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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章

发布: 2009-4-17 07:26 | 作者: 北岛



一九四九年生于北京,做过建筑工人、编辑和自由撰稿人。和朋友于七八年在北京创办文学杂志《今天》,一直担任主编至今。自八七年起,在欧美多所大学教书或任驻校作家,现在香港中文大学任讲座教授。其作品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获得多种国际文学奖及荣誉。近年出版的中文书包括诗集《零度以上的风景》、《开锁》和散文随笔集《蓝房子》、《午夜之门》、《时间的玫瑰》和《青灯》等。

       一

       一九七○年春,我从河北蔚县工地回北京休假,与同班同学曹一凡、史康成相约去颐和园。那年春天来得早,阳光四溢,连影子都是半透明的。我们并肩骑车,拦住马路,三十二路公共汽车鸣长笛,轰然驶过,扬起一阵烟尘。

       曹一凡是同学也是邻居。在「上山下乡运动」大潮中,他和史康成是立志扎根北京的「老泡」。所谓「老泡」,指的是泡病号留在城里的人,为数不多但不可小看——除了有抵挡各种压力的坚韧神经外,还得深谙病理知识及造假技术。幸好有他们留守,几个月后我随工地迁到北京远郊,每逢工休泡在一起,读书写作听音乐,被邻居庞家大嫂称为「三剑客」。

       北京近乎空城,颐和园更是人烟稀少。进正门,穿乐寿堂,玉兰花含苞欲放,木牌写着「折花者罚款五十元」。在排云殿码头租船,绕过石舫,向后湖划去。一路说笑。后湖更静,唱俄罗斯民歌,召来阵阵回声。我们收起桨,让船漂荡。

       史康成站在船头,挺胸昂首朗诵:「解开情感的缆绳/告别母爱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运乞求/红旗就是船帆/太阳就是舵手/请把我的话儿/永远记在心头.....」停顿片刻,他继续下去:「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

       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我为之一动,问作者是谁。郭路生,史康成说。朗读贺敬之和郭小川的诗,除琅琅上口,跟我们没甚么关系,就像票友早上吊嗓子。最初喜爱是因为革命加声音,待革命衰退,只剩下声音了。在工地干活吼一嗓子:「人应该这样生,路应该这样行——」,师傅们议论:这帮小子找不着老婆,看给急的。而郭路生的诗如轻拨琴弦,一下触动了某根神经。

       退船上岸,来到谐趣园,一个中年男人坐在游廊吹口琴,如醉如痴,专注自己的心事。我又想起刚才的诗句。郭路生是谁?我问。不知道,听说在山西杏花村插队,史康成耸耸肩说。

       原来是我们中的一个,真不可思议。我的七十年代就是从那充满诗意的春日开始的。当时几乎人人写旧体诗,陈词滥调,而郭路生的诗别开生面,为我的生活打开一扇意外的窗户。

       二

       一九七一年九月下旬某日中午,差五分十二点,我照例赶到食堂内的广播站,劈啪打开各种开关,先奏《东方红》。唱片播放次数太多,嗞啦嗞啦,那旭日般亮出的大镲也有残破之音。接近尾声,我调低乐曲音量宣告:六建三工区东方红炼油厂工地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揑着嗓子高八度,字正腔圆,参照的是中央台新闻联播的标准。读罢社论,再读工地通讯员报道,满篇错别字,语速时快时慢,像录音机快进或丢转,好在没人细听,众生喧哗——现在是午餐时间。十二点二十五分,另一播音员「阿驴」来接班。广播一点钟在《国际歌》声中结束。

       在食堂窗口买好饭菜,我来到大幕后的舞台,这是工地知青午餐的去处。说是与工人师傅「同吃同住」,「同住」不得已——几十号人睡大通铺,「同吃」就难了,除了话题,还有饭菜差异:知青工资低,可都是单身汉,专点两毛以上的甲级菜;而师傅拉家带口,只买五分一毛的丙级菜。

