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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章

发布: 2009-4-17 07:26 | 作者: 北岛




       六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去世。死讯投下巨大的阴影,小道消息满天飞,从报上排名顺序和字里行间,人们解读背后的含义。自三月底起,大小花圈随人流涌入广场,置放在纪念碑四周,堆积如山。松墙扎满白色纸花。

       我每天下了班,乘地铁从始发站苹果园出发,直奔天安门广场。穿行在茫茫人海中,不知何故,浑身直起鷄皮疙瘩。看到那些张贴的诗词,我一度产生冲动,想把自己的诗也贴出来,却感到格格不入。

       四月四日清明节正好是星期天,悼念活动达到高潮。那天上午,我从家乘十四路公共汽车到六部口,随着人流沿长安街一路往东,抵达广场。混迹在人群中,有一种隐身与匿名的快感,与他人分享温暖的快感,以集体之名逃避个人选择的快感。我想起列宁的话:「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在花圈白花的伪装下,广场有一种神秘的节日气氛。我东转转西看看。有人站在高处演讲,大家鼓掌欢呼,然后共谋一般,掩护他们消失在人海中。

       我回家吃完晚饭,又赶回天安门广场。趁着夜色,人们胆子越来越大。晚九点左右,我转悠到纪念碑东南角,在层层紧箍的人群中,突然听到有人高声朗读一篇檄文:「...江青扭转批林批孔运动的大方向,企图把斗争的矛头对准敬爱的周总理....」他读一句停顿一下,再由周围几个人同声重复,从里到外涟漪般扩散出来。公开点名「江青」,比含沙射影的诗词走得更远了,让我激动得发抖,不能自己。在苍茫暮色中,我坚信,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快要到来了。

       四月五日星期一,我上班时心神不宁,下班回家见到曹一凡,才知道事态的发展:当天下午,愤怒的人群不仅冲击人大会堂,还推翻汽车、火烧广场工人指挥部小楼。当晚,镇压的消息,通过各种非官方渠道传播,据说用棍棒打死无数人,广场血流成河。

       第二天一早,史康成骑车来找曹一凡和我,神色凝重,眉头紧锁,却平静地说,他是来道别的,把女朋友托付给我们。他决定独自去天安门广场静坐,以示抗议。那等于去找死。可在那关头,谁也无权劝阻他。他走后,我深感内疚:为甚么不与他共赴国难?我承认自己内心的怯懦,为此羞惭,但也找到自我辩护的理由:「天生我材必有用」——我必须写下更多的诗,并尽早完成《波动》的修改。

       由于戒严,史康成根本无法进入广场,从死亡线上回来了,回到人间,回到女朋友和我们身边。两个月后,我改好《波动》第二稿。

       七

       一九七六年八月上旬某天下午,在同班同学徐金波陪伴下,我去新街口文具店买来厚厚的精装笔记本和小楷毛笔,回家找出刮胡刀片。打开笔记本扉页,在徐金波指导下,我右手握刀片,迟疑片刻,在左手中指划了一刀。尖利的疼痛。由于伤口不深,仅沁出几滴血珠,我咬牙再深划一刀,血涌出来,聚集在掌心。我放下刀片,用毛笔蘸着血在扉页上写下:「珊珊,我亲爱的妹妹」,泪水夺眶而出。

       大约十天前,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傍晚,家中只有我和母亲,她已调回人民银行总行医务室上班,父亲仍留在昌平的人大政协干校劳动,当工人的弟弟在山上植树造林,他们每周末回家。

       那天晚饭后来了个客人,叫姜慧,她娇小可爱,丈夫是高干子弟。她写了一部长篇政治小说,涉及文革中党内权力斗争,江青是主人公之一。说实话,那小说写得很粗糙,但话题敏感,正在地下秘密流传。

       九点半左右,姜慧起身告辞。我陪她下楼,到大院门口,看门的张大爷从传达室出来,说你们家长途电话。姜慧陪我进了传达室。拿起听筒,先是刺耳的电流声,电话接线员彼此呼叫。原来是湖北襄樊南障县的长途,是珊珊所在的工厂打来的。终于传来一个小伙子的声音,姓李,也是人民银行总行的子弟。他的声音忽近忽远,断断续续:珊珊,她、她.....今天下午....在河里游泳.....失踪了,你们别急,全厂的人都在寻找....你们还是派人来一趟吧.....

