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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亏年轻

发布: 2009-4-17 07:21 | 作者: 陈丹青



──回想七十年代

一九五三年生于上海。七○年至七八年辗转赣南苏北农村落户,期间自习绘画。七八年入中央美术学院,八○年毕业。八二年至九九年定居纽约,自由职业。二○○○年至○六年任教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现居北京,自由职业。作品《西藏组画》等,业余写作,出版《纽约琐记》、《多余的素材》、《退步集》等。
       
       一九七六年秋初,我以知青身份有幸被西藏自治区「美术摄影办公室」——文革期间各省唯一的美术机构——借去画画,同行者另有南京艺术学院老师陈德曦和王孟奇。九月一日到拉萨,我们落宿幸福东路十二号二楼,短暂的高原适应后,天天散在街头画速写。
      
       九月九日午后,我们正收拾画具,负责安排活动的「美影办」主任屠思华上楼进屋,并不看着我们,说:「这样子,下午不出去了。四点钟电台有重要广播。」旋即离开。
      
       我们各自坐下,忽然好安静。那么,是毛主席死了。
      
       活在一九七六年的人明白那是怎样一种感觉,那是怎样的一年。元月周恩来殁,仲夏是朱德的死,「人心惶惶」,不准确,那年,人心是在默然等待,暗暗地猜.....拉萨阳光猛烈,我记得屋里的静,三个人刻意扯些别的话题,闪避目光,不敢对视,抑制嘴角的痉挛,只怕猝不及防,笑出来——「那一瞬间,他没有能够使他的脸色适应于他的过失.....他的面孔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然浮现了他那素常的,因而是痴愚的微笑。」《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这样描写阿卡谛维奇偷情后被妻子发现的一瞬。不合时宜的表情!文革翌年家里接到一封报丧的信,是父亲有位老同学干校猝死,我先拆看了,递给父亲时,也曾忽然发笑,其时十四岁——一九七六年我满二十三岁,已知事关重大,然而九月九日下午我们竭力抑制的正是托尔斯泰捕捉的那种笑,虽则理由大异,但何其危险:笑是可怕的证据,门虽关着,三个彼此信赖的人,可是一笑之后怎样收场?说甚么?说甚么都不宜。
      
       确凿的经验无法确凿描写,我确凿记得那天下午怎样吞咽有罪的笑意,同时心生恐惧。四点钟到了,一遍又一遍的哀乐、回放,那些年城乡遍布高音喇叭。几天后,拉萨广场庞大的葬礼,万人默哀,所有警报汽笛齐声鸣响。今年,汶川地震再度全国举丧,我伫立街头,从风中肃然辨听远近四外的机械哀鸣,想起三十二年前。三十二年后,此刻我斗胆写出当年的真实,就是:我们等待最高领袖逝世的这一天,等很久了。
      
       此后我不再目击千百人颠扑号叫的壮观。葬礼中陆续有人昏倒,被抬出行列。那年十月我画成的大油画便是一组痛哭的脸。这万民痛哭的理由,是大悲痛、大忧患、大解脱,或者,仅只因为恐惧,因恐惧而趁势放声一哭。我确知人民哀伤,我同样确信,那时,许多人,包括中南海诸公,都在暗暗等待终结的一刻,只是没人知道此后中国将会上演甚么剧情.....当我混在挤挤挨挨的葬礼行列中用力低垂头颅,周围数百人的号哭一阵阵如爆炸般轰鸣,怎么办?那些年我为种种理由感伤泣涕,可现在只剩几个人便轮到我上前鞠躬,眼中还是没有泪,怎么办,我绝非无动于衷,但此刻必须痛哭!疯狂搜索悲酸的记忆,忽然想起「美影办」资料中一幅老照片,是当纳粹占领巴黎,有位街头观看的法国绅士被屈辱扭歪胖脸,老泪溢出.....一阵眼热,下腭趁势抽搐,几秒钟后,我成功地哭起来。
      
       演员。罗拔.狄.尼罗曾主演一位嗜好歌剧的黑帮教父,他的手下潜入剧场悄声通知:警长已被击杀。正为咏叹调感动而泪流满面的狄.尼罗在哭的抽搐中,裂嘴笑了,同时继续痛哭。我又曾读到于是之的自白,他说,每当在《茶馆》第三幕规定情境流下泪来,
      
       他就心中默念:「没演砸、没演砸」。我岂是演员,大葬礼那天的急不择泪绝对不是表演、不是假装,当然,诸位,我也不是真的在哭:哭毛泽东。
      
       这篇文字被指定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九年,描述「七十年代」。其实,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之后,在中国,「七十年代」已告终结。此后数年,全国上下的百般骚动不过是为八十年代开始了种种铺垫和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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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忆述三四十年前的往事,其实难。记忆是内心的「视像」,封存无为;回想,则近于「思考」,不安份,试图有为了;一旦转成文字,被人读,就有要人相信的意思了。
      