       头天晚上,在食堂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就在这大幕前,由书记传达中央文件。传达前早有不祥之兆。先是工地领导秘密碰头,跟政治局开会差不多;下一拨是党员干部,出门个个黑着脸;最后轮到我们工人阶级,等于向全世界宣布:九月十三日,林副统帅乘飞机逃往苏联途中摔死了。

       说到政治学习,「雷打不动」,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以班组为单位。干了一天活,先抢占有利地形,打盹养神卷「大炮」。除了中央文件和社论,还甚么都学,从《水浒》到《反杜林论》,这可难为大字不识的老师傅。而知青们来了精神,读了报纸读文件。那些专有名词在烟雾中沉浮。孟庆君师傅啐了唾沫开骂:杜林这小子真他妈不是东西,胆敢反对毛主席,先毙了再说。班长刘和荣一听乐了:小孟,学了半天你都没闹明白,人家如今在德国当教授,连恩格斯都管不了。插科打诨,政治学习成了娱乐。副班长周增尔(外号「比鷄多耳」)干咳一声,宣布散会。政治学习至少有一条好处:普及了国际地理知识——前天地拉那,昨天金边,如今又是哪儿?对了,温都尔汗。

       我端饭盆来到幕后,席地而坐。林副统帅的幽灵引导午餐话题,七嘴八舌,包括逃亡路线等假设。我开口说话,单蹦的词汇成语流,滔滔不绝,一发不可收拾。我说到革命与权力的悖论,说到马克思的「怀疑一切」,说到我们这代人的精神出路....直到安智胜用胳膊肘捅我,这才看到众人眼中的惶惑,他们纷纷起身告辞。转眼间后台空了,就剩下我俩。安智胜原是十三中的,跟我在同班组干活,志趣相投,都长着反骨。那年头,友情往往取决于政治上的信任程度。我们默默穿过大幕,下阶梯,到水池边涮碗。

       回工棚取铁锹的路上,我仍沉浸在自由表达的激动中,再次被文革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所困扰:中国向何处去?我们以往读书争论,有过怀疑有过动摇,但从未有过这种危机感——如临深渊,无路可退。彻夜未眠,如大梦初醒——中国向何处去?或许更重要的是,我向何处去?

       阿开(我在工地的外号),安智胜打破沉默说。你得多个心眼儿。别那么实诚,刚才那番话要是有人汇报,就完蛋了。

       我试图回想刚才说过的话,却无法集中思想。时代,一个多么重的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可我们曾在这时代的巅峰。一种被遗弃的感觉——我们突然成了时代的孤儿。就在那一刻,我听见来自内心的叫喊:我不相信——

       三

       一九七三年一个春夜,我和史保嘉来到永定门火车站,同行的有原清华附中的宋海泉。此行目的地是白洋淀邸庄,探望在那儿插队的赵京兴和陶洛诵。赵京兴是我在北京四中的同学,低我一级;陶洛诵是史保嘉师大女附中的同学。一九六九年,赵京兴因写哲学书稿被打成「反革命」,与女友陶洛诵一起锒铛入狱,半年前先后获释。

       为筹措路费,我把手表送委托行卖了——好像我们去时间以外旅行。等车时,在一家小饭馆吃宵夜,有道菜很有诗意,叫「桂花里脊」。保嘉和宋海泉聊天,我伏桌昏睡。汽笛声声。

       我们搭乘的是零点开出的慢车,吱嘎摇晃,几乎每个小站都停。凌晨到保定,乘长途车抵安新县城,与宋海泉分手,再搭渔船,中午到邸庄。那是个百十来户的小村,四面环水,村北头一排砖房是知青宿舍,他们住尽头两间,门前有块自留地,种瓜种豆。

