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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歌

发布: 2009-5-15 08:43 | 作者: 孔捷生



      
       革命退潮
      
       一九七二年,林彪“叛逃”折戟沉沙,兵团的政治生态陡然一变。中央文件逐级传达之后,连队里的“天天读”仍然每日如仪,但大家渐渐地无心向学,竟于学毛着“雷打不动”的班组会里嘻嘻哈哈,继而打闹成一团,到底是青年人,被压抑的心性觅机便释放出来。每有此景,老林头端坐不动,却时有微笑。
      
       再后来,“天天读”被取消了。团部广播站透过连队的高音喇叭,开始播放一些聂耳、冼星海的解禁歌曲。那年春节团部还组织了文艺联欢会。恰巧顾指导员因此前抓阶级斗争成效卓着,被调任武装连的政治指导员。这个“斗争狂”一去,我们连队的气氛松弛了许多,毕竟老连长是个憨厚人,他只管埋头抓生产,至于阶级斗争则不怎么在行。
      
       其实对那代知识青年而言,“林彪事件”正是分水岭,对文革的厌倦和集体离弃,始于其时。却说我和小谢、老林头散而复合,出工收工又结伴同行,聊天的话题竟比从前更拓宽了。老林头自称“老运动员”,本朝建政他就是历次政治运动的主角,每闻斗争鼙鼓,他都要“站台”。斗来斗去,他也从惊惧转为麻木了。别看老林头说得轻描淡写,我和小谢都已尝过“革命洗礼”,深知其间精神凌虐之剧痛,有时夜来惊醒,竟有梦魇一般的压迫和窒息感。至此,我方知老林头从来就没有认同过新社会,他可算是真正的“残渣余孽”。或许,最初他也曾想过融入新时代,但终于做不到。念及那时候人人都琅琅上口的毛语录:“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老林头不是这个政权的敌人,但他从来都不是它的朋友。我甚至觉得,他在深山老林里“劳动改造”,仍固执既往的穿和扮相,都是一种无言的表达,以划清他与这个时代的距离和界限。回想起我在连队里参加过对老林头的多次批斗会,他那白发萧然的脑袋总耷拉,也曾让我心下恻然。但这才知晓,他的内心比我们所有人都更有尊严。
      
       老林头从没提过我的“揭发”,正如他从不计较小谢早时交待过关于他的什么“不轨”言论。我曾嗫嚅试图道歉,话未说完他就摇头摆手,继而道出某次运动的一个笑话就打发过去了。诸如此类的笑话他有一大堆,虽说他的笑话里听不出明显的政治意味,好像只是自嘲。但咂品之余,便知是对现实的隐晦反讽。若干年以后,我果真动笔写小说了,第一篇就是获奖的“伤痕文学”,里头有一则笑话就是出自老林头之口;而小说里绰号“过于执”的工厂支部书记,举手投足都有我们兵团连队顾指导员的影子。当我成为作家,某次整理知青生涯的旧笔记,忽有所悟。我隐约想起,小谢授意我“揭发”老林头时的古怪语气,恍似他当年如此做时就得到了老林头的提点。老林头到底是“老运动员”,斗争会的结局,全在他的掐算之中。惜乎当时我没有想到这点,未能向老林头求证。倘得他只言片语的暗示,我的负疚感当可轻得多。
      
       无论如何,我们三人都相处融洽,甚至比以前更放言无忌。然而,兵团里难得一见的政治宽松未能持续多久,“批林批孔”运动又来了。原来林彪反党集团的本质不是“极左”而是“极右”,于是时代钟摆又向更左的一端摆荡。只不过,“林彪事件”之后,广州军区被内定为林彪“另立中央”的重灾区,兵团里军队干部的势力在收缩,原农垦总局的旧干部地位有所提升。于是,老林头终于办成退休,要回海口市了。
      
       那天我和小谢给老林头送行,一直送到琼中县城车站。我们连队距县城营根颇远,要走20里山路。我在兵团那么多年,只徒步去过两次营根,一次是去县城电影院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另一次就是送别老林头了。
      
