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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2009-5-15 07:32 | 作者: 林天宏



       走在连山坡村雨后泥泞的山路上,程林祥总会产生一些幻觉。

       有时,大儿子程磊会突然出现在他身边,还是七八岁时的模样。儿子牵着他的手,高高扬起下巴问:“爹爹,咱家什么时候能买一辆汽车啊?”

       有时,他也会隐约看见父亲程瑞全走在前面不远处。老人裹着穿了10多年的蓝色围裙,背着背篓,拎着一把锄头,锄去路面上突出的山石。

       但大多数时候,这个中年人不得不回过神来面对残酷的现实:自己的大儿子和父亲,都已经不在了。

       去年的“5?12”大地震中,映秀镇漩口中学的高一学生程磊,在倒塌的校舍中遇难。程林祥与妻子刘志珍,冒着余震,步行了50里山路,把17岁儿子的遗体背回了家乡水磨镇连山坡村,并把儿子安葬在家后面的山坡上。

       上个月,程林祥70岁的老父亲程瑞全,又在家门口这条山路上出了车祸,连人带车摔下了数百米深的悬崖。

       现在,这个39岁的男人只能用忙碌的方式,来暂时麻木自己,不让自己想起这一切。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泥巴,去山下的镇子上买水泥,他要和山上的邻居们一起,修好这条“该死的”山路。
        
       车祸
       
       这是从海拔2000多米的大山深处通往山下水磨镇的唯一一条道路。

       路长1.5公里,是在山体上一锄头一锄头硬生生挖出来的,路面最宽的地方不足4米,最窄处仅两米多点,下面就是数百米深的悬崖。一旦遇雨,路面和沼泽地没什么区别,一层厚厚的泥巴,“就连下坡都要使劲地踩油门”。

       去年的大地震,又震松了山路旁的岩壁,稍有点风吹雨打,山上就会往下滚石头。路面被震裂了,很多地方裂开了数十米长、半米宽的大口子。

       一年来,这条路上接连已经死了两个村民,都是开车时稍不小心摔下了山。对于大山深处的连山坡村一组13户人家、58口人来说,这条路已经成了“随时可能送命的老虎口”。

       事实上,只要头一天下雨,次日一早,程林祥的父亲程瑞全就会默不作声地出去修路。生前,老人一直渴望把这条土路修成水泥路,可村里根本没这个财力。老人能做的,只是用锄头把滚到路面上的山石锄掉,或是刨些泥土,把被雨水冲开的大口子填上。

       程瑞全从17岁开始做木匠。他的手艺,在当地很有名。前两年,老人年纪大了,身体越来越不好了,平常已不大接活了。但地震后,很多倒掉的房子需要重建,人们纷纷找上门来,老人只得重新出山。

       3月20日,是农历中的春分。吃过早饭,程林祥便开着自家的小四轮,载着父亲和妹夫下山干活儿。他母亲原本并不同意他们这天出去,因为“就连过去的长工,春分都得休息的”。但要盖房子的人太多了,他们耽搁不起时间。

       小四轮就快没油了,出门前,程林祥咕哝了一声:“今天开出去不知道能不能再开回来。”这句话让边上的妻子刘志珍听见了,她气恼地质问:“这叫啥话?把油加满了就是了!”

       程林祥也不还嘴,载着父亲和妹夫下了山。可10分钟后,这辆车子就再也开不回来了。

       这段山路中部有一处大拐弯,路面裂开个大口子。往常程林祥每次经过这儿,都会小心翼翼地放慢速度,可这天,小四轮的马力总也加不上去。他有点着急,踩了脚油门。

       那一瞬间,他感觉车轮在口子上剐了一下,“好像完全不受控制”地冲了出去,在悬崖边上打了个弯,翻下山去,一头栽进了山下的河里。

       悬崖下松软的草垫保护了程林祥和他的妹夫,他俩滚下了几十米,奇迹般地竟没受伤。可当他俩在一块山石边找到程瑞全时,发现老人的头被撞了个大口子,满脸是血。待两人费尽气力将老人背上路面时,已经没气了。
 
       援手
       
       刘宏葆到程家那天,正是4月4日的清明节,老人的丧事已经办过了十多天。

       刘宏葆是广东佛山援建水磨镇工作组组长,到水磨工作已经9个多月。有一天,他无意中听人说起程家夫妻背着儿子遗体回家的故事,回办公室后,他从网上找出相关报道,仔细看了几遍。