       陶洛诵尖叫着,和保嘉又搂又抱。赵京兴矜持笑着,眼睛眯缝,在黑框眼镜后闪光。从老乡那儿买来猪肉鷄蛋,一起生火做饭,香气四溢。我们在昏暗的灯光下举杯。百感交集——重逢的喜悦,劫后的庆幸,青春的迷惘,以及对晦暗时局的担忧。短波收音29机播放外国古典音乐,飘忽不定,夹杂着怪怪的中文福音布道。在中国北方的水域,四个年轻人,一盏孤灯,从国家到监狱,从哲学到诗歌,一直聊到破晓时分。

       白洋淀的广阔空间,似乎就是为展示时间的流动——四季更迭,铺陈特有的颜色。不少北京知青到这儿落户,寻找自由与安宁。其实白洋淀非避乱世之地。一九六八年年底,我和同学来搞教育调查,正赶上武斗,被围在县城招待所多日,枪林弹雨。在造反派威逼下,我们硬着头皮参加武斗死难者的追悼会。

       当年学校组织批判赵京兴,流传着陶洛诵的情书中的一句话:「少女面前站着十八岁的哲学家...」让我们惊羡不已。赵京兴内向,话不多,意志坚定。陶洛诵正好相反,她天性活泼,口无遮拦,永远是聚会的中心。在邸庄三天,我们常棹船出游。日落时分,湖水被层层染红,直到暮色四起,皓月当空。

       一天下午,我和赵京兴单独在一起,他随手翻开《战争与和平》第四卷开篇,想听听我的看法。那是作者关于战败后彼得堡生活的议论,有这样一段话(就我记忆所及):「但是安定的、奢侈的、只操心现实中的一些幻影的彼得堡生活,还是老样子,透过这种生活方式,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意识到俄国老百姓处境的危险与困难...」

       见我一脸茫然,他说:在托尔斯泰看来,历史不仅仅是关于王公贵族的记载。而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才是被历史忽略的最重要的部分。

       你说的也是中国当下的历史吗?我问。

       历史和权力意志有关,在历史书写中,文人的痛苦往往被夸大了。又有谁真正关心过平民百姓呢?看看我们周围的农民吧,他们生老病死,都与文字的历史无关。他说。

       离开邸庄,我们到大淀头去看望芒克。芒克在小学当体育老师。进村跟孩子一打听,全都认识,前簇后拥把我们带到小学校。芒克刚跟学生打完篮球,汗津津的,把我们带到他的住处。

       小屋低矮昏暗,但干净利索,炕边小桌上放着硬皮笔记本,那是他的诗稿。

       芒克解缆摇橹,身轻如燕,背后是摇荡的天空。刚解冻不久,风中略带寒意。是芒克把白洋淀,把田野和天空带进诗歌:「那冷酷而伟大的想像/是你在改造着我们生活的荒凉。」一九七三年是芒克诗歌的高峰期。他为自己二十三岁生日写下献辞:「年轻、漂亮、会思想。」

       四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下旬某个清晨,我写完中篇小说《波动》最后一句,长舒了口气。隔壁师傅们正漱口撒尿打招呼,叮当敲着饭盆去食堂。我拉开暗室窗帘,一缕稀薄的阳光漏进来,落在桌面,又折射到天花板上。

       一个多月前,工地宣传组孟干事找我,要我脱产为工地搞摄影宣传展,我不动声色,心中暗自尖叫:天助我也。我正为构思中的中篇小说发愁。首先是几十号人睡通铺,等大家入睡才开始读书写作,打开自制台灯——泡沫砖灯座,草帽灯罩,再蒙上工作服。再有,为了多挣几块钱,师傅们特别喜欢加班,半夜回宿舍累得贼死,把读书写作的精力都耗尽了。

       说来这还是我那「爱好者」牌捷克相机带来的好运:给师傅们拍全家福标准像遗照,外加免费洗照片,名声在外。我一边跟孟干事讨价还价,一边盘算小说布局:首先嘛,要专门建一间暗室,用黑红双层布料做窗帘,从门内安插销——道理很简单,胶片相纸极度敏感,有人误入,革命成果将毁于一旦。孟干事连连点头称是。