       却说老林头年轻时很是风流,完全符合“阶级教育”读物里对旧社会人物的脸谱化归纳。他妻子早丧,却一直不肯续弦。他有一个女儿住在海口,据知文革初年已被“揪出来”,处境每况愈下。当日送别,看老林头的白发在长途汽车的窗口晃动,终于在扬起的红尘中远去,我心无限怅惘。实不知,退休后的老林头能否在险恶的政治风涛中安度晚年……
      
       空山云雨
      
       又隔了两年,兵团知青卷起回城潮。小谢的“政治结论”一直悬挂,按说他是很难离开深山的。孰料家里给他觅得一门亲事,宛如旧时代的盲婚哑嫁,他和三元里的某位女子结婚,不久就回城了。在此之后,我也办了“病退”,回到了广州。
      
       一九七八年我发表了两篇“伤痕文学”小说,略有文名,此时正好在广州中山五路遇上了小谢,我就让他到我家一。他告知,自己已选定新的人生路向,就是出国,以前合写长篇小说之议,只好免谈。说来有点可惜,小谢文才不错,谈吐机智幽默,毛笔字写得甚好,古文根底更在我之上。那次聚首,我们说起了老林头,可惜都没有他的消息……此后我也再没见过小谢了。
      
       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顾指导员。他调去武装连任职,该连都是未成家的精壮猛男。顾指导员性格阴郁,身体不好,他妻子长相平庸,又是三个孩子的妈了,但多少有几分肉感。由于性饥渴,她便频频勾引猛男“野合”于橡胶林,和她有染的足足超过一个排!这都是文革后期的事,那时革命意识疲软了,人性里被压抑的肉欲却又勃发起来。其实很难说是哪一方的“饥渴”使然,从文学意义而论,这就是生命的原始本能。东窗事发后,武装连有几十名干部战士受到处分。顾指导员一气之下,卧病不起,我离开兵团不久就听到了他的死讯……于是蓦然觉出,其实他也很可怜。
      
       黎族山民
      
       我当年所在海南生产建设兵团,隶属六师十五团,在琼中县。顾名思义,琼中在整个海南岛的中部,山高林密,瘴疠弥漫。琼崖岛民有道是:一穷二白。“穷”是琼中县的谐音,“白”就是白沙县。换言之,海南第一穷的就是琼中,白沙次之。这两个县都是黎族苗族聚居的地区。
      
       我那个连队在热带雨林深处,周围均无汉人村落,只有黎村苗寨零星地点缀于山间林际。只要登高远眺,凡有娉娉婷婷的槟榔树招展的地方必有村寨,那就是琼崖原住民的栖息之地。
      
       我曾受过“蕉风椰雨”文学描写的感染,来到五指山中,为了寄托只见蕉叶不见椰林的单相思,曾在连队的小河边种下一排椰树苗,怎知直到我离开五指山那年,它们仍半死不活,只长成齐腰高的“小老头树”。
      
       入山始知,此间槟榔树才是土着文化的象征。槟榔树其实要比椰子树好看得多,它挺拔而优雅,花序很特别,如同黎家的统裙;槟榔挂果,飞红点翠,如同苗女的织锦头帕。然而,对于我们来说,槟榔树意味人,常在热带林莽中出没的兵团知青,在雨瘴疠里迷途时有发生。高佻娉婷的槟榔树乃为黎村苗寨的标志,用文革惯用话语,那是我们的“指路明灯”。
      
       五指山深处人稀落,离我们连队最近的黎寨也有十里山路,他们几无货币流通,也无以物易物,我们汉黎两家犬之声不相闻,更老死不相往来。只不过,自从那寨子有一复员兵返乡,这位黎家子弟在军营学会了打篮球,他回归寨子就把这“现代文明”的游戏规则传授给其他青壮黎胞,后来每隔十天半月就拉队到我们连队打对抗赛。然而,每次都被我们兵团知青以凌弱,比分几近于大屠杀。一来二去打了几年,渐觉客军又添新血,有两张新脸孔不算庸手,显然也是才退伍的黎族军人。但黎人终究没能赢过一仗,唯一打平的一场,本来终场时我们是输了一球的,黎族人却都没有手表。我们岂能忍受输球之辱!便暗示代为计时的兵团女战士暂缓吹笛完场,果然我方攻下追平的两分,笛声即响。黎族人已是欣喜欲狂……
      
       多年知青生涯,我始终觉得,“大汉族”所代表的中原文明,对热带林莽中弱小黎族的文化进步,委实无甚贡献。球赛使诈之劣,更形同“民族压迫”!
      