       “没想到在这样的大山深处,还有这样伟大的父母。”作为一个父亲,他“感动感慨得不得了”,清明节一早,他领着8个同事,开了两辆越野车,带着些钱和慰问品,上连山坡村去看望程家夫妻。 

       那天早上,天上飘着小雨,山路又成了沼泽地。就连四轮驱动的越野车,开起来都“像开船一样”,汽车的轮子在悬崖边一个劲地打滑,吓得刘宏葆“一身冷汗”。 

       这天,程家夫妻也早早起来了。他们在家门口摆了一张供桌,放了一些供品和黄色菊花,祭奠老父亲和大儿子。刘宏葆9时左右来到程家时,祭奠已经结束了。夫妻俩把菊花抖碎了洒在地上,家门口一地的黄色花瓣,星星点点。

       前一天,村干部向他们打招呼说刘宏葆要来的事。夫妻俩特意为工作组备了一桌饭菜——腊肉、豆花、土鸡蛋,摆满了整张桌子。但刘宏葆说自己“一口都吃不下”。他直截了当问刘志珍: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

       来水磨镇之前,刘宏葆是广 东佛山市的市长助理,在当地主持过高能耗产业的转型工作。他曾淘汰了佛山一大批高能耗的陶瓷产业。如今,地震之后重建的水磨镇,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地震 之前,这个被青城山、卧龙、三江等著名旅游景点环绕着的江边小镇,却是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高能耗工业区,有着州里最大的水泥、电石、稀土等高污染企业, 镇上的许多农民,都在这些工厂里打工。

       但山上的村民们很不喜欢这些企业。自从工厂的烟囱开始冒出浓烟,刘志珍家的田地里,几乎连玉米都种不活了。“我们就算饿死,也不想去这样的厂里打工。”她生气地说。

       地震之后,很多工厂都被震塌了,处于半停工状态。借此机会,刘宏葆与阿坝政府协商,想把这些高污染企业统统迁走。他请来北京大学建筑学院的教授做规划,目标是把水磨镇打造成一座以旅游业与教育业为主的全新小镇。

       他的另一个任务是,修好那些地震之后损坏的道路。水磨镇下属的18个自然村,刘宏葆都带着同事去过,但像连山坡村这样危险的山路,却很少见。

       “那你能不能帮我们把门口这条路修成水泥的?”面对亲自找上门的刘宏葆,刘志珍犹豫了老久,终于开了口。

       刘宏葆毫不迟疑地答应了。

       这个“忙得已经半年多没睡过好觉”的中年男人,甚至很细心地帮助程家看了看风水。原本这条土路直接对着程家的大门。他让程家等路修好后,把门的方向改一改,或者在门前加个照壁,“挡一挡晦气”。

       “我要把水泥路修到程家的大门口,但我更希望把镇子重建好。”

       事后,他解释说,“我不仅是在修一条方便通行的路,我要修的,是一条帮助他们通向城镇化的道路,让他们的命运发生根本的变化。”
       
       愿望
       
       得知刘宏葆要来的消息,头一天晚上,刘志珍一夜没睡着。她翻来覆去,想着该不该开口,让“这个大官”帮忙修修这条路。

       那些天,程林祥几乎吃不下、睡不着。大儿子死后,他有大半年没怎么出去做活儿,才刚刚忙起来,却又因为自己的疏忽,送掉了父亲的命。他一夜夜躺在床上流泪,刘志珍甚至一度担心丈夫会疯掉。

       妻子非常理解丈夫的自责。在大儿子程磊死后,刘志珍也总觉得是自己把儿子害死的。

       程磊初三毕业那年,差了几分,没考上汶川县最好的微州中学。本来花上4000元,就可以上那所学校,但程磊当时谈了个“朋友”。为了把他俩分开,刘志珍坚持让儿子上了映秀镇的漩口中学。

       自从儿子死在倒塌的校舍里,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母亲每天都躺在床上不起来。她一度想到过自杀,可死在哪儿呢?如果死在家里,就成了全家人的负担,可如果不死在家里,“又怎么能和儿子在一起呢”?

