如画的写作山庄。那个山庄我先前去过，美得不像人间，大片的森林、草地和湖泊，一个小小的山庄居于其间，仿佛 童话里七个小矮人的住所，周围杳无人烟。仙境般的地方，天鹅和绵羊的天堂，但绝不是人待的地方，待一周可能是享受，一个月那就是监禁了，对于一个不懂英文 的人来讲，这牢坐得会比在国内真正坐牢还寂寞。当然不能去。
度日如年，漫长的等待。我在写诗。写一首铺天盖地的情诗。只有那样的寂寞和思念才会铸就这样一首我一生中再难复制的情诗——《离岛情诗之伤别离》。
深人静写诗时，所有激烈的情感喷涌而出——我想回家，回到那鲨鱼的国度，梦中的家。
就这样，辗转于香港、马来西亚、香港、挪威。
最后一站，挪威。尹丽川于我在挪威汇合。我们一起参加一个诗歌节。春树正好也去那个城市参加同一个以中国文化为名的活动中的另外一个单元的节目，旅居海外的诗人杨炼也在。他乡遇故知。慰籍了我漂泊中难安的灵魂。
在挪威待了一周。阅读一份中文报纸时，看到中/国/政/府中某位大人物下台的消息。就在那一瞬间，我决定回国。这个决定的起因看起来荒谬，但在那时却是决 定性的。一颗渴望回家的心，必须找到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我觉得这至少可以构成一个理由。那位我在前文中说到的，看到我的诗集给宣/传/部/门打电话的事 无巨细的高/官，现在应该没时间挂念我这个原本不应在他注视范围里的诗人了吧，他每天要处理的大事恐怕都忙不过来，又逢政/局动/荡，更新换代，哪里还有 可能记得两个月前他的一纸命令呢！只要上面没人追着，下面办事的想必也该把这事抛到脑后了吧。我已不在他们眼皮下晃荡，低调得很，干脆跑掉了，还要怎样！ 我当然也考虑到了最坏的结果——但还能比浪迹天涯更坏吗？?
此念一生，决定回家。与尹丽川一起飞回。途经哥本哈根时，停留了一天，这是第二次逛哥本哈根，一切都还熟悉，看到了我们4月份在此朗诵时的咖啡馆。想起我差点就要跑到丹麦来避/难，不禁心中自嘲，再见了，哥本哈根，再见了，这个城市里默默关心我的朋友，但我必须回国。
9月，回到国内。
10月，回江苏老家结婚。必须的。我已让我的伴侣度过了寝食难安的几个月，我想还她踏踏实实的一生。直到年底，依然不敢抛头露面。12月，参加在北京举办的一个国际图书博览会时，曾经参与查处此事的某部门的相关官员特地跑来找我，对我说：放心吧，现在没事了。我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不肯说，只是表示，过去了就没事了。
这才放下心来。惊魂不定的2004年才算走完了。
后来的这些年，经常反复回想此事。很多时候，一些当年的细节会突然蹦出来，一些与当年的事情有关的人，会突然出现在你面前。每个人都在讲述不同的细节。我已难以分辨，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比如，当年为宣/传/部门执笔写下《心藏大恶》一书“定性判决书”的某官员居然非常喜欢我的诗集。他在酒后对他的朋友背诵我的诗歌，声称特别喜欢，但这一 点也不妨碍他给我写上“黄色、下流、反动”这样最终导致我仓皇逃离的鉴定词。当专栏作家十年砍柴，也就是这位官员的朋友，后来将这件事当笑话讲给我听时， 那种荒谬感真是难以复加。但又让一切变得合情合理——写鉴定文件的，居然是个读诗的行家，折在这个环节，我能说什么呢？
又在2007年的某个酒局。居然碰上某个当年被尹丽川的朋友托去摆平此事的一个重要人物。他语焉不详的描述证实了我的猜测，他确实做到了忠人所托，把尹丽川从黑/名/单里删了出去——但留下了我！这背后当然又有一个故事，一个很人性的故事，一个有点恶的故事。但我已不想说出。
但是，至今没有任何消息告诉我，当年到底为什么对我的一本诗集那本狠，要搞出那么大的阵仗，真的仅仅是因为一本《心藏大恶》吗？我一直有怀疑。
诗集的被/禁，颠沛流离的奔逃，多事的2004，成为我人生命运的一个小小转折。回国之后，我结婚、生子，从一个众人口中放荡不羁的青年变成了有家有室的开始迈向中年人生的居家男人，从此不交游，不参加各种活/动和聚/会，不参加任何北京文化圈的饭局，把自己封闭在家庭和工作中，直到现在。
我经常想起，在香港的海边，郑单衣对我的劝告，他说，回国之后，你只要拼命写作，拼命赚钱就可以了，其他什么都不要做。我很感谢他的劝告，这几年，我一直是这么干的，拼命写作，让我内心越来越强大，拼命赚钱，让我心里踏实，没有后顾之忧，04年的那种不安定不安全的漂泊感终于荡然无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