       就在我要离开五指山那年,某日我去边远连队探访广州知青,路过黎寨时,正与那位复员军人暨黎家球友相遇,他请我留步对酌黎家土酿山兰酒。黎人请客挺郑重的,主人切了些兽肉干,不多,大概已是全部储蓄。酒是足的,山兰土酿不烈,可以喝很多。主人说起他的从军故事,原来他当过副班长却没能入党,加上文化低,便没能进县城或公社吃“商品粮”。酒过几巡,他点亮油灯,脸被映得酡红。他说退伍回家那天,很难过,黎族人祖祖辈辈住的茅草屋,没有一丝一毫改变,军营里的电和自来水在这里就像传说……后来他双眼濡湿了,我于是无言。
      
       在山里山外,文革犹在高歌猛进,然而那时我已知道了革命的罩门和死穴,它从来就没有给人以幸福,甚至未曾带来过一丝发自心底的微笑。
      
       苗寨故事
      
       现在说到苗族。海南苗人历朝历代苦难最深,他们受汉人欺压,地位还在黎族之下。故此山中的苗人村寨要比黎寨海拔更高,地段也更差。但是,苗人的性格比黎族人更悍,而且汉人黎人都盛传苗族人会“放蛊毒”,遇事都退避三舍。
      
       离我们连队最近的苗寨有二十里远,由于这里是我们去其他连队找知青串门的必经之路,所以我出入苗寨的次数颇多。就我所见,苗族人比黎族人长得精神,男的要壮些,女的更要漂亮得多;土着苗人的卫生习惯也比黎寨要好。然而,我不晓得自己的概括是否偏颇,因为这个苗寨是文革中的样板,它是被大汉族文明改造过的另类。
      
       这个苗寨叫园,我怀疑这么汉化和诗意的名字不是苗人自己想出来的。诚然也难说,因为此间曾出过一个苗族秀才。园苗寨成为新中国的少数民族的样板,倒是在文革以前,原来只不过是学校办得好,是广东省教育厅扶植的典型。到了文革时期,没人再关心教育的事情,便改封为“农业学大寨”的模范村寨。它不被册封为抓“阶级斗争”和“路斗争”的先进集体,已属万幸了。苗人很难搞“阶级斗争”,他们没有地主,五指山中土地多的是,谁愿意刀耕火种,开垦出来的那片土地就是他的。苗人只有苗王,就好比黎族的头人和峒主。不过在旧时代,苗王也不是共产党“阶级教育”里漫画化的敌人。反清起义、反军阀压迫、抗日等苗岭烽火,都是苗王策动的。共产党建政后,苗王被架空到自治区里当政协花瓶,这算是斯文;黎苗两家的头人在“镇反”时也有被枪决的;五七年时“右派”也没少划。但总的来说,要在黎苗村寨里上纲上到“阶级斗争”高度来搞文革,难度极大。于是就从“农业学大寨”入手了。
      
       园苗寨“学大寨”,其实也很滑稽。五指山中的黎人苗人都不种菜不养猪,吃肉山中猎,要吃菜就放倒芭蕉树剥出嫩芯,再说他们也不怎么吃菜,满山遍野都有各种热带野果。说到“以粮为纲”,更和土着山民风马牛不相及,他们只种点旱稻和木薯,水田是没有的。原始森林带来的腐殖质,令任何一块山地都很肥沃,泥土翻开来黑得发亮。千万别笑话黎人苗人刀耕火种,我们兵团连队被要求“学大寨”,便在伐木垦荒种橡胶之余,也象征性地种点山地旱稻——我们也是刀耕火种。只消放把山火将杂草灌木烧光,再用尖木棍在布满草木灰的坡地一一戳洞,往里头丢稻种,此后完全不必再管它,收成自然就有了。这是热带土地的馈赠,而非“大寨精神”之开花结果。
      