       暗室建成了,与一排集体宿舍的木板房毗邻,两米见方,一床一桌一椅,但独门独户。搬进去,拉上窗帘,倒插门,环顾左右。我掐掐大腿,这一切是真的:我成了世界上最小王国的国王。

       由于整天拉着窗帘,无昼夜之分,除了外出拍照,我把自己关在暗室里。在稿纸周围,是我设计并请师傅制作的放大机,以及盛各种药液的盆盆罐罐,我从黑暗中冲洗照片也冲洗小说,像炼金术士。工地头头脑脑视察,必恭候之,待收拾停当开门,他们对现代技术啧啧称奇。我再拍标准照「贿赂」他们,用布纹纸修版外加虚光轮廓,个个光鲜得像苹果鸭梨,乐不可支。

       原十三中的架子工王新华,那几天在附近干活,常来串门。他知道我正写小说,我索性把部分章节给他看。他不仅跟上我写作的速度,还出谋划策,甚至干预原创。他认为女主人公萧凌的名字不好,有消蚀灵魂的意思,必须更换。

       这暗室好像是专为《波动》设计的,有着舞台布景的封闭结构、多声部的独白形式和晦暗的叙述语调。在晨光中完成初稿的那一刻,我疲惫不堪,却处于高度亢奋状态。

       把手稿装订成册,首先想到的是赵一凡。自一九七一年相识起,我们成了至交。他是北京地下文化圈的中心人物,自幼伤残瘫痪,而那大脑袋装满奇思异想。他和家人同住大杂院,在后院角落,他另有一间自己的小屋。

       待我在他书桌旁坐定,从书包掏出手稿。一凡惊异地扬起眉毛,用尖细的嗓音问:完成了?我点点头。他用两只大手翻着稿纸,翻到最后一页,抬起头,满意地抿嘴笑了。

       你把手稿就放在我这儿。见我面有难色,他接着说,你知道,我的公开身份是街道团支部书记,这里是全北京最安全的地方。

       想想也是,我把手稿留下。可回到家怎么都不踏实,特别是他那过于自信的口气,更让我不安。第三天下了班,我赶到他家,藉口修改,非要取走手稿。一凡眯着眼直视我,大脑门上沁出汗珠,摊开双手,无奈地叹了口气。

       五


       一九七五年二月初,刚下过一场雪,道路泥泞。我骑车沿朝内大街往东,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大楼东侧南拐,到前拐棒胡同十一号下车。前院坑洼处,自行车挡底板照例哐啷一响。穿过一条长夹道,来到僻静后院,蓦然抬头,门上交叉贴着封条,上有北京公安局红色公章。突然间冒出四五个居委会老头老太太,围住我,如章鱼般抓住自行车。他们盘问我的姓名和单位,和赵一凡的关系。我信口胡编,趁他们稍一松懈,突破重围,翻身跳上自行车跑了。

       回家惊魂未定。人遇危难,总是先抱侥幸心理,但一想到多年通信和他收藏的手稿,心里反倒踏实了。让我犯怵的倒是躲在角落的苏制翻拍机(必是当时最先进的复制技术),如果《波动》手稿被他翻拍,落在警察手里,就算不致死罪,至少也得关上十年八年。我仔细计算翻拍所需的时间:手稿在他家放了两夜,按其过人精力及操作技术,应绰绰有余。但心存侥幸的是,既然手稿归他保管,又何必着急呢?