       我紧握听筒,听到的是自己血液的轰响。传达室的灯在摇晃。姜慧关切的目光和遥远的声音。我不知所措,紧紧抓住她的手嗫嚅着,待冷静下来,示意她先走。

       回家脸色苍白,母亲问我出了甚么事,我搪塞过去。骑车到电报大楼,给父亲和弟弟分别打电话。跟父亲只说珊珊生病了,让他明早回家。跟弟弟通话,我说「珊珊被淹了」,避开「死」这个字眼。

       再回到家母亲已躺下,她在黑暗中突然发问:到底出了甚么事?我说没事,让她先睡。我在外屋饭桌前枯坐,脑海一片空白。我们兄妹感情最深,但近来因自身困扰,我很少给她回信。

       凌晨三点四十二分,山摇地动,墙上镜框纷纷落地,家具嘎嘎作响。从外面传来房屋倒塌的轰响和呼救声。我首先想到的是世界末日,心中竟有一丝快意。邻居呼喊,才知道是大地震。我搀扶着母亲,和人们一起涌到楼下。大院满是惊慌失措的人,衣衫不整。听说地震的中心在唐山一带。

       父亲和弟弟上午赶回,亲朋好友也闻讯而来,相聚在乱哄哄的大院中。这时收到珊珊的来信,是三天前写的。她在信中说一切都好,就是今年夏天特别热,要我们多保重。

       大家最后商定,先瞒着母亲,由表姐夫陪同我和父亲去襄樊。我和父亲一起上楼取旅行用品。他在前面,驼着背,几乎是爬行,我紧跟在后,跌跌撞撞,真想与争吵多年的父亲和解,抱着他大哭一场。

       由于地震,去襄樊的一路交通壅塞混乱,车厢拥挤不堪。到了目的地,才知道事故原委:七月二十七日下午,珊珊带几个女孩去蛮河游泳。那天上游水库泄洪,水流湍急,一对小姐妹被卷走了,妹妹消失在漩涡中。珊珊一把抓住姐姐,带她游向岸边,用全身力气把她托上岸,由于体力不支,她自己被急流卷走了。第二天早上,才在下游找到尸体。她就这样献出自己的生命,年仅二十三岁。

       在堆满冰块的空房间,我握住她那有颗黑痣的左手,失声痛哭。第二天火化时,我把她二十岁生日时写的献诗放进棺木。我终日如游魂飘荡,从宿舍到办公室,从她出没的小路到出事地点。我把一把把野菊花抛进河中。

       在她的日记本上,我找到她写下的一行诗:「蓝天中一条小路。」是啊,自由与死亡同在,那有多大的吸引力。回家路上,我时时感到轮下的诱惑。但我知道,除了照顾父母,还有更重要的事等着我去完成,为了珊珊也为了我自己。我承担着两个生命的意志。

       掌中的血快用尽了,徐金波帮我挤压伤口,让更多的血流出来。我在纪念册的扉页上写道:珊珊,我亲爱的妹妹,我将追随你那自由的灵魂,为了人的尊严,为了一个值得献身的目标,我要和你一样勇敢,决不回头....(大意)

       八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我和严力在芒克家聊天。芒克跟父母一起住计委大院,父亲是高级工程师,母亲是复兴医院护士长。严力住在附近,常来常往。我们正抽菸聊天,芒克的母亲进屋说,下午四点有重要广播。

       那是多事之秋。一月八日周恩来去世,三月八日吉林陨石雨,四月五日天安门事件,七月六日朱德去世,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大地震。还能再有甚么大事?我们不约而同想到了一起,谁也没点破。

       下午四时,从家家户户的窗口传出哀乐,接着是播音员低沉的声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今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三岁.....」

       我们对视了几秒钟,会意一笑,但笑得有点怪,有点变形,好像被一拳打歪——这一时刻让人猝不及防。芒克顺手从床底下摸出半瓶「二锅头」,到厨房取来三个酒盅。斟满,三人默默干杯,再斟满,我们的笑容变得舒展,好像跨越了令人尴尬的瞬间。「这回有戏了,」芒克低声说。

       回家的路上,一扇扇窗户亮了。我骑得很慢,并不急于回家。高音喇叭和收音机相呼应,哀乐与悼词在空中回荡。有人在哭。北京初秋燥热,有一股烧树叶的味道。并行骑车的人有的已戴上黑纱,表情麻木,很难猜透他们在想甚么。

       第二天早上,各单位和街道居委会搭建灵堂,组织追悼会,出门必戴黑纱。我正为珊珊服丧,这倒不难。再说我长期泡病号,很少出门,在家重读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

       九月十八日下午,在天安门举行官方追悼会,电视台电台现场直播。我们全楼仅我家有一台九吋黑白电视,成了文化中心。午饭后,楼下贺妈妈(曹一凡的母亲)和李大夫等老邻居陆续落座,一边安慰痛不欲生的母亲,一边等着看电视直播。我避开她们,独自退到窗口,在离电视机最远的地方坐下。那一刻,我有候鸟般精确的方位感:我背后正南约五公里是电报大楼,再沿长安街向东约三公里即天安门广场。

       从电视镜头看去,天安门广场一片肃杀,悼念的人们由黑白两色组成,国家领导人一字排开,表情呆滞,但想必各怀鬼胎。下午三时,由华国锋主持追悼会。他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宣布:「全体起立,默哀三分钟?8943.」我母亲和老邻居们慌忙站起来。我迟疑了一下,身不由己也站起来,低下头。我到底为谁起立默哀?自己也说不清,是为了我自幼崇敬而追随过的人,为了献出自己年轻生命的珊珊,还是为了一个即将逝去的时代?