       因为黎族苗族均不用交公粮,实际上他们连旱稻都不多种。而园成了苗家“学大寨”的样板,完全是汉人工作组干部刻意摆布出来的“革命盆景”。他们在苗寨开几块水田种稻米,每年上交几担“公粮”,便成了时代典型。插上大寨红旗,让这个深山中的苗寨得到许多好处,为了修饰它的扮相,国家出钱把茅舍都拆了,盖成清一色砖瓦房。能全寨住上砖房的,它是全海南的独一号。
      
       为何要给它“整容”呢?原来园是文革年代罕有的对外?窗,当然能入山瞻仰文革成果的外宾都是特殊的“国际友人”。我记得第一个去参观的是着名的日本左翼人士西园寺公一,后来还有西哈努克亲王。琼中山高林密,对“外宾”少见多怪,每次来人,兵团也要一级戒备,筛选出身成份好的兵团男女战士,穿得整整齐齐,在路边假装劳动,一方面做好安全保卫,另一方面也能点缀升平。最可笑的是琼中县营根镇的花絮,为了遮掩一排草房,县革委会指派群众展开一匹匹新布,支起来挡住贵客的视。殊不知做得太拙劣,被西哈努克亲王看穿了,寄人篱下的他倒不敢说什么,但陪同的人报上去,县革委会吃了通报批评——不是说他们作假,而是做假做得不得力,就成“政治事故”了。
      
       总之,我每次经过园这座苗寨,都觉得像走进一个革命大盆景。我见过苗寨的党支部书记一面,是在完全意想不到的情景之下。在此之前,我对他虽然无恶感,亦无太好印象。因为我认识的黎族人都极为老实,按说苗族人性格应该更为憨直,作的事情很难与苗人沾边。虽说这面大寨红旗本非他们自己要扛的,但我总别有一番感受在心头。
      
       却没有料到,一宗偶发事件把苗寨党支书推向了“风口浪尖”——某日,园的一位苗家少女从学校回寨子,却遭到了一个兵团战士的袭击。这个被性苦闷折磨得变态的汉族青年来自潮汕地区,是因家乡人多地少而被政府安置到海南来的。人到了某年龄阶段,生理的发育和时代的压抑令他陷入了欲海漩涡。他瞄这个漂亮的苗家女多有时日了,终于按捺不住原始冲动,从林子里蹿出来向苗女求欢,被拒之后又扑上去要把苗女制服,怎知连扭打也不是人家对手,情急之下竟用石块把苗女砸昏。慌张的他也没来得及做下什么,就被人血吓怕了,自己赶紧跑到团部保卫科自首投案。不旋踵,我们十五团的团部就被扛火铳猎枪和砍刀的苗人包围了,领头的就是这个苗寨党支书。我闻讯赶去现场看热闹,苗人愤怒得扭曲的面孔和那些挥舞的刀枪,令我觉得此事恐难善罢,只怕要动私刑才能平息“苗变”了。
      
       后来,团政委这个有头有脸的现役军官和对方交涉未果,人家根本不买他的账。末了还是旧农垦农场的老场长出面,把五花大绑的奸未遂犯推出来给苗人示众,然后与苗寨党支书再三商议,老场长和他五十年代就认识,苗民总算刀下留人,同意人犯交由兵团法办。因事涉“军民关系”,这人后来判得很重。此是后话。
      
       就在那一次,我看到了苗民的血性,以及他们对自己的支书好像对“苗王”一般忠顺。于是,我觉得革命洪流在生活的主河道中轰隆有声地奔涌而过,对我们这群知青可谓影响深远,而对某种原生态下的人群,激流的冲刷却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
      
       岁月悠悠,琼崖的土着原住民仍在山中栖息。黎村苗寨后来可曾涌现过什么杰出人物?我不甚知道。然而,我可能做对了一件事——198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和昆明电影制片厂合拍一部电影《南方的岸》,剧本来自我的同名小说,我自己也是改编者之一。我要求长影的崔导演,一定要发掘和录用一个黎族演员,崔导演找到了一个黎家少女,虽说她初登银幕而且只在片中唱了一首山歌,但这却成就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代黎族演员——她正是黎家影星谭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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