       自从《中国青年报》报道了这对夫妻背儿子遗体回家的故事后,全国许多的好心人,纷纷捐钱捐物,安慰这对夫妻。一个来自广东的熊姓企业家,去年6月还专门来了趟程家,承担起他们二儿子程勇从初中到大学的所有费用。

       最让刘志珍感到安慰的是,二儿子程勇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地震之后,水磨中学的校舍成了危房,在这所学校读初三的程勇,去了离家100多公里以外的眉山上学。每到放假,才能回家看一看。 

       原本,这个15岁的小男孩儿很调皮,在班上是“让老师头疼的人”。但现在,他学习很努力。上学期末,他的总分已经进步到班上第二名。学校特意给程勇发了2000元奖学金,他原封不动地上交给父母。刘志珍告诉他,可以用这笔钱去买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那我还是把钱存起来吧,以后上大学用。”程勇回答母亲。

       这个原本悲伤的女人,逐渐变得坚强起来。她把那些好心人的电话都存在了手机里,逢年过节,主动发短信问候。“我有什么理由不好好活下去呢?”她时常这么问自己。

       公公遇难后,刘志珍一手操办了老人的丧事。周围的邻居说,“村上十几年来没见过这么风光的葬礼”。可看着丈夫一天天消沉下去,她心里“像刀扎似的”。

       刘宏葆上门那天,有一同来的佛山记者问她:“家里这么困难,你怎么不和我们领导要房子、要钱,要修这条路做什么?”也有相熟的邻居笑话她“猪脑壳,进水喽”。

       “以前我有两个儿子都不怕,现在只有一个了,我还怕什么?”她回答:“修路是我公公生前的愿望,我要帮他完成。”

       当然,刘志珍心底也还有一个愿望:每次下山,她都绕着去镇子上正在新建的汶川二中看看,虽然“看不明白建筑的学问”,但她希望佛山的援建队能把这个学校“修得牢靠些”。

       “以后,老二就要在这里读高中了。”望着山坡下的汶川二中工地,她努力地挤出一丝笑容:“到时候,我就能告诉他,要是再遇上地震,你就不用往外跑了,待着别动。这个教室很安全。”
       
       准备
       
       “狗日的要修水泥路喽!”对于这个原本宁静的小山村来说,这消息就像一粒火星子丢进油锅里一样炸开了。

       从4月初决定要修路开始,连山坡村一组的50多个村民连续开了5次会。很多村民丢掉了原本的工作,从成都、都江堰等地赶回村子里,商量起这件“自家的大事情”。

       但经费实在太紧张了,整个镇子都在重建,到处都需要钱,建材的价格一直在猛涨。刘宏葆挤了挤预算,从原本的工程抢险资金里抽出30万元,可这笔钱也只够购买砂石和水泥,以及租用必须的机器设备。

       而且,村民各家各户都有自己的“小算盘”。有的村民希望修路能买自家的砂石;有些人地里的青苗会被毁坏,他们想着要点赔偿;有人开始时捐出了自家的几块棕垫,可回家被老婆一说,又反悔了。

       这些没读过多少书的村民们,开始动用自己所有的生活智慧,来解决这些问题。

       这个自发组成的修路队,上至70多岁的老人,下至10多岁的女娃,全部是义务参加。他们在一张中学生的作文纸上,写下了连山坡一组58个村民的名字,出工的人画上一个圈,缺席者画个叉,每缺一个工,就罚款60元钱。

       为了节省经费,村民们动用各自全部的社会关系。搅拌机是一个在镇上修摩托车的村民从表哥那儿租来的,每个月900元,比市场价少了300元;另一个村民找朋友买了200多吨水泥,每吨比市场价便宜了30元,光是这一项就节省了6000多元。

       修路队成立了4个小组:施工指挥组、测量组、材料采购组、财务监督组。每个组的“领导成员”有3人,由村民自发投票、选出村民小组里“最有威信的人”担任。每天晚饭后,他们就集中在程林祥家里,分配第二天的工作,协商正在出现的问题。

       程林祥也慢慢从消沉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这些天,他正带着一帮年轻人,到10多里地外的深山里砍树,然后用摩托车拖回家里,加工成一块块2米来长的木板,供修路使用。

       按照山里的风俗,在父母过世后的100多天里,做儿女的不能剪头发。程林祥两个多月没剪过发,头发已经很长了,上面沾满了星星点点的木屑。可他只管埋头加工木板,甚至都顾不上抖一抖。他手上那些掉了漆的木工工具,都是父亲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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