       我爱读各种回忆文字,然而苛求。近年读过的最平实的回忆文字竟是上下卷《吴法宪回忆录》,一五一十,充满细节——那不是在回忆,而是如获罪的共产党人,「老实交代」——譬如他被逮捕的场景若不写出,谁能想像呢:先是他与黄、李、丘几位被带进人民大会堂,一排藤椅,每把藤椅后站一位「彪形大汉」,不久周恩来、叶剑英等老总鱼贯进入,宣布停止各人职务:「给你们每人找了一个地方,好好反省。」此下吴法宪写道:
      
       周恩来又对我说「你把空军搞成这个样子,你不要出问题啊,会给出路的。」我明白周恩来的意思,是叫我不要自杀.....周恩来说:「你去吧」,然后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三人和我紧紧握手,让杨俊生把我带了下去。
      
       这一幕哪像是现代政治?帮派才如此处理人事,地点在国家殿堂:「紧紧握手」!然后吴法宪开始了不断变更地点的漫长囚禁。
      
       党政人物的回忆,千般机密,牵动亿万人,而亿万人浑然不知。一九七一林彪事败,我正从江西回沪,赖着,混着,忽一日,与数百名无业青年被居委会叫到静安区体育馆聆听传达。气氛先已蹊跷,文件又短,念完,静默良久,居委会头目带领鼓掌,全场这才渐次响起由疏而密的集体掌声。散场后我们路过街头某处宣传橱窗,群相围看一幅未及撤除的图片:那是江青上一年为林副主席拍摄的彩色照片,罕见地露出统帅的秃顶,逆光,神情专注,捧着毛选。
      
       那年月没有任何电影海报或商业广告,所有公开的图片都是党政首脑。众人凑近细看,一声不响,然而那一刻人心的幡然突变,尤甚于几年后毛的死亡:毛总会死的,可谁曾想林彪谋乱,且是这种死法。后来内部传阅飞机在蒙古失事的黑白照片,人民赫然目睹统帅被烧焦的头颅和肉体,形同煤炭——那是林彪在公众记忆中的最后图像。
      
       我是依赖「观看」的动物。倘若不给我「看见」,记忆失去依凭。景物,人事,如今七十年代的生活遗迹几乎消逝尽净,到处变样了。标志性宏大建筑如天安门城楼、人民大会堂,都还在,「四五」、「六四」全在这里发生,但周围新楼阻断了完整的七十年代景观——「祖国大地」也被大肆猥亵、践踏、整容了,除非是我落户的穷乡僻壤,荒山溪流不值钱,总不至拆毁吧。常听说老知青结队回到曾经流放的省区,我知道,非得哪天沿着昔年的山径一程一程走回去,站在山脚、村口,这才可能给我的眼睛找回「七十年代」。
      
       那十年有限的电影、图画,无一给予七十年代的日常真实,直到九十年代初终于看了那部文革中被声讨的意大利纪录片《中国》(ChungKuo–Cina,1972)。导演,老共产党员安东尼奥尼,二○○四年被请到中国,重申自己当年的委屈。我也现在明白,为甚么西方左翼尊敬欣赏红色中国,可是他们来过,走了,在中国的生存者,是我们——我盯着看,很久难以接受这就是记忆中的七十年代,但每一影像对我说,承认吧,你就在这如蚁的人流中。灰色的人流。到处空旷贫瘠,城市,乡村,因为荒败,居然尚称洁净,简直优美。在北方一座村落中,镜头所及,村民争相走避,同时回看镜头。我找不到词语形容那眼神,因久在国外,九十年代我亦不免习染了他者的目光,凝视这幅员辽阔的前现代国家——我的前半生——片尾,一群乡村小学生在操场上列成方阵玩跑步接力赛,大太阳照着,贫穷而顽强,如我落户的荒山中那些石粒和野果般粗韧。
      
       这一幕,确曾捕捉了整代人的无知与生命力。《中国》是我迄今所见唯一逼真纪录七十年代的影像:一位外国人的作品。
      
       七十年代被指令观看的大量官方纪录片,倒也留存部分真实:毛、林、周,江青,红卫兵,批斗会,誓师大会,还有庞大的党代会......影像比文字无情,无情才能真实:年代久远,这些电影不再能够行使党政宣传而俨然转成历史的证据,而时间改变同一影像,改变人。四十多年前瞧着天安门广场千万人仰望领袖,欢呼雀跃——一九六六年,中国的七十年代其实从那时开始——我们,十几岁的孩子,以为理所当然。如今平静目睹这光天白日的疯狂,我们长大了。人需要年龄。现在我瞧着周恩来的脸,这才读出他的表情,明白他虽笑着,心中何其警策而焦虑。黎明曙色中,当身穿军装的毛泽东被团团簇拥走下金水桥,断然步入沸腾的广场人群,这一刻,镜头摇晃模糊,我也能读到这个曾叫做毛润之的人——仅仅作为一个人——正怀抱心中的决绝和庞大阴谋,决定挥霍亿万人性,闯开这历史的弥天大祸。
      