       九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北京下了场少见的大雪,几乎所有细节都被白色覆盖了。在三里屯使馆区北头有条小河,叫亮马河,过了小木桥,是一无名小村,再沿弯曲的小路上坡,拐进一农家小院,西房即陆焕兴的家。他是北京汽车厂分厂的技术员。妻子叫申丽灵,歌声就像她名字一样甜美。文革初期,她和父母一起被遣返回山东老家,多年来一直上访,如今终于有了一线希望。

       地处城乡之间的两不管地区(现称城乡结合部),这里成了严密统治的盲点。自七十年代中期起,我们几乎每周都来这里聚会,喝酒唱歌,谈天说地。每个月底,大家纷纷赶来换「月票」,陆焕兴是此中高手,从未出过差错。

       这里成了《今天》的诞生地。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张鹏志、孙俊世、陈家明、芒克、黄锐和我陆续到齐,加上陆焕兴一共七个。直到开工前最后一分钟,黄锐终于找来一台油印机,又旧又破,显然经过文革的洗礼。油印机是国家统一控制的设备,能找到已算很幸运了。大家立即动手干活——刻蜡版,印刷、摺页,忙得团团转。

       那是转变之年。一九七八年四月五日,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成为政治松动的重要信号。

       上访者云集北京,有数十万人,他们开始在西单的灰色砖墙张贴大小字报,从个人申冤到更高的政治诉求。十月十七日,贵州诗人黄翔带人在北京王府井张贴诗作,包括横幅标语「拆毁长城,疏通运河」,「对毛泽东要三七开」。十一月十四日,中共北京市委为一九七六年「四五事件」平反。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三次会议。十二月初,邓小平通过加拿大《环球报》记者,向人们传递一个重要口信「民主墙是个好东西。」

       一九七八年九月下旬一天晚上,芒克和我在黄锐家的小院吃过晚饭,围着大杨树下的小桌喝酒聊天,说到局势的变化,格外兴奋。咱们办个文学刊物怎么样?我提议说。芒克和黄锐齐声响应。在沉沉暮色中,我们的脸骤然被酒精照亮。

       我们三天两头开会,商量办刊方针,编写稿件,筹集印刷设备和纸张。纸张不成问题。芒克是造纸厂工人,黄锐在工厂宣传科打杂,每天下班用大衣书包「顺」出来。张鹏志在院里盖了间小窝棚,成了开编辑会的去处。我们经常争得面红耳赤,直到深更半夜。张鹏志不停播放那几张旧唱片,特别是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那旋律激荡着我们的心。

       从十二月二十日起,我们干了三天两夜。拉上窗口小布帘,在昏暗的灯光下,大家从早到晚连轴转,谁累了就倒头睡一会儿。陆焕兴为大家做饭,一天三顿炸酱麪。半夜一起出去解手,咯吱咯吱踩着积雪,沿小河边一字排开拉屎,眺望对岸使馆区的灯火。河上的脏冰反射着乌光。亮马河如同界河,把我们和另一个世界分开。

       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干到晚上十点半终于完工,地上床上堆满纸页,散发着强烈的油墨味。吃了三天炸酱麪,倒了胃口,大家决定下馆子好好庆祝一下。骑车来到东四十条的饭馆(全城少有的几家夜间饭馆之一),围小桌坐定,除了饭菜,还要了瓶二锅头,大家为《今天》的诞生默默干杯。

       我们边吃边商量下一步计划。首先要把《今天》贴遍全北京,包括政府部门(中南海、文化部)、文化机构(社会科学院、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和《诗刊》)和公共空间(天安门、西单民主墙),还有高等院校(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确定好张贴路线,接着讨论由谁去张贴。陆焕兴、芒克和我——三个工人两个单身,我们自告奋勇,决定第二天上午出发。

       从夜间饭馆出来,大家微醺。告别时难免有些冲动,互相拥抱时有人落了泪,包括我自己——此行凶多吉少,何时才能欢聚一堂。你们真他妈没出息,掉甚么眼泪?陆焕兴朝地上啐了口唾沫,骂咧咧的。

       骑车回家路上,跟朋友一个个分手。我骑得摇摇晃晃,不成直线,加上马路上结冰,险些摔倒。街上空无一人。繁星,树影,路灯的光晕,翘起的屋檐像船航行在黑夜中。北京真美。「解开情感的缆绳/告别母爱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运乞求/红旗就是船帆/太阳就是舵手/请把我的话儿/永远记在心头....」我想起头一次听到的郭路生的诗句,眼中充满泪水。迎向死亡的感觉真美。青春真美。

       二○○八年十月


22/2<12

最新评论

删除 引用 庞剑平   post at 2015-3-16 21:09:56
喜欢,看了又看。。。
删除 引用 Guest  post at 2015-3-08 14:19:05
看的我又笑又哭。一直喜欢着北岛的文字,感觉淡淡的,哀而不伤。有些孤独,有些难过,去又是那么的勇敢和执着,为了喜欢的东西不顾一切,纯粹而简单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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