       出事第二天,工地宣传组解除我「首席摄影师」职位,逐出暗室,回原班组监督劳动。摄影宣传展无疾而终。孟干事宣布决定时,低头看自己的指甲,一丝冷笑,似乎总算解开暗室之谜。

       我灰头土脸,卷铺盖搬回铁工班宿舍。陈泉问我出甚么事了。他是来自农村的扳金工,是我的铁哥儿们。可很难说清来龙去脉。陈泉叹了口气说:我知道你好这个——读呀写呀,可这都啥年头啦?别往枪口上撞。我嫌烦,往外挥挥手,他哼着黄色小调走出门。

       我每天继续打铁。在铁砧上,阎师傅的小锤叮当指引,而我的十四磅大锤忽快忽慢,落点不准。他心里准在纳闷,但不闻不问。保卫组的人整天在铁工班转悠,跟师傅搭话拉家常,偏不理我。

       下了班,我忙于转移书信手稿,跟朋友告别,做好入狱准备。我去找彭刚,他是地下先锋画家,家住北京火车站附近。听说我的处境,二话没说,他跟他姐姐借了五块钱,到新侨饭店西餐厅,为我临别壮行。他小我六七岁,已有两次被关押的经验。席间他分析案情,教我如何对付审讯。皮肉之苦不算甚么,他说,关键一条,绝对不能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新侨饭店门口分手,风乍起,漫天沙石。他拍拍我肩膀,叹了口气,黯然走开。

       那年我二十六岁,头一次知道恐惧的滋味:它无所不在,浅则触及肌肤——不寒而栗;深可进入骨髓——隐隐作痛。那是没有尽头的黑暗隧道,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我甚至盼着结局的到来,无论好坏。夜里辗转反侧,即使入睡,也会被经过的汽车惊醒,倾听是否停在楼下。车灯反光在天花板旋转,悄然消失,而我眼睁睁到天亮。

       几个月后,危险似乎过去了。危险意识是动物本能,不可言传,但毕竟有迹可寻:保卫组的人出现频率少了,见面偶尔也打招呼;政局有松动迹象:电影院上映罗马尼亚电影;女孩们穿戴发生微妙变化,从制服领口露出鲜艶的内衣。

       我决定动手修改《波动》。首先是对初稿不满,不甘心处于未完成状态。再说受过惊吓,胆儿反倒大起来。在家写作,父母跟着担惊受怕,唠叨个没完。我跟黄锐诉苦,他说他大妹黄玲家住十三陵公社,正好有间空房。

       我走后门开了一周病假,扛着折叠床,乘长途车来到远郊的昌平县城。黄昏时分,按地址找到一个大杂院,跟门口的男孩打听。他刚好认识黄玲,为我领路,穿过晾晒衣服被单的迷宫,直抵深处。黄玲和新婚的丈夫刚下班,招呼我一起吃晚饭。隔几户人家,他们另有一间小屋,仅一桌一椅,角落堆放着纸箱。支好折叠床,我不禁美滋滋的:天高皇帝远,总算找到「世外桃源」。

       没有窗帘,很早就被阳光吵醒。在桌上摊开稿纸,我翻开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电影剧本《卡萨布兰卡》。这本小书借来多日,爱不释手,对我的修改极有参考价值,特别是对话,那是小说中最难的部分。

       我刚写下一行,有人敲门,几个居委会模样的人隔窗张望。我把稿纸和书倒扣过来,开门,用肩膀挡住他们的视线。领头的中年女人干巴巴说:「我们来查卫生。」无奈,只好让开。她们在屋里转了一圈,东摸摸西动动,最后把目光落在倒扣的稿纸上。那女人问我来这儿干甚么,答曰养病,顺便读读书。她抚摸稿纸一角,犹豫片刻,还是没翻过来。问不出所以然,她们只好悻悻走了。

       刚要写第二行,昨晚领路的男孩轻敲玻璃窗。他进屋神色慌张,悄悄告诉我:刚才,我听她们说,说你一定在写黄色小说。他们正去派出所报告。你快走吧。我很感动,摸摸他的头说:我是来养病的,没事儿。还得谢谢你了,你真好!他脸红了。给黄玲留下字条。五分钟后,我扛着折叠床穿过院子,仓皇逃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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