       镜头没有偏见,但当年我们读不懂,如同盲人。
      
       印象最深是外事纪录片,那是七十年代绝无仅有目睹外国人的机会。各国首脑照例被周恩来陪伴着进入那间书房,毛摊在他的沙发上,困难地转侧脸面,收蓄口水。自幼及长,我们年年月月在所有图像中逾万次看这张脸,他是唯一的明星,超级明星——很久以后,我们也才知道扶持他的女子名叫张玉凤——但这类电影一律关闭领袖与宾客的对话,只有配音解说,还有音乐,与七十年代猛烈叫嚣的革命音乐不同,这种配乐亲和、优美,我喜欢听,至今没有文献告诉我音乐作者是谁。
      
       在电影院的黑暗中我总会闪过一念:他还要活多久?
      
       进到那间书房的国家元首都死了:戴高乐、尼克松、铁托、金日成.....布托死于绞刑,齐奥赛斯库被好几条枪扫射毙命,马柯斯暗杀政敌后,携夫人流亡夏威夷,客死异邦。那年,八亿人民从电影屏幕目击毛在寓所的过道中与客人拍照时,捉起马柯斯夫人的手,俯嘴亲吻。夫人身边的公子典型七十年代西方装扮:蓄长发,穿着腰身紧窄领口夸张的白衬衫,虽然他是亚洲人,但那是我文革记忆中与我同龄的外国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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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仍留存着七十年代的中山装,因为件数少,终年穿着,洗到发白。如今男人们学会穿西装了,偶然看见零星来自乡镇的老人、穷汉、乞丐,一身中山装,辗转尘埃,甚至还戴着那时的干部帽,破旧不堪。我曾在哈佛大学听赵元任女儿说,海外华侨最是记得一九七二年中国首次出席联合国会议,美国电视播出乔冠华率团走下飞机,一律黑色中山装:「好精神啊,那真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近年,京城好几处豪华餐馆僱来导引宾客车位的英俊青年,寒夜风中,倒是个个穿着笔挺的中山装:那已成了仆役和下人的体面。
      
       除非县干部,七十年代的乡民装束大致仍是民国款式的遗风:文革初大串联,上海街头走过成群的北方红卫兵,来自鲁、冀、晋、豫,黑粗布棉袄,圆口棉鞋;江南农夫则如鲁迅茅盾小说改编的电影中那样穿着传统短褂,农妇们一身青布衫裤,蓝围裙,入冬,个个裹着綉满彩花的头巾;赣南山民是如清末图画中的耕夫,粗布短打,元宝领、盘扣、窄袖,只是溃烂污浊,不成形状——现在成衣批量倾销,电视中瞧见汶川震区乡下孩子的衣装,个个无异于城里人,而九十年代从江西乡下走出的女孩吕燕,早已被法国人捧为着名时装模特了。
      
       那时的成衣业十分有限,仅在大城市。七十年代上海人的夏装经已流行「的确凉」,春秋衣料大致是卡其布与混纺织品,冬衣,则包括棉毛衫、羊毛衫,绒衣出现高领——深秋风寒,在坡地或谷场,农家老少围拢来,显然从未见过细密编织的绒衣,他们轮番抚摸,喃喃地说:「多软,多暖和!这么好的东西!」山民们甚至连鞋袜也没有,为了御寒,不过是单衣外再穿一件同样破烂的单衣,拦腰捆着草绳,双手擎一枚小炉,炉中是温热的灰烬。我不记得哪位山民穿过中山装,也不记得在农家见过像样的棉被,多半絮花纍纍,经年的破烂,不辨颜色。
      
       我所在宁都县是老红区,村中有老农见过项英和瞿秋白。四次反围剿战事均在县内的深山老林:「林子密得瞧不到天啊,老虎,野猪,」老人们回忆:「大跃进,老树全砍了,现在连个獐子都找不见。」三十年代他们也这般赤贫么?很久后我才读到在苏维埃地区发生甚么:数万人被认作「AB」团成员,在我落户的区域被砍杀,被活埋。一九三四年,成千上万赣南红区的壮丁跟随长征,一路死伤,活着走到延安的人有于都县农民黄永胜,还有兴国县人吴法宪。
      
       贫贱、暴力,已成遗传:从三十年代的苏维埃到五十年代土改,再到文革事起,除了批斗,游村,便是毒打。村长张万策那张脸,畜生般野蛮而温顺,对我说,文革时他被公社派来的土红卫兵吊在屋梁上彻夜痛打,不给吃饭,不给喝水。我们惊讶,贫农干部被吊打?张老叔叫道:「是啊!革命嘛!」随即解开腰上的布条,缠绕双手,作出被吊打的姿势,同时朗声暴笑。
      
       歇晌了,也是万策老叔,重重叹一口气,绽开惨笑,狰狞而善良:「你看,解放前给地主做,三餐干饭,尽吃,现在谁都吃不饱啊!」他环顾村人,快乐地吼